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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养生治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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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贡献。黄帝有两个医臣,一个是岐伯,一个是雷公。岐伯善于经方治病,雷公长于针灸祛疾。他们君臣三人经常在一起深入研究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考察五气变化的规律,分析阴阳转化的特点,洞悉人类生老病死的过程,探寻治病祛疾的药物和方法,然后以君臣问答的方式写出医学巨著——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典籍《黄帝内经》。
中国医学的始祖自然当首推神农、轩辕等。中医学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融合了贵人贱物的思想传统,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仁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一书的序言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又从医德的角度提出了三条具体原则:
一、治病必须具备仁爱之心,淡泊名利。凡行医者必须像古代良医那样,潜心研究医术,消除任何物质欲望和名利奢求,怀藏大慈恻隐之心,以救死扶伤为神圣职责,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解救病人的危急。决不能凭着一技之长,醉心于索取钱财。
二、治病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如果有患者前来求治,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恩怨亲疏、华夷愚智,都应像亲人一样热情对待,诚心救治。决不能嫌贫爱富,偏心偏向。
三、治病应不辞艰辛,急病人之所急。救死扶伤过程中,不能瞻前顾后,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应当将患者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不论道路险恶,不分昼夜寒暑,不管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决不能拖延慢待,敷衍了事。
孙思邈认为,一个医师只有从这三个方面严于律己,才可能成为真正以人为贵的苍生大医。反之,则是人类的巨贼。
这些原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概括,又是对历代良医经验的总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良医莫不如此,流传至今的关于董奉“杏林春暖”的故事,就颇有代表性。
三国时期,江西庐山隐居着一位名叫董奉的医生。他对求治的患者,不论疾病轻重,从不拒绝,并且在医治过程中不取分文,但对病愈后前来酬谢的人却有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根据来者原来病情的轻重,让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植数目不等的杏树。病轻的人种一株,病重的人种五株。数年之后,董奉隐居之处竟然杏树成林,郁郁葱葱。早春时节,杏花盛开,春色满园。初夏之际,杏黄大熟,硕果累累,清香扑鼻。每当杏熟时,他在林中的谷仓里设一器具,张榜通告过往行人,有欲买杏者,可按规定,一器谷换一器杏,自行取去,不必通报。对于所换得的粮食,董奉不是用来发财致富,而是除留下自己的口粮外,绝大部分用于接济贫困孤寡和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行旅不逮之人。
董奉这种以人为贵、治病救人的生动事迹,为人们交口称道。随着董奉美名的传扬,杏林的佳话不胫而走,遍及天下。“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春满”、“杏林望重”等等,成为古今病家借以表达对医家感激和尊敬之情的共同语言。古今许多医家则以“杏林”自励,以致出现过一些以杏林命名的医院、药房和医学团体,诸如杏林医院、杏林堂、杏林学社等等。
从“尝百草”到“杏林春暖”,再到当代盛赞的“白求恩精神”,这其中虽然间隔着千百万年,但是“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国医学始终一贯的宗旨,也是中国历代良医奉行不悖的最高道德准则。
◎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古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生自古就是一项极为崇高的职业,今人更称其为“白衣天使”。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击,医德已经逐渐不为“天使”们所重视,救死扶伤的“天使”变成谋财害命的“恶魔”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说,当今为医之要不仅在其医术高超,更在乎医德高尚也。因为对于少数无德之徒,其医术愈高,害人也愈深,病人遇见他,说其是身披白衣的恶狼,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人说,医德缺失的根源依然乃钱字当头,若要名医高手执刀,先得“红包”开路;医生为捞得暗中回扣,不问病人病情,只管以大处方侍候……医界恶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着实是令病人谈医而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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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1)
远古时代,慑于自然力的威胁,先民们被神秘恐惧笼罩着,几乎是一个巫术的世界。无论是战争,是人事,还是生活,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无不蒙上巫术的阴影。
但是,在军事领域里,荒诞不经的符咒逐渐被人们识破。兵学家孙武从无数历史事实中清楚地看到,战争是力量的拼搏,智慧的较量,最终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取决于神的护祐,提出了“禁祥去疑”的主张。
“祥”是古代祸福吉凶预兆的通称。“禁祥”,即不得以占卜问筮等各种迷信活动疑惑人心。而且,他还要求将帅侦察敌情时,“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应取于那些了解敌情的人,因为战争的胜负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军民的生死。
