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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和谐人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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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宗：脏。不讲公德，乱扔垃圾。拙文《公德（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宗：吵。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餐厅中，在饭店里，大声喧哗。
第三宗：抢。不守规则，不讲秩序，干什么都要抢先。
第四宗：粗。不懂起码的礼貌，不会说：“谢谢！”、“对不起。”
第五宗：俗。在大饭店吃饭时，把鞋脱掉，赤脚坐在椅子上，或盘腿而坐。
第六宗：窘。穿戴不齐，令人尴尬。穿着睡衣，在大饭店里东奔西逛。
第七宗：泼。遇到不顺心的事，不但动口骂人，而且动手打人。
以上七宗，都是极其概括的。因为，细说要占极多的篇幅。不过，我仍然要突出一“宗”，这就是随地吐痰，我戏称之为“国吐”，与“国骂”成双成对。这是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痼疾，屡罚不改。现在也被输出国外，为中国脸上抹黑。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想改变以上几种弊端，是长期的工作。国内尚且如此，何况国外。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停止出国旅游。出国旅游还是要继续的。能否采取一个应急的办法：在出国前，由旅游局或旅行社组织一次短期学习，把外国习惯讲清，把应注意的事项讲清。或许能起点作用。
2002年5月30日
（四）
已经写了三篇《公德》，但仍然觉得不够。现在再写上一篇，专门谈“国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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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3）
随地吐痰这个痼疾，过去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记得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谈到旧时代中国照相，常常是一对老年夫妇，分坐茶几左右，几前置一痰桶，说明这一对夫妇胸腔里痰多。据说，美国前总统访华时，特别买了一个痰桶，带回了美国。
中国官方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很多年以前，北京市公布了一项罚款的规定：凡在大街上随地吐痰者，处以五毛钱的罚款。有一次，一个人在大街上吐痰，被检查人员发现，立刻走过来，向吐痰人索要罚款。那个人处变不惊，立刻又吐一口痰在地上，嘴里说：“五毛钱找钱麻烦，我索性再吐上一口，凑足一元钱，公私两利。”这个故事真实性如何，我不是亲身经历，不敢确说，但是流传得纷纷扬扬，我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北大动员群众，反击随地吐痰的恶习。没有听说有什么罚款。仅在学校内几条大马路上，派人检查吐痰的痕迹，查出来后，用红粉笔圈一个圆圈，以痰迹为中心。这种检查简直易如反掌，隔不远，就能画一个大红圈。结果是满地斑斓，像是一幅未来派的图画。
结果怎样呢？在北京大街上照样能够看到和听到，左右不远，有人“吭——咔”一声，一团浓痰飞落在人行道上，熟练得有如大匠运斤成风，北大校园内也仍然是痰迹斑驳陆离。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英勇善战的民族，我们能够以弱胜强，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外敌和国内反动派，对像“国吐”这样的还达不到癣疥之疾的弊端竟至于束手无策吗？
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来，国际旅游之风兴。“国吐”也随之传到国外。据说，我们近邻的一个国家，为外国游人制定了注意事项，都用英文写成，独有一条是用汉文：“请勿随地吐痰！”针对性极其鲜明。但却决非诬蔑。我们这一张脸往哪里摆呀！
治这样的顽症有办法没有呢？我认为，有的。新加坡的办法就值得我们参考。他们用的是严惩重罚。你要是敢在大街上吐一口痰，甚至只是丢一点垃圾。罚款之重让你多年难忘。如果在北京有人在大街上吐痰，不是罚五毛，而是罚五百元，他就决不敢再吐第二口了。但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耐心的教育，不厌其烦地说明利害，苦口婆心。二是要有国家机关、法院和公安局等的有力支持。决不允许任何人耍赖。实行这个办法，必须持之以恒，而且推向全国。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国吐”这种恶习就可以根除。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2002年6月4日
禅趣人生（1）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女士给我来信，说要编辑一套“禅趣人生”丛书，“内容可包括佛禅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通过当代学者对于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给被大众文化淹溺着的当今读书界、文化界留一小块净土，也为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尽一份努力。”无疑，这些都是极其美妙的想法，有意义，有价值，我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拥护。
但是，我却没有立即回信。原因决不是我倨傲不恭，妄自尊大，而是因为我感到这任务过分重大，我惶恐觳觫，不敢贸然应命。其中还搀杂着一点自知之明和偏见。我生无慧根，对于哲学和义理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禅学，我更感到头痛。少一半是因为我看不懂。我总觉得这一套东西恍兮惚兮，杳冥无迹。禅学家常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作比喻，比喻是生动恰当的。然而困难也即在其中。既然无迹可寻，我们还寻什么呢？庄子所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在这里实在是不知道何所得，又何所忘，古今中外，关于禅学的论著可谓多矣。我也确实读了不少。但是，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书、任何人能把“禅”说清楚的。
