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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２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９月１０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９月１４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９月１７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９月２１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９月２６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１０月８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１０月１４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