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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秘密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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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癫槐洌ò幢静�10月23日战字十二号预备命令规定），统一由东兵团谭（震林）政委王（建安）副司令直接指挥。”
这就是说，华野三个纵队的任务是对冯治安所部两个军实行钳制性进攻，造成攻略徐州的态势，吸引徐州以西以东之敌邱清泉第二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向北、或停滞于徐州附近不敢大胆东援，以保障华野主力有充裕时间围歼以新安镇为中心的敌黄百韬之第七兵团。
这个命令表明，华野对黄百韬兵团志在必歼；对冯治安的三绥区是以政治争取和准备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并举，同样是志在必“取”，非迫其就范不可。
冯玉祥留下的这支西北军基本部队，到了生死存亡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
杨斯德奉命十万火急地再次潜往三绥区，以协助何基沣、张克侠这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组织部队阵前起义。他从曲阜出发，星夜兼程，于4日下午3时左右，赶到了运河以北国民党军前沿阵地，不料却遭到了敌人的扣留……
原来，这天下午，驻在运河以北的敌三绥区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三营营长王世江，正在与九连杨连长谈话，忽然跑来一个哨兵向他报告说：“从敌人方向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打听我们部队的番号，看样子不像我们自己的人，已经把他们扣起来了，请营长指示怎么办？”
王世江心里一动。他刚刚在不久前将杨斯德和孙秉超秘密从自己防区送走，难道他们又来了？于是立即指示杨连长：“你快去看看是什么人？”
杨连长去了不一会儿，就将两个穿便衣的人领到了王世江面前。王一看果真是杨斯德和孙秉超，心中大喜，紧紧地握住了他们的手。
杨斯德一见到王世江，说：“真巧，果然就是你在这里。要不，恐怕还麻烦一阵子呢！”
王世江是在敌营里埋伏了整整十年之久的中共地下党员，并且是杨斯德第一次潜入三绥区后临时组成的党支部成员之一。杨斯德潜入三绥区调研半个月后，是经王世江营驻地秘密离开敌营的。读者不难想像，战争年代要在双方都是森严壁垒的阵地间通过，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说不定一声冷枪，一颗子弹就会要了你的命。
为了绝对安全，杨斯德奉华野首长之命再次潜往敌营时，选择的仍然是通过王世江营的驻地。
将王世江营放在最前沿这步棋，是何基沣的巧妙安排。
敌第一一一团于10月下旬奉命进驻临城，三营驻在陶庄煤矿。这儿是运河北岸，是国民党军防区的最前沿。前面就是解放军的防区了。由于这个团准备起义的基础比较好，我军一些人员的进进出出，大都通过该团驻地。
国民党特务对这个团特别是对王世江一直十分注意。师部特地派了一个名叫慎启元的谍报参谋专门住在三营，实际上对王世江进行监视。
王世江是1938年秋入党的地下党员，他埋伏敌营十年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
王世江是山东乐陵县人。1936年二十九军到该县招考学员，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的他应招从戎，半年后被提升为班长。
“七七”事变那天，王世江和手枪连另一名班长刘树森被旅长何基沣派去侦察日军情况。半路上碰上日寇两辆敞篷汽车，王、刘二人机敏地撤至二一九团三营阵地。这时敌寇正大举向我阵地进攻，我军英勇还击，伟大的全国性抗日民族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
9月底，何基沣旅撤至河北省泊镇（现泊头市），改编为一七九师，何任师长，王世江在师部手枪连当班长。一天，敌寇几百名化装成便衣，从我军侧翼潜入，突然包围了师部。手枪连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掩护师长何基沣安全突围，而连队伤亡大半，王世江也负了重伤。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4）
富有抗日爱国激情的王世江伤愈回到部队时，何基沣已从延安秘密访问归来，随后部队里陆续进来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曾和李明远（李连城）等五六人秘密相约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一天，党的地下工委书记邱晓亭（后改名邱静山）找到王世江，对他说：“你要到延安去，这是爱国行动。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那么，只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起来，仍然在老部队工作，起的作用会更大。”
经多次谈话，邱晓亭介绍王世江秘密入了党。
党组织交给王世江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给何基沣去当通讯员。因为何刚刚（1939年1月）被党中央批准为特别党员。王世江奉命担任党与何基沣之间的联络工作。还有一个地下党员李明远，邱晓亭派他给何基沣当卫士。邱晓亭常到师长家中与何基沣共同学习讨论《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籍。李明远、王世江就交代其他卫士要绝对保证邱的安全。
1939年秋，邱晓亭调到新四军五师工作，由王西萍接替任该师党的地下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师部副官。为便于开展工作，何基沣决定成立搜索队，派李明远当副队长（队长是地下党员周宝文）；后又成立学兵队，派王世江当队长。这两个队基本上均由我地下党员所掌握。
正当党在一七九师的地下工作顺利开展之际，突然风云骤变，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就是中共鄂西北特委干部项乃光被捕后叛变，出卖了组织。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立即悬赏大洋1000元下令通缉鄂西北特委书记王西萍，同时向蒋介石报告说何基沣有“###嫌疑”。
党在一七九师的地下组织面临着被一网打尽、全军覆没的危险。
王西萍接到了迅速撤离的通知。他与何基沣密商后，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地下党员分头转移去新四军五师或七七抗日工作团，很快转移完毕。
王西萍交代王世江说：何基沣要到重庆，实际上是调去受审查，不过问题不大。他临走时你可以把学兵队集合起来为他送行。
