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的“太远于事理”的夸张描写，突出强调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对革命既害怕又仇恨的历史真实，表现反动派对革命的报复是何其残酷，何其“太远于事理”。正是“夸张愈奇，愈见其真”。

　　阿Ｑ在土谷祠被捉的场面描写，既是艺术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鲁迅用力透纸背的千钧之笔，满怀着忧愤之情，以看似极度夸张的笔墨描述了阿Ｑ在土谷祠被捉时反动派“太远于事理”的兴师动众地予以*，深刻地显示了阿Ｑ悲剧的必然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阿Ｑ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辛亥革命的悲剧。

　　广西大学《阅读与写作》1996年第1期

范仲淹为何不记岳阳楼
顾名思义，《岳阳楼记》本应是以记岳阳楼为主要内容的，这不仅是由文章的体裁所决定的，也是范仲淹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

　　宋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旧制”，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了了数语敷衍之，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并且还能使友人满意，并使历来的研读者对其文题不符的矛盾之处一无所察，原因何在，奥秘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的任所，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没见，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文章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义，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空有抱负而最后只能饮恨终身，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岳阳楼及其大观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为打动人心，更能引得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了。而且范仲淹的这篇文章，赋于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真是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高出于任何前贤抒写岳阳楼的诗文之上，自然也就无人去斤斤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违友人所嘱，不记岳阳楼而又乐于为友人写下这篇名实不符的《岳阳楼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又无从记起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人。而这一层深意，又是一般阅读《岳阳楼记》者所不察了。

　　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到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在，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摹景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就是那了了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笑谈了。

　　因为《岳阳楼记》没有记岳阳楼，所以它不属于古代散文中的那类以摹物写景记事为主的记体散文，而是一篇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它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等看似同类，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一点，在研读这篇名作时，也是应当注意的。

　　《文史知识》1996年第4期

　　《北京日报》、《国文天地》转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外国文学语言分析的误区
对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作细致入微的分析，是很容易陷入误区的。因为所分析的语言材料，并不直接来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原文，而是中文的译文。这些译文由于受到翻译水平的限制，更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在音、形、意以及语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同语言的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同步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徒劳的。这一点不仅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翻译作品所证明，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学翻译家，也都不讳言这一点。因此，被分析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材料，如果不是原文，而是译文，那么所分析的具体的语言材料，极有可能是翻译家的二度创造，它所具有的音、形、意以及语法方面的特色，常常是汉语所有的，而非原作的母语自身所具备的。这样一来，以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作第一手材料的分析，与其说分析的是某位外国文学家的语言，不如说是在分析某位翻译家的语言。严格地讲，这是不能称之为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的。但是，这一类的近乎望风捕影的以译文为根据的语言分析文章并不鲜见，这种外国文学作品语言分析上的误区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

　　这里仅以《名作欣赏》1994年第6期的《一穴得气，神采飞扬——谈谈〈我的叔叔于勒〉中几个副词的表述效应》一文为例，看一看以译文为依据的语言分析是多么的不可靠。

　　单单从艺术分析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对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名作《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几个副词的分析是细致入微、颇有见地的。但是这篇文章所分析的语言材料，却并不是来自小说的原文，而是译文，依据的是中学语文教材里经过选编者对原译文又作了一定整理的节选的部分。

　　那么文章所分析的这几个副词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不妨将初中课本中的出自郝远、赵少侯先生之手的译文与国内另一位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郑克鲁先生的译文作一个对比，仅仅从他们在翻译中对这几个副词的不同处理上，就可以看出，译文与原作母语上存在的差异了。

　　郝、赵的译文：

　　“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上去散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郑克鲁的译文：

　　“每个星期日，当看到从遥远的、闻所未闻的国家返回的大海轮驶进港口，那时我的父亲便要一字不易地重复他那句话：……”

　　郝、赵的译文：

　　“我父亲突然好像不安起来，……就赶紧向我们走来。

　　郑克鲁的译文：

　　“忽然，我的父亲变得局促不安，……突然之间他向我们走过来。”

　　先看第一组译文。郝、赵翻译的“每”、“总”、“永不”三个副词，在郑的译文里，变成了“每个”、“便”、“一字不易地重复”。显而易见，在郑的译文中，“每个”、“一字不易地重复”已经不是副词了。即使是副词的“便”，也与“总”有着极大的不同，“便”带有时间性，用在动词的前面，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进行，相当于“就”；“总”这个副词则表示动作、行为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相当于“老是”。

　　再看第二组译文。郝、赵翻译的副词是“突然”和“赶紧”，而郑翻译的相应的词语是“忽然”和“突然”。“突然”与“忽然”，“赶紧”与“突然”，虽然都是副词，但两者之间却有着程度上的细微的差异。“突然”用在动词前面或句首，表示情况或动作发生急速，出乎意料；而“忽然”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或句首，表示动作、行为的发生或情况的变化来得迅速又出乎意料。“赶紧”用在动词前面，表示动作、行为发生迅速，显然也与“突然”有着一定的区别。

