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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藩让孟丽华哭得心里直发毛，板着一副面孔说：“这个案子是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亲自点名过问的，都惊动了中纪委，我又没去澳门赌博，组织上又没有让我进去看国昌，我怎么知道他在里面的情况，这个忙我帮不了。”

孟丽华一听立刻翻了脸，她冷冷地说：“好，李国藩，咱们走着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匿名信就是你写的，国昌有今天就是你害的，我就不信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从今天起，我就是那个鬼，我看你下不下地狱。”

孟丽华走后，李国藩如一只惊弓之鸟，坐立不安，他隐隐感到自己弄巧成拙要引火烧身，为防止东窗事发，他想起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李国藩有一个相处十几年的情人，他做得很隐蔽，外界知道的人并不多。这是他最神秘、最隐晦的一段隐私。

情人比他小二十四岁，叫陈梅。陈梅是李国藩当县长时认识的，梅是县办公室的打字员。梅长得美，充满青春活力，据说还报名参加过县里的选美大赛，是李国藩点的头名。

当时，李国藩看见梅的第一眼时，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梅对李国藩也从崇拜转向爱恋，与梅在一起的感觉是美好的，在梅身上李国藩有一种在肉体上取之不尽的东西，这种东西让他在精神上也感到愉悦。

自从认识梅以后，李国藩的灵魂就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梅也为李国藩整日牵肠挂肚。陈梅离婚了，她是为李国藩离的婚。

但是，李国藩不敢离婚，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他必须考虑政治影响，尽管他对眼前越来越粗鄙的妻子已经有些不屑，好在梅让他的灵魂与肉体有了沟通。

在办公室里，在酒店的房间里，在梅的家里，李国藩都颤抖过，他只顾说我爱你，疯了似的说我爱你，他说话的声音低低的，梅喜欢听他用男低音说话，做爱时他把梅想象成鸡、下流货，他就喜欢这样的爱，梅喜欢听李国藩做爱时满口的脏话。

梅认为爱情是无道德的，但爱情必须承受道德的衡量。所以寻找真正的爱情必须冲破道德的堤坝，爱情是道德的破坏者，婚姻是道德的制造者，但李国藩和梅的爱情不敢接受道德的评价，他们只能将爱隐藏起来，因为这种爱在道德面前还很软弱，梅顾及的是羞耻心，李国藩想的是政治生命，他们成了在道德边缘地带的人。

应该说，梅的爱是不顾一切的，那是一旦开始就要不可遏制地进行下去的爱情，爱本身是无辜的，但这种爱由于不敢接受道德的评价，只能默默地忍受，所以爱情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

梅对李国藩的爱是不可理喻的，吻在身上，暖在心上，催人泪下。这种爱在悄悄地伤害着另一个女人，这就是李国藩的妻子林桂花。

林桂花出生在小县城，父母都是朴实的工人，苗红根正，而李国藩的父母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门不当户不对。

李国藩大学毕业不久就变成了“臭老九”，一位热心的老工人牵线搭桥，李国藩终于与小他五岁，貌不出众的林桂花见了面。

初恋是不咸不淡的。起初林桂花的母亲对女儿的婚事是不同意的，一个“臭老九”，家里还有历史问题，女儿嫁给他，哪里有福享？

与陈梅一样，林桂花也是一眼就被李国藩吸引住了，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就是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林桂花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之中。

在与林桂花相处的日子里，李国藩觉得林桂花土得很，离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差得太远，便保持沉默并有意疏远。

文化大革命对李国藩来说，每天都是绝望的日子，他是因为绝望而活着，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李国藩把自己的智慧、怪诞、霸道、张扬全部隐藏在内心，内心生活是一条涌动不息的河流。

林桂花从他的沉默中感知了李国藩并不爱她，他怎么能不爱自己？他是高攀了自己的，桂花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打击，没有爱情便选择死亡，桂花割了腕，那血也变成涌动不息的河流。

桂花躺在医院里，是李国藩为她输的血。李国藩忽然间感动了，一个肯为自己去死的女人，一辈子能遇上几个？林桂花的自杀行为在全县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臭老九”，敢甩掉苗红根正的工人阶级的女儿，是不是太狂了？