同样,医学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与生死,在医学产生与发展之初,排除迷信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这样写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至德,就是指医学理论;至巧,是言针刺、砭石等治疗疾病的技术与措施。“不可与言”,表明医学科学与迷信鬼神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势不两立。
战国时名医扁鹊,“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他医术高明,专心致力于为群众治疗疾病,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声名远播。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特为他立传。因此,扁鹊是我国正史中第一位有传的医学家。他曾提出“六不治”的原则,其中明确宣称“信巫不信医不治”,这对当时的有神论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史记?扁鹊?仓公》中记载着一则颇为有趣的故事。一次扁鹊路过虢国,听说虢国太子病死已有半日,大臣们别无他法,只是祈祷,请求神仙让太子转世回生。扁鹊即往王宫探视。在问明发病情况后,扁鹊说他能让太子起死回生。一个名叫中庶子的大臣对扁鹊说,“我听说古时为医的俞跗,能按治脑髓,持取膏肓,令死人复为生人,你难道有他那样的技法吗?”扁鹊回答说:“……子以吾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中庶子闻言入禀国王。虢君大惊出见扁鹊,说:“吾儿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蹶”,并没有真死。虢国君主抱着一线希望允许扁鹊医治。扁鹊便立即着手救治。他先命一弟子给太子针灸三阳五会穴,过了一会儿,太子便慢慢苏醒过来。他又命另一弟子用药物热敷,熨帖病人两侧胸胁部,太子终于慢慢坐起身来。接着,扁鹊根据太子的康复情况,每天让弟子给太子按摩、煨汤药。二十多天后,太子终于恢复了健康。众人纷纷称赞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越人(扁鹊之名)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汉代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进一步发展了扁鹊的思想,他《伤寒论》中说:今世的许多人,不大留心医药,不去深入研究医术,以便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厄,中保自身健康,而是竞相追逐荣华和权势,企求成为大权在握的豪门贵族,因而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如此弃本求末,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结果必然是既不能爱人知物,也不能珍惜自己。一旦遇上风邪之气、非常之疾便无法抵挡,当病患在身时方才震惊。然而由于平时对医学无知无识,此时便一心企求巫祝祈祷。将百年之寿命,宝贵的生命,委付于巫医,任其摆布和玩弄,自己却只能暗自悲叹。至于身死之后,变为异物,被深埋进土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荣华富贵呢? 。。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2)
这些饱含唯物思想的言论,既针砭了重名利、轻养生、弃本求末的时弊,又揭示了信巫不信医的恶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这些观点也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平时即使没有患病,也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医学基本常识,以便有意识地调养身心健康,一旦有疾也便于主动与医生配合,增强医治效果。
◎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生与巫师都是同一种身份,医学与迷信的较量从来没有断过,特别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所谓“大疫”期间,其较量也就更加直接。
“大疫”即是大面积的疫情,一般为恶性传染病,随之而来的,常常是人口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田地荒芜,经济衰退。在古代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对付这种“大疫”。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于鬼神。于是古代就有所谓驱除疫鬼的仪式,也有向神灵祷告的祭礼。儒经《礼记?月令篇》说,人们假如不按上天的意志办事,该秋天办的你春天就办,就有大疫发生。所以在汉代,即使大科学家张衡,在一次大疫来临的时候,也要求当时的皇帝,要“取媚神祇,以求多福”。一般的臣子,则往往依据当时的礼仪,要求皇帝检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不合天意的地方,以修饬自己的德行,平息上天的愤怒。
祈福之后疫情就会好转吗?当然不会。因此,后来的医学就逐渐脱离巫术,独立门户,并且与巫术进行较量和斗争。汉代以前,我国医学已经有了分科,著名医学家仓公认为:“信巫不信医”,是疾病不能痊愈的六大原因之一。仓公的话,成为后世医生们的格言。
在汉代,人们虽然相信大疫是上天降祸,但在大疫期间,医药仍旧是对抗大疫的主要手段。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赐棺木”;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建宁四年,“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自汉代以后,每逢大疫,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督导医疗,已经成为常例,求神活动已经少了很多。到了唐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在谈到《礼记》中大疫是上天降祸的内容时说,这不过是那些巫婆神汉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教导。此后的历史记载,虽然遇到大疫,民间求巫拜神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神巫不断露丑丢脸,往往成为有识之士嘲笑的对象。元末明初思想家谢应芳在《辨惑编》中说,天历年间大疫,家里人和亲戚们都病倒了,但他们“务求医药,不事祈祷”,后来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几乎都死掉了。巫婆神汉们自己的死,就是对巫术效果的最好说明。于是陶宗仪问道:“然则俗巫岂足恃乎?”