也许妙就妙在说不清楚。一说清楚，即落言筌。一落言筌，则情趣尽失。这种审美境界和思想境界，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任何东西都要求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据我个人的看法，分析只是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此外还有综合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东方人所特有，至少是所擅长的。我现在正在读苗东升和刘华杰的《浑沌学纵横谈》。“浑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有无限前途的学科。我曾多次劝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注意“模糊学”和“浑沌学”，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我说话也有了根据，而且理直气壮了。我先从这本书里引一段话：“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这些想法，我曾有过。我看了这一本书以后，实如空谷足音。对于中国的“禅”，是否也可以从这里“切入”（我也学着使用一个新名词），去理解，去掌握？目前我还说不清楚。
话扯得远了，我还是“书归正传”吧！我在上面基本上谈的是“自知之明”。现在再来谈一谈“偏见”。我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哲学的，针对“义理”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的脑袋呆板，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哲学这东西太玄乎，太圆融无碍，宛如天马行空。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有的哲学家观察宇宙、人生和社会，时有非常深刻、机敏的意见，令我叹服。但是，据说真正的大哲学家必须自成体系。体系不成，必须追求。一旦体系形成，则既不圆融，也不无碍，而是捉襟见肘，削足适履。这一套东西我玩不了。因此，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辞。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心理状态。
现在杨女士却对我垂青，要我作“哲学思考”，侈谈“禅趣”，我焉得不诚惶诚恐呢？这就是我把来信搁置不答的真正原因。我的如意算盘是，我稍搁置，杨女士担当编辑重任，时间一久，就会把此事忘掉，我就可以逍遥自在了。
然而事实却大出我意料，她不但没有忘掉，而且打来长途电话，直捣黄龙，令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有点惭愧，又有惶恐。但是，心里想的却是：按既定方针办。我连忙解释，说我写惯了考据文章。关于禅，我只写过一篇东西，而且是被赶上了架才写的，当然属于“野狐”一类。我对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却是“居心不良”，想推掉了事，还我一个逍遥自在身。
禅趣人生（2）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颇为得意的时候，杨女士的长途电话又来了，而且还是两次。昔者刘先主三顾茅庐，躬请卧龙先生出山，共图霸业。藐予小子，焉敢望卧龙先生项背！三请而仍拒，岂不是太不识相了吗？我痛自谴责，要下决心认真对待此事了。我拟了一个初步选目。过后自己一看，觉得好笑，选的仍然多是考据的东西。我大概已经病入膏肓，脑袋瓜变成了花岗岩，已经快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又得我多年的助手李铮先生之助，终于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涉及禅趣，也不能说没有涉及人生。但是，把这些文章综合起来看，我自己的印象是一碗京海杂烩。可这种东西为什么竟然敢拿出来给人看呢？自己“藏拙”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而且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生并不是老走阳光大道，独木小桥我也走过不少。因此，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都尝了个够。发为文章，也许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不无帮助。这就是我斗胆拿出来的原因。倘若读者——不管是老中青年——真正能从我在长达八十多年对生活的感悟中学到一点有益的东西，那我就十分满意了。至于杨女士来信中提到的那一些想法或者要求，我能否满足或者满足到什么程度，那就只好请杨女士自己来下判断了。是为序。
199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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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度过这一生（1）
此篇是《走向成熟丛书》序言，题目为编者加。
周晓燕同志编好了一套《走向成熟丛书》，索序于我。我本来是不敢也不应该答应的。原因很简单。我现在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我把自己的青春时期抛在身后已经有六七十年了，怎敢再来指手画脚地谈论青年问题呢？
继而一想，又觉得应该写的。我虽不敢说“识途”，但毕竟是一匹“老马”，走过的桥比青年人走过的路还要长，路总会认一点的。在这样漫长的年代里，经验和教训总会有一点的。说我能完全了解今天的青年，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己毕竟是在大学中教书，有接触青年的机会。对青年还是多少有点了解的。我承认“代沟”，而且还写文章赞美过“代沟”。我同今天青年间的“代沟’”，不知有多少代了。但是，我是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句话的，我们之间总会有点共同语言的。既然有共同语言，又何妨讲一讲呢？除非有个别青年承认自己是“新人类”。“新人类”同我们旧人类之间应该有质的不同，这一条沟是无法逾越的，对其余的人我们总可以谈一谈的。我要谈的可能也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卑之无甚高论。但其中也有一些我个人独特的看法。总而言之，我不想对青年们提出一些高而又高，玄而又玄的说教，谁也做不到的说教。过去我们已经有过足够的教训了。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对于人生，我曾有过一些考虑。我认为，每个人的诞生都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除了佛祖释迦牟尼以外，能够预先制订计划，然后选人、选地、选时，再诞生。至于死，绝大部分也是被动的，在这方面，人们可能有点主动性，那就是自杀。可谁愿意无缘无故地自杀呢？这一点主动权最好还是别用。我们大概都不大可能相信转回转生的。因此，在千百亿万年中，我们仅有这一次生命，其可贵概可以想见了。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坐失良机。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十分严肃而又慎重地度过这一生。