李国藩又多了一层舆论上的压力，他痛苦了很久，怀着对林桂花愧疚的心情，举行了婚礼。两个人结婚以后是有过幸福的，他们是从风雨中牵着手走过来的，直到李国藩遇到了陈梅。

陈梅怕对李国藩的政治前途有影响，毅然辞了职。自从遇见陈梅，李国藩的官运亨通，从县长升到副市长，又升到省里的厅长，省长助理，副省长，直到东州市市长。梅就是旺夫相。

世界上没有一次恋爱能代替爱情。李国藩认为与林桂花那种不咸不淡的恋爱不能叫爱情，真正的爱情必须有灵魂与肉体的对话，必须有疯狂的做爱，人们往往把性欲混淆为爱，真正的爱是离不开性的，但性完全可以离开爱。

李国藩不仅对偷情越来越老到，在官场上也游刃有余。他觉得东州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载体，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当一把手的料。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自己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运筹帷幄，做出最英明的决策。

到东州后一切都挺顺利的，只有张国昌让自己总像有块心病，起初提名张国昌为自己的助手，是想为我所用，没想到此人工于心计，在东州根基雄厚，虽然还算俯首帖耳，但总让人睡不安稳。也难怪，如果圈子里除了一把手，还有一个全面型的二把手作为次级核心，那一把手晚上肯定睡不着觉。李国藩觉得张国昌就像幽灵一样，随时盯着自己。

感觉不好是政治斗争的开始。终于抓住张国昌境外豪赌的把柄，本以为可以拔掉眼中钉了，没想到天天都有鬼叫门。他想，或许离婚可以避免东窗事发。

林桂花素质低，平时就信个佛呀神儿的，无缘无故与林桂花离婚，她会跟自己拼命的，她可是说自杀就割腕的人。离婚只能智取不能强求。

李国藩让秘书陈建祥去北京拜访一位算命“大师”，事先向“大师”交代清楚怎么说。林桂花不仅很相信算命，而且很喜欢算命。

“桂花，我认识一位算命的高人，此人经常给名人政要算命，准得很，咱们两个是不是也让他给算一算？”李国藩对妻子说。

林桂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自从她耳闻丈夫与陈梅的事儿以后，她真想知道丈夫是不是能跟自己过一辈子。

陈建祥陪李国藩和林桂花去了北京，李国藩照例住昆仑饭店总统套。陈建祥请来了“大师”。

“你们二人现在遇上了血光之灾，如果不能赶快离婚，就会有一人必死无疑。如果离婚，两个月后再复婚，就会消祸化灾，平安无事，白头偕老。”

“大师”一张口便让林桂花大吃一惊。

从北京回来后，林桂花三天没说话，后来，她突然问李国藩：“大师算得准吗？”

“怎么不准？我看咱们还是照大师说的做，把婚离了吧。”李国藩怂恿地说。

“离婚以后，你会和陈梅结婚吗？”林桂花疑惑地问。

“天理良心，我怎么会拿自己的市长形象开玩笑呢？”李国藩发誓跺脚。

可怜的林桂花，她不知道，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李国藩怕林桂花变卦，和她约定协议离婚后双方都不要告诉老人，更不要对外人说，两个月后悄悄复婚。李国藩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林桂花，自己净身出户。就这样，一对患难夫妻离婚了。

林桂花太善良了，她不知道自己用生命爱着的这个男人正在导演金蝉脱壳的闹剧。为了掩人耳目，林桂花仍然在李国藩有政治需要时随叫随到。

我是在李国藩与陈梅结婚后才知道他和林桂花离婚的。消息是孟丽华用电话通知我的。“雷默，我告诉你，”孟丽华兴奋地说，“李国藩上钩了，他坐不住了，他狗急跳墙了。他想金蝉脱壳，没门！”

李国藩与陈梅的婚礼是在西州市举行的，很低调，只有几个朋友在场。李国藩不觉得与比自己小二十四岁的梅结婚有什么不光彩，而是怕事情闹大了舆论的压力受不了。就连省委班子、市委班子的成员也不知道。