　　在这几个词的翻译上，两种译文有着多么明显的差别，同一个词，翻译时可以词义不同，还可以词性不同，这正说明了原文与汉语存在着不确定的对应性。原文的词性和词义可能是前一种译文，也可能是后一种译文，更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不是。莫泊桑在原文中使用的究竟是不是这几个词，这几个词在原文中究竟是不是副词，甚至原文中有没有这几个词，都是颇值得怀疑的。所以不同的翻译者只好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意译了。那么，建立在这种并不十分忠实于原著的译文上的语言分析文章的价值，也就更值得怀疑了。

　　由此看来，所谓的莫泊桑在小说中所使用的“看似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的几个副词，只是翻译家们精心的二度创造罢了。而分析文章却武断地认定原文使用的就是汉语翻译的某个对应的副词，并用这类意译的译文的语言材料来作分析的例子，进而以此来研究莫泊桑副词锤炼的艺术功力，能不陷入张冠李戴、隔靴搔痒的误区吗？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篇分析文章将这几个副词的炼字之功不加甄别地完全归于莫泊桑的身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是很不严谨的。如果不很精通外国文学作品的原文，是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的分析的。而那篇分析文章还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向来倡导炼词、炼意。……但通常大多注重的是动词、形容词或者章节方面，而对其它门类的词及使用情形，则顾及不多，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副词的使用，看似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我们只好用“妙手回春”来形容，只得再三钦佩莫泊桑这位语言大师了。……”作者最后作出这样言之凿凿的结论，就更缺乏坚实的基础了。

　　《阅读与写作》1996年第8期

　　《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1996年第11期选目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反文学史
如果把对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作赞颂式评述的文学史称为正文学史，那么，对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作批评式评述的文学史就可以称为反文学史。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还只是前者。

　　在漫漫的文学发展长河中，每个时代都在依据着各自的文学价值标准毫不留情地对文学的历史遗存进行着择优汰劣的选择，即使是那些千古流传而为历代所公认的名家名作，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学接受者的或全面或局部的否定性批评，而且这些否定性的批评往往就发自那些同样创造了不朽名作的文学大师们。只要我们翻翻那些诗话词话、野史笔记、经史子集、诗词小说的集释批注，是不难发现甚至连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这样的一流作家及其作品也是常常受到不无道理、不乏真知灼见的否定性批评的，更不要说那些等而下之的作家和作品了。但由于这些对名家名作的否定性批评常常是离经叛道的，常常是与大众的普遍的肯定性评价相对立的，与文学史的正统观点相抵触的，因而往往受不到应有的注意，在文学史上得不到应有的反映，它所常被提起的地方只是那些专事钩沉拾趣的文艺随笔小品而已。

　　但这类否定性的批评无疑对促进文学的发展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否定性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指出名家名作的失败之处，就能使文学的后来者不再误入歧途，就能使新的名家名作在扬长避短的自觉意识中产生出来，并有可能开辟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天地。如果否定性的批评是可以商榷的，属于见智见仁之类，那么它也可以深化和丰富人们的审美经验，从中提炼出新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标准，甚至可以带来名家名作研究上的突破，并可在文学创作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果否定的批评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偏激也是促进文学发展的一种极好的催化剂，它可以激发人们对名家名作的内在价值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挖掘。总之，否定的批评符合事物发展的新陈代谢的规律，符合文学发展的批判继承的规律。清代诗人赵翼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的著名诗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遗憾的是，尽管那些极富创意的否定性批评始终伴随着名家名作的产生而产生着，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文学研究者的足够的注意，更无人对此进行系统地全面地梳理和总结，它还处于零星分散的自然状态。如果能有一部与现在通行的“正文学史”相对的对文学史上的名家名作作否定性评述的“反文学史”，那肯定会对文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

　　《服务导报。淘书版》1997年1月2日　。。

孤树
这是一棵孤独的树，生长在空旷的田野，四周尽是些茫茫无际的草蔓。因为离群独居，树名对它早已失去了意义，在漫漫的时空里，它就叫一棵孤树。

　　孤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源于何时何处何物，那最初的萌芽是来自随风飘逝的一粒树籽呢，还是来自一根偶然插入泥土的枝条？它没有家族的赫赫历史可以追寻，却也因此省却了许多世俗的牵挂。它自在着，自为着，自生着，自灭着，默默地观照着自己和那无树的旷野，履行着那份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的天职。

　　孤树虽然享受不到树们常有的公园的热闹，街市的繁华，大森林的壮阔，小庭院的温馨，好似一个可怜的弃儿，但它却也因此免受了随心所欲的攀折，违背天性的修剪，大树遮蔽的郁闷，狭小空间的压抑，因而活得益发潇洒了。

　　孤树生活的世界几乎是封闭的，它从来就不需为那些外形的美丑，树干的曲直，材质的优劣，枝叶的荣枯等等外来的评价而烦心。它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尽其生命的能量，生长，生长，生长。它在默默地以自己的生命演绎了这样一道哲学命题：什么是生？生，便是活！

　　《中国建材报》　。　想看书来

想起愚鼠
业余喜欢爬格子，偶尔一次，在一份国家级的大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评论，于是有朋友相见，便大加称赞，并以学者相许。飘飘然窃喜之余，蓦然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