但是，什么叫“好好地”、“严肃而又慎重地”呢？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虚度此生。我不大相信人性本善，我也不相信什么积累功德。但是，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类在生活实践中能逐渐培养成理智和良心，理智和良心就是“几希”之一。现在年轻人喜欢说：“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一句好话，一句含义深远的话，一句有出息的话。比那些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生又糊里糊涂死，要高明得多。
但是，实现人生的价值，必须走正道。做坏事，伤天害理，损人而不利己，这是地地道道地破坏人生的价值。正确的人生价值在能利人、能推动社会前进，而又不损害自己。个人的利益，如果想完全否定，是非常难的，只要无损于别人，无损于社会，也是无可厚非、可以容许的。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千万不要忘记，不能损害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曹操那一种“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绝对要不得的。
此外，还有一个自由问题。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可见自由之重要。大家都想争自由，这本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发现，争自由的人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宇宙中，天底下，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宇宙中的星球，不管是恒星，还是行星，都各按其位，运行也有规律。只有彗星有时闹点自由化。但也无伤大雅。否则，如果星球都绝对自由了，必然会互相撞击，宇宙必然大乱，我们的地球也难以单独存在下去的。在人类社会中，情况相同。如果每个人都要求有绝对的自由，人与人必然会互相冲撞，结果会使社会不成其为社会，天下大乱，谁也难以生存。因此，自由必有所限制，社会必须定出法律，以约束限制人的行为。这样社会才可以存在，人人都可以生存。简单一句话：有点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难以想象的。
上面讲的都是些空话，可又都是实话。具体的意见都见于周晓燕等同志的著作中，我不再啰嗦了。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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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度过这一生（2）
199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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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谈》自序（1）
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这一版上陆续发表的“人生漫谈”。这当然是极令我欣慰的事。出版这样一个小册子，本来是用不着写什么“自序”的，写了反而像俗话的那样“六指子划拳，多此一指”。但是，我想来想去，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一指是必须多的。
约摸在三年前，我接到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版的编辑贺小钢（我不加“同志”、“女士”、“小姐”、“先生”等敬语，原因下面会说到的）的来信，约我给“夜光杯”写点文章。这实获我心。专就发行量来说，《新民晚报》在全国是状元，而且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在全国有口皆碑，谁写文章不愿意让多多益善的读者读到呢？我立即回信应允，约定每篇文章一千字，每月发两篇。主题思想是小钢建议的。我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写点“人生漫谈”（原名“絮语”，因为同另一本书同名，改）之类的千字文，会对读者有些用处的。我认为，这话颇有道理。我确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古代文人（我非武人，只能滥竽文人之列）活到这个年龄的并不多。而且我还经历了中国几个朝代，甚至有幸当了两个多月的宣统皇帝的臣民。我走遍了世界三十个国家，应该说是识多见广，识透了芸芸众生相。如果我倚老卖老的话，我也有资格对青年们说：“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长。”因此，写什么“人生漫谈”，是颇有条件的。
这种千字文属于杂文之列。据有学问的学者说，杂文必有所讽刺，应当锋利如匕首，行文似击剑，在这个行当里，鲁迅是公认的大家。但是，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阴霾蔽天、黑云压城的时代，讽刺确有对象，而且俯拾即是。今天已经换了人间，杂文这种形式还用得着吗？若干年前，中国文坛上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并没有怎样认真注意讨论的进程和结果。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对这个问题我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内，原先那一种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一次搞七八年，七八年搞一次的十分令人费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变化。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人们的心情感到了舒畅。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天底下闪光的不都是金子。上面提到的那一些方面，阴暗面还是随处可见的。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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