陈梅幸福极了。新房里，大红的喜字，温柔的烛光里，映照着李国藩和陈梅，两个人的目光里充满了柔情。

“国藩，为了这一刻，我苦苦等了你十年。你知道这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孤独、更多的是思念就会爬上我的心头，伴着我的只有自己的泪水。”陈梅说着说着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梅，我知道，你真的不容易，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承受的太多了！”李国藩激动地搂住梅说，“现在好了，你是我的妻子了，我们终成眷属，我会永远善待你的！”

陈梅还是有些不相信，“国藩，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傻丫头，这是真的。我们的爱情终于有了归宿，再也不漂泊了。”

“我总觉得是在做梦。国藩，除了爱，我什么都不要，我希望我还是从前的我，我希望和你平平淡淡地生活。”

“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市长夫人了。”李国藩有些自豪地说。

“我能做个好妻子，但还不会做市长夫人。”陈梅娇柔地说。

李国藩笑了，他知道梅向来是小鸟依人的，小鸟依人的女人很少有愿意过平淡生活的，梅与自己的苦恋本身就不平凡。他的最大心愿就是爱她、宠她、惯她，这也是自己的乐趣。林桂花没想到，离婚不到一个月，李国藩就娶了陈梅，离婚前她就有预感，但她没想到李国藩为了梅竟敢自毁前程。

林桂花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李国藩预谋好的圈套，他的秘书、司机都知道，只有自己蒙在鼓里。她快气疯了，她大闹市政府，哭诉自己的不幸，痛斥这个忘恩负义的丈夫，大骂梅是个臭婊子。

那些天，孟丽华高兴极了，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说李国藩在东州市的威信扫地，连出租车司机都骂他不是个东西。

我的情绪越来越像一曲哀乐，将我赤裸的肉体彻底掏空，只留下一颗沉默的心，静静地体味着生命的苍白。舆论对腐败的人要么幸灾乐祸，要么落井下石，没有人对生命的失去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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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岁月蹉跎

13。心灵苦难

早晨，冯皓去常委大院接薛元清，在楼道里，薛元清冷不丁地问了一句，冯皓吓出了一身冷汗。

“冯皓，艳丽除了做房地产，还炒股吗？”

冯皓不知道薛市长突然问这么一句是什么意思，心里顿时发毛起来。其实，胡艳丽做房地产自己从来没有告诉过薛元清，每次为胡艳丽搞地皮，都是打着为朋友办事的旗号把报告递给薛元清，薛元清大笔一挥，冯皓就拿到了圣旨，接下来冯皓打几个电话，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建委等部门就会为胡艳丽一条龙服务，立项批复文件、规划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胡艳丽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接下来通过抵押批文和楼盘，从银行获取建设资金，然后用“假按揭”提前套取利润。胡艳丽的房地产公司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展壮大起来。

冯皓以为做的很巧妙，薛市长一定不会知道，没成想却被人家突然点破了，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薛市长都看在眼里，想到这儿，冯皓当然有些紧张。

“炒，薛市长，但是炒的不多！”冯皓惴惴不安地说。

“炒就好，冯皓，你告诉艳丽，多关心关心市领导的家属，一些退休的市领导家属，退休后无所事事，可以动员她们炒炒股嘛！前些日子，魏书记的老伴就退休了，为了找补差，发挥余热，跟老魏还闹起了分居，最近在女儿的劝导下，老两口刚刚和解。人一旦退了休，就难免有失落感，魏书记又是一个廉洁得连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人，让艳丽去关心关心高校长，教老大嫂炒炒股，省得呆在家里挺失落的，整天跟老魏过不去。”

薛元清说得人情味十足，冯皓却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理解领导意图是每个秘书必备的素质，冯皓比猴还精，他当然听出了薛元清的弦外之音，心里也为薛市长的韬略而折服。

“薛市长，艳丽做这件事再适合不过了，您放心，高校长的失落感很快就会消失的。”

冯皓说完，两个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杨娜回国后不久，林大勇请我俩吃饭，我对林大勇有胆量请我吃饭，心里很感动。“李张大案”发生后，没有人敢请我吃饭。林大勇选了一家东州市最好的鱼翅庄。他得知我工作仍无着落，很着急。

