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愎螅�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太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

【秋凉】

10月10日那天，恽毓鼎访友，收信，晚上赴一个饭局。在饭局上他听说七天前四川的嘉定府、雅州府相继失守。恽毓鼎很相信谶讳之学，他觉得今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只不过，他以为这天象应在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四川。

恽毓鼎对于朝廷处置四川事变的举措一直颇为不满，9月18日，他在日记里数落朝廷张皇失措的表现：“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朝廷把能调的人都调了个遍，还是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恽毓鼎认为是“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吴宓已经融入了清华的“洋学堂”气氛之中。他参加了英文演说会，10月10日这天正好有活动，他讲的题目是“How　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创造我们未来之生活），会后投票，吴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广总督瑞澂派入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已经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一路向西的钦差大臣端方，不断直接或通过盛宣怀向郑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帮助平靖川事，一会儿说“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一会说“在宜昌专候”。郑孝胥颇有些不胜其烦，有几封端方来电，干脆不译，他是决不肯去蹚四川这道浑水的。

10月10日，郑孝胥去前门西站送他的随员李宣龚回湖北。之后仍是一连串的访友。最近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边的商务印书馆、大豆公司也牵扯着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参与讨论的政制大纲，进展颇为缓慢，但主旨很明显：分权。各省督抚由内阁任命，督抚对内阁负责，督抚拥有对地方官吏的任命、监督权力，可以节制巡防队，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员，道这一级官制基本取消。关、盐、粮、河这些独立的官制系统，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晓武昌事变的，当然还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郑孝胥。10月11日，他就从不同的渠道闻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气连枝，他身为湖南布政使，家眷还留在长沙，武昌一乱，难保不波及湖南，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怀电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载泽表示，盛宣怀今早已入宫应对，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郑孝胥能帮他参酌应对之策。郑孝胥提了四点：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13日，郑孝胥登门求见盛宣怀，府里说盛大人一早入宫，还未出来。郑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门找别人打听消息。外间纷纷传言“长沙有变”，有人还说得绘声绘色：同事里有湖南人，已得到家里电报，说省城被革命党攻陷，家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说的人多了，郑孝胥“虽不遽信，亦颇震动”。这一天，还有人传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被焚，芜湖也发生事变，等等。

郑孝胥跑到前门西站，大概想从来往旅客那里打听一些消息。不料车站寂无一人，只有二十余辆军用专列开拔。另外，就是两队禁卫军开入正阳门。夜里连月色都没了，北京气氛一变为肃杀惊怖。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凉，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气一样冰凉。

好在夜里得到长沙来电，称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有电报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党入湘。告诉郑孝胥这件事的，是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

恽毓鼎10月11日午后赴天津办事。晚上住进旅馆后看报纸，还只知道四川叙州府（乐山）失守的消息。他内心替朝廷着急：川事糜烂至此，为什么还不肯罢斥赵尔丰？难道四川就不要了么？想起在火车上看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益发觉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儿子快信，才知道这刀兵之象应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军赴援。他儿子宝惠正是在荫昌手下当差，少不得随同出征。这一下，武昌事变也就与恽毓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日，恽毓鼎回到北京，见到即将出征的儿子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从宝惠那里他听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汉阳失守，铁厂、枪炮厂都已落入革命党手中。在恽毓鼎看来，最可恨的无疑是湖广总督瑞澂，听说他半个月前就已经将眷属全部送回京师，还运载了多年受贿所得，分明已经打算好了要逃离武昌这个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听说有革党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铺盖搬到楚豫号兵轮上，白天在总督署办公，晚上住在兵轮上。10月10日一听到枪炮声，瑞澂立即逃上楚豫号，属员们自然作鸟兽散，让革命党毫不费事就占领了武昌。恽毓鼎恨恨地写道：“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吴宓10月12日晚上看报才知道武昌事变。前两天他一直在抱怨清华学堂选拔留美学生不公，选择班长舍长不公，管理学生亦不公，这时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华园外的中国：“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

13日，报纸腾传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郑孝胥去火车站，发现车票确实只卖到黄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断。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终于爆发了。政府下令各报，禁止刊载各省乱事，这反而为谣言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远在清华园的吴宓，都能感受到“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谣传长沙、广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乱氛愈炽，连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华学堂原拟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举行秋季开校仪式，如今学部通知延期，可见情势紧急。

恐慌其实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吏们的信息渠道最多，谣言也传得最多。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大批京官携亲带眷，涌往前门车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这一来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挤兑现银，银行银号经受不起，只得关门。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