刚送走了何基沣，当天晚上王世江又在王西萍的安排下迎来了中共中央委员、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朱理治和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国华等同志。王西萍决定派搜索队一个班，由班长冯治忠（也就是杨斯德在三绥区成立的地下党支部成员之一）率领，李明远亲自带队，将朱、王等领导人秘密由湖北谷城护送至河南南阳，尔后他们乘火车去西安转道去延安。
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后，王西萍对王世江说：“搜索队的学员由周宝文同志率领转移到新四军。你们学兵队属于师的建制连队，保留下来问题不大，你也没有暴露，就留下坚持吧！”
又过了几天，一七九师五三七团团长过家芳的弟弟过家干（地下党员）告诉王世江一个惊人的信息：你们学兵队有人告了密，集团军总部军法处可能要派人来搜查你，你要做好准备。
果然，第二天中午，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军法处长曹乃武（外号曹黑子），带着人突然来到了学兵队。好在王世江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巧妙周旋，安然过了关。
一年后，何基沣从重庆回到了部队，仍任七十七军军长。他将王世江调任工兵连连长，后又调为骑兵连连长。李明远在1942年春由于受到“通缉”而撤离。王世江虽然没有暴露，但他的处境也很险恶。
师政治部有个叫景熙乾的特务，与王世江连队里的排长褚同霖交上了“朋友”。一天褚同霖对王世江说：“眼下一七九师的政治形势很明显，从延安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恐怕他们今后也来不了啦！为了个人前途，王连长还是站到国民党一边为好。”
王世江心明如镜，他知道褚同霖是受景熙乾之命来策反自己的。但这个排长是小知识分子，贪生怕死，于是软中带硬回答说：“我是个大老粗，对党派活动不感兴趣，否则我早就到延安去了。在政治上我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油水。但我有个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谁敢打我的主意，想陷害我，那我对他可不客气，你来看！”说着王世江站起身来，拍拍挂在腰间的手枪：“这里面装着顶门火，一扣扳机枪就响！”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5）
褚同霖脸色大变，支支吾吾地说：“王连长你放心，咱俩是同生共死患难的朋友，甭说你不是共产党，就算是真的共产党，也决不会从我嘴里吐出真情。”
后来褚同霖一直对王世江不敢造次。抗战胜利后他长假不归，消除了一个隐患。
1943年初，何基沣下令提升王世江到五三六团三营当副营长。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开到徐州，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李明远，得知李是奉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之命来与何基沣秘密联络的。搞地下斗争的同志在虎穴狼窝里能够相聚，那股亲热劲是难以言表的。两人互诉衷肠，畅谈别后三年的经历，整整谈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江跑到军部找到何基沣，说李明远回来了，何大喜，说：“太好了，真的把他盼到了！你今天晚上8点陪他一块到我这里来。”
王世江送走李明远后，又过了一年多，当李明远第三次潜入三绥区当少校副官时，名字就改成了李连城。而王世江此时已升了官，当上了少校营长。
十年，在王世江的人生历程中，是不算太短的岁月。为了长期埋伏不暴露，他在旧军队这个大染缸里，既要“同流”，又不能“合污”，既要“装鬼像鬼”又不能变成鬼；既要皮白，又要心红；既要在污泥塘里打滚，又要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十年的地下斗争比之于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地厮杀，在心路历程上所经历的磨炼更为艰难。
淮海战役前夕，在杨斯德潜入三绥区后，王世江又和谍报参谋慎启元进行了一次斗智斗勇。
王世江知道大战一触即发，起义在即，而这个谍报参谋整天在营部，实在碍手碍脚，必须首先将他干掉。否则，让此人先下了手，将对起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些天，王世江手枪里的子弹随时上膛……
但想来想去，先下手干掉慎启元，在全师势必引起很大的震动。小不忍则乱大谋，王世江决定“智取”，用金钱收买他。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王世江装作非常关心、非常推心置腹地对慎启元说：“慎参谋，你何必为他们这样卖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就不想想后路，不想想家眷？”说着，从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200元“金圆券”，说：“你的家眷在徐州，打起仗来徐州是不安全的，这点钱给你回去作安置费用。祝你们全家平安！”
慎启元接过钱，并表示了谢意，翌日就溜回徐州了。这一天是11月2日，离大战开始只剩下四天。
3日，上峰命令第一一一团团长张兆芙将全团迅速撤退至运河南岸，凭河据守，准备抵抗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进攻。但何基沣考虑到与我军联系方便，也便于我军迅速渡河，有意地悄悄告诉张兆芙，将王世江的第三营留在运河北岸。
于是杨斯德进入敌营后，第一个遇到的正巧就是王世江及其掌握的部队。否则，麻烦一阵子不说，也许三绥区起义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杨斯德对王世江说：“情况非常紧迫！我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贾汪见何基沣副司令官，交通工具你想想办法。”
临城距贾汪还有上百里路。营部没有小汽车，地方的汽车及火车又不通，王世江说自己刚买了辆新的自行车，可供杨斯德和孙秉超使用。杨斯德和孙秉超当即决定两人合骑自行车，由孙秉超带着杨斯德赶路。
临别时，杨斯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深情地说：“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请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周到，心里很感动又很感激。他激动地说：“请组织放心，家属问题决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杨斯德望着王世江这位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容，心想，这是个多好的同志啊！为了党的事业，他在秘密战线上冒着生命危险战斗了十年之久。如今起义在即，他又置家属的安全于不顾。这样顾全大局、临难忘身的同志，多么可敬可佩！他和孙秉超两人同时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动情地说：“任务完成后，一定报请上级给你记功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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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6）