明代俞森作《荒政丛书》,对付大疫,被列为重要的一条政策。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人们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办法。明代副都御史虞谦在督运木料时,民工中大疫流行。他令民工“散处之”、“疫遂息”。这是简单的隔离措施。
用医药对付大疫,在第一线的当然是医生。南宋初年,在著名的海州抗金战役中,战士中发生了大疫。名医王克明当时在军中。由于他的及时治疗,“全活者几万人”,即差不多有一万人。
古人也不断寻找着对付大疫的方法。明朝末年,医生吴有性根据自己长期在疫区工作、治疗病人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温疫论》。
总结两三千年中我们的前人和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惟一可信的就是医学,对付疾病只能靠医学。而所谓靠医学,不是说依靠以前的医学结论就够了,而是说,靠医学那经过千百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寻治手段。这是前人付出了多少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教训,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格言。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
“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任将而闻名的汉高祖刘邦的名言。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说得更明确:“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明太祖宝训》)打仗要选将,是因为战场之上有良将,也有庸将。秦赵长平之战中,因为赵王选将不当,任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赵军惨败长平,险些亡国。又比如,三国时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也因为选将不当,任用“言过其实”的马谡,招致街亭失守,使得蜀军很有希望取胜的攻魏战争无功而还。
选将之所以重要,因为实际生活中有良将与庸将之别。同此道理,择医之所以重要,也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良医与庸医的存在。对于择医治病,古人感慨甚多。明朝顾炎武说得好:“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日知录》)现在,医学虽然已很发达,但是浪荡里巷骗人钱财的江湖医生也不少见。
例如,有一患者,初秋之时,忽然觉得战栗恶寒,身体发热,并伴有咳嗽,找一江湖医生治疗。江湖医生用表散之药治疗后,不但没有疗效,身体还日渐瘦弱。进入冬天后,又加服人参、白术补剂,转觉昏昏欲睡,不思饮食,浑身乏力,泻痢不止,生命处于垂危状态。患者亲属只好将其送往医院,经医生及时抢救和治疗,患者才脱离危险,逐渐恢复健康。此案中的江湖医生,见病人有寒热,即疑其为外感,随意用发散之药治疗。在病人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又疑其为虚损,而采用补益之药。其整个治疗过程中,既不究病因,又不辨病情,几乎将患者活活治死。
遇上这种庸医,倒不如不治。常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等水平的医治)”,因为不少疾病可以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慢慢康复。这虽然给自己带来一些病痛的煎熬,但总比碰上庸医,把小病弄成大病,甚至一命呜呼要强得多。所以,《折肱漫录》说:“欲求速效,而轻用医药,为病者所忌。药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医,不如不药。不药而误也悔,药而误也亦悔,然不药之悔小,误药之悔大。”当然,这不是说不及时求医早治,而是说比找江湖医生要好得多。
江湖医生古今都有,君不见某处墙角或电线杆上那些“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花花绿绿的招贴,皆是江湖派所为。一名八岁癫痫病患者,吃了那里的“秘方”,癫痫病未见效果,反而增加剧烈腹痛。病家只得改弦更张,到医院请专家诊治。结果发现,小患者因服“秘方”,已受到严重铅中毒损害。这正像《黄帝内经》所批评的:“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江湖医生危害虽然不小,但其人数毕竟有限,而作为职业医生,则应该对技术精益求精,以防发生误诊、误治。
例如本作者曾收到一份从湖北省某地寄来的病历,一位19岁的姑娘因为心烦失眠、急躁易怒而不能学习和工作,在其当地一直以“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诊断和治疗而效果不好。经过仔细察看这份病例的全部材料,诊断为“癫痫病、精神运动型发作”,遂给予相应中药治疗,五个月后症状显著缓解,而能参加正常学习。
对于患者,固然不能病急乱投医,对于医生,则应当继承古代重视医德医术的优良传统。清代医学家吴塘告诫道:“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温病条辨序》)
◎“庸医”
“庸医”之说到底从而何来?庸医自古有之,一说是“胡乱断病”;一说是“乱*方”;还有一说是“马大哈”,粗枝大叶,如把纱布剪刀留在病人腹腔内,等等。但断病不准和开药不对症不仅是庸医有,不是庸医可能也会有。因此,还需对庸医作一番考究,以便更准确地辨认。
大凡庸医都懂一点草头方,如柴胡、川芎、甘草、百合之类,也懂得一些望、闻、问、切的断病手段,一点都不懂成不了庸医,毕竟庸医也是医。但庸医大都没有自知之明,总以为自己懂得很多。
庸医害人不浅,或谋人钱财,或误人性命,因此必须警惕。怎样防止庸医害人?患者应增强识别能力,不找庸医看病。庸医治人疾病,弄不好会害人性命,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弄不好也会有所耽误。如不称职的老师会误人子弟,不称职的工程师会做出“豆腐渣工程”,歪嘴的和尚会把经念歪。因此,三百六十行都应警惕庸医式的人物。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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