“雷默，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我考察了东州市的各行各业，发现状元路一带形成了职业装公司一条街，这些小公司做的都是低档次的职业装，高档次的职业装市场容量还很大，像杨娜所在的东州航空公司每年用于职业装的费用就达七百多万元。”我兴奋地说。

“注册资金从哪里来？”

我沉默不语，因为林大勇问到我腰眼儿上了。

“这一年多，我把自己的心境写成了一本散文集，起名叫《心灵的苦难》。”我故意岔开话题。

“这个名字很伤感，为什么不起一个积极一点的书名？”

“这个书名很能表达我的心境，因为文字来源于我灵魂的力量。”

我简单向林大勇介绍了书的内容。他很是感动。

“北京有家出版社的社长是我大学时的同学，过几天他来省出版局办事，你们见见面，或许他对你的书感兴趣。”

“是什么出版社？”我高兴地问。

“叫夏秋冬出版社。”

“这可是很有名气的出版社。”我甚至有些激动。

林大勇这么帮我，我和杨娜很感动。一番推杯换盏、推心置腹后，我们半醉半醒地分了手。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林大勇的电话。

“北京的同学来东州了，晚上去酒店见个面，具体事你们谈，我就不陪了。”

我放下电话好一阵感动。

晚饭后，我和杨娜如约八点钟到了酒店。这是林大勇的同学定的时间。我和杨娜按了门铃，没有人回答，便在门前等候。

一个小时过去了，林大勇的同学还没有回来，杨娜有些不耐烦，我说再等等。又过了半个小时，林大勇的同学还没有回来，我也不耐烦了，便给林大勇打了电话。

“大勇，你这个朋友不太守时啊！”

“白鸿儒是个社会活动家，朋友多，不过，半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喝酒，估计一会儿就能回来了，再等等。”

“大勇，见了这位社长怎么称呼？”

“从我这儿论就叫白大哥吧。”

“初次见面就叫大哥是不是太俗了？”

“见他如见我，你叫我大哥俗不俗？”

我笑了笑挂断了手机。这时，过来一对很有风度的中年夫妇，男的微胖，戴着金丝边眼镜，女的不胖不瘦，穿的很像大学老师。

“是雷默和杨娜吧？”男的很热情地问。

“是白大哥、何大姐吧？”我问。

大家互相寒暄。白社长打开门，请我和杨娜进了房间。何大姐为我们倒了茶水，我们围坐在一个玻璃圆桌周围攀谈了起来。

我先把书稿递给了白鸿儒，“咱们先不谈书，谈谈你对自己前途的想法。”老白热情地说。

我介绍了准备开一家职业装公司的想法。白社长的烟很重，他一根接一根地抽。我本来是不怎么吸烟的，出于礼貌并受老白的影响，也一根接一根地抽了起来。看来何大姐很崇拜自己的丈夫高谈阔论。

“你的书需要放一放，”白社长若有所思地说，“你在清江省是名人，很敏感，在‘李张大案’的影响没消除之前，我建议先不要考虑出书的事。我这次来东州有两个目的：一是到省出版局办事；二是想见见你。大勇跟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我和大勇是莫逆之交，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勇父母蹲牛棚，我和你何大姐给老两口送过饭吃。按我的想法，你不能再在东州混了，这么大的案子，几年之内也消不掉对你的影响，你应该从东州消失，跟我去北京吧。我一直想搞一个作家俱乐部，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主政。”

“什么是作家俱乐部？”我很感兴趣地问。

“利用我在出版界的威望，把中国的知名作家都组织起来，每年搞一些有特色的活动，为作家们交流搭一个平台，同时掌握他们的创作动态，用最好的服务、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经营作品，作家受益，我们也受益。我现在正在筹集资金。”

“这个想法不错，不知什么时候操作？”

“操作还要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到北京，我帮你找一家公司先做总经理，打一段工锻炼锻炼，等我这边条件成熟了你再过去。这些年，我跟作家打交道，跟小说打交道，真正读懂的只有一本书，就是司汤达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