王世江交给杨、孙二人一张通行证，目送他俩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直奔贾汪而去……
淮海大战发起前一天，国民党在情报战上就先输了一个回合。邱清泉和黄百韬在“剿总”会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却谁也说不清华野主力在哪里。
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军事家都笃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至理名言，因而想尽各种办法千方百计获取对方的情报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淮海战役前的情报战，双方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时，国民党军在获取情报方面拥有比解放军更为先进的各种手段。首先，它有数量众多的空军。它派出的侦察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没于解放区上空而不怕被击落，因为那时解放军既无飞机亦无高射炮。侦察机掠过长空，从空中鸟瞰地面上解放军的行动，可谓历历在目，在这方面获得的情报既及时又准确。
其次，国民党军拥有先进的无线电侦听手段，可以从空中获取解放军电台发出的电波，尔后加以破译，从中获取情报。
再次，国民党从徐州“剿总”到各兵团、各军、师、团都拥有众多的情报（谍报）人员，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获取解放军的情报。
第四，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亦采取各种方式潜伏在解放区，个别的甚至渗透到我党政军内部，以获取我军的情报。总之，淮海决战开始前，国共两军秘密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情报战，开展得非常激烈、尖锐、热火朝天。
“出其不意”是双方统帅部用兵的一个基本特点。为此，华东野战军把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作战计划，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粟裕等华野首长在10月23日签发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为此特别作了如下规定：
1。 各部均须先行派队至指定集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政府，布置封锁消息。
2。 除在山区内部可以利用白天分散开进外，其余一律利用夜间行军开进并严格注意防空保密。
3。 为免过早暴露，各纵队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
由于华野各部队严格执行了上述命令，因而国民党的飞机侦察和无线电侦听等等先进情报手段，也就基本上失去了作用。11月4日，顾祝同专程赶到徐州，在“剿总”召开了高级绝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对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究竟在哪里、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谁等等重大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顾祝同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参赞军机。11月4日上午9时许，他偕同作战厅长郭汝瑰等人从南京飞抵徐州。到机场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百韬、李弥、孙元良，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主力军军长熊笑三、高吉人、余锦源、舒荣、周开成、黄淑等四十余人，可谓盖冠云集，军政大员毕至。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欢迎者频频招手致意。欢迎人群热烈鼓掌，向这位权倾朝野的参谋总长、陆军二级上将（去台后于1972年晋升为一级上将）表示欢迎和敬意。
紧随在顾祝同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矮个子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三厅（作战）中将厅长郭汝瑰。
请读者注意，这位郭汝瑰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早年曾是中###员，此时虽未恢复党籍，但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也可以称为“红色特工”。
笔者采访过的一位国民党上校团长，他以十分感慨的口气说：“当我后来听说郭汝瑰也是共产党以后，真是大吃一惊！共产党的神通真广大。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什么秘密不知道？连他也是共产党，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郭汝瑰是四川铜梁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毕业。早在1929年，他就由袁镜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郭汝瑰的人生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一个“之”字形。他的堂兄郭汝栋是川军名将，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他对堂弟郭汝瑰十分关心器重，送其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到了异国他乡，和党组织的联系也就中断了。这使郭汝瑰引为终身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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