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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巴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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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君立砀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唐&；#8226；房玄龄等《晋书&；#8226；载记第二十&；#8226；李特/李流》）
“跪而射之”——而且是先“立”后“跪”！
试想，当时弓的制作还十分原始，“弓者，揉木而弦之以发矢”，在烤弯的木棍两头绑上动物筋腱就是弓了，其长度几乎和人等高，一般需站姿才便于观瞄和发力，命中的精度也更高。务相采取跪姿发射，是很不方便而且也没有必要的。《晋书》写到这里，似乎话中有话。我们不妨大胆想象：廪君这一“跪”，是否也眼中含泪、心中有愧呢？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盐水神女，做梦也想不到务相会有如此绝情的举动。利箭穿心，这位痴情的女子迅即香消玉陨。突如其来的变故，沉重打击了盐阳守军的士气，随着主帅陨落，盐阳一方的防御顿时土崩瓦解。在溃逃的人群后面，廪君率领的勇士们如影随形，兵不血刃，迅速占领了盐阳的各处要塞。
“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晋书&；#8226；李特载记》）
廪君杀死盐水神女，如果只是为了抢占她的地盘，然后取而代之，那么仅仅凭他背叛爱情这一条，可能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记住他。但廪君到底没让人们失望——有了盐阳这块根基，廪君没有停留，随后在“夷城”这个地方，建立了巴国最早的政权：“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湖北省考古队的王善才先生以雄辩的文物资料证明，夷城就在盐阳下游不远、以早期巴文化遗址——香炉石为中心的渔峡口一带。后面的故事，《晋书》、《世本》、《水经注》和《后汉书》所记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后汉书》和《水经注》简略交待了一下廪君与*的渊源：
“……廪君死，魂魄世为*。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后汉书&；#8226；南蛮西南夷列传》）
《水经注》和《长阳县志&；#8226；古迹》（道光版）互为印证，都提到过一件事：廪君死后，葬在夷城的“*垅”。这就是后世巴人“*崇拜”的由来。廪君曾经活动过的湖北清江流域，很可能就是后来商周时期“虎方”。
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但自从1951年印度发现首只野生雄性*以后，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人工繁殖了二百多只*，它们都是当初那只孟加拉虎的后代。研究表明，动物界的白化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连人都不例外，是动物体内酪氨酸酶因遗传原因缺失、无法合成黑色素所致，罕见而已，并不神秘。*不过是虎的白化变种，除了视之为国宝的印度以外，如今越南、泰国和国内的南京、沈阳等地动物园里都有。古代中国南方丛林中曾广泛存在的华南虎种群中，应该也不乏白化的个体。
这种一经出现便在自然界无所遁形的动物，为了生存而变得异常凶猛。相对普通老虎来说，因其稀少，更显尊贵，常常被认为是天降灵瑞，在中国古代要么被视作“瑞兽”，要么被视为“凶神”，寻常百姓是又爱又怕。远古时候，*可能偶尔在巴人活动的区域出现，将它尊为廪君化身，颇能彰显他的威仪。过去，巴人聚居的地区围绕*还常常举办大型祭祀活动，只是最初的祭祀活动残酷而血腥，动辄杀人，民间称之为“还人头愿”，直至宋代才被朝廷明令禁绝，改人祭为牲祭。
中国古代，人们通常用青龙、*、朱雀、玄武四种莫须有（不能说没有）的动物，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是四象之一的西方之神；在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中，*被视作西方神兽，象征着威武和军队。这些文化现象极有可能和巴人有关，因为廪君建立的巴国，就位于中原文明的西南方向。也许，从廪君死后开始，*就作为巴方的形象标志，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也有过例外。《史记&；#8226；天官书》提到“东宫苍龙、南方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本应为“*”的地方却写着“咸池”。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古文“咸”通“盐”，这里的“咸池”和清江边那个埋葬了神女的盐池，会有什么关系吗？
……又是一团云雾，乍似清楚，实则迷罔。云遮雾罩的巫山神女，似乎无处不在。 txt小说上传分享
曾经沧海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描写巫山最著名的诗句，是唐代元稹的《离思》：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唐代的诗人至情至性，这首诗也是这样。尤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一句，语言幻美，意境朦胧，情思荡漾，脍炙人口，既是描写爱情的绝唱，又是人生经历的箴言。元稹曾被贬至江陵，他应该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鄂西这一带的文化素材。
时间和江水一样，静悄悄地向前流淌。“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的神女，在云雾中留下一双哀怨的眼睛，注视着廪君和他新建的方国。
山中无甲子，寒暑不知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听得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喧闹，终于有人忍不住爬上高山之巅，去远眺山外的风景。这一望不要紧，他惊奇地发现，原本贫瘠的黄土高原，此刻已是旌旗遍野，风云突变。
此时的黄河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竞相圈地。蓄势已久的炎黄二族被推到风口浪尖，文明的发展正在加速。炎帝和黄帝经过阪泉大战结为同盟，已开始建立中国最古老的城邦。
传说中同为少典氏后裔的炎帝和黄帝，其实是秦岭以北两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封号，并非我们想象中具体的某个人物。史家认为，炎帝部落存在的时间更长，《易&；#8226；系辞》疏引《帝王世纪》：“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大约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两千多年间，这一支部落的首领都称炎帝。
到了帝榆罔时期，位于山西运城附近的蚩尤部落开始崭露头角。蚩尤就是少年鲁迅读《山海经》时看到的那个“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其实“蚩尤”也不是某个人的姓名，仍是称号。在有些版本的传说里，蚩尤又被视为南方三苗人最早的首领。
据说蚩尤也是炎帝的后裔：“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8226；蚩尤传》）。已经抱成团的炎黄部落开始垂涎蚩尤所拥有的解池盐源和晋南铜矿，于是找了个岔子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蚩尤战败，被五马分尸，山西的“解县”和“解池”也因此得名。逐渐统一起来的北方炎黄族群，开始向南扩张他们的势力。
当初巴务相占领盐阳以后，似乎过了不久就“君乎夷城”，从此偃旗息鼓。这让一些人十分遗憾：廪君为什么不组成强大的军团，冲出群山，纵横四海，做一个史前的成吉思汗，让后世的巴人也跟着风光风光？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廪君时代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还是一片权力真空，任谁胆子大，就能打天下，其实是大错而特错。
我们来看看那时长江中下游的情形。
当时的江汉平原一带，已经是三苗族的地盘。三苗是传说时期的南方氏族部落集团，分布在“江、淮、荆州”和“左洞庭、右彭蠡”之地，是巴人的近亲，是后来南方苗瑶民族的先民。由于三苗和巴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以至于不少学者在阐述广义的巴人时，也把三苗纳入其中。顾铁符等人认为，巴人本来就是三苗的一支。从早期农耕时代开始，自炎黄二帝到尧舜禹汤，三苗不断与北方武装对抗，双方势同水火。
尧舜禹三个时期，对付三苗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最初是硬干——帝尧时期，一支以“修蛇”为图腾的三苗族生活在今湖北北部的丹水流域，首领叫驩兜，经常侵扰中原。尧率中原部落联盟在丹水岸边大败驩兜，迫使三苗求和。
帝舜时期，三苗南移到江、汉一带。“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郭璞）。帝舜击败了不愿臣服的三苗，为根除隐患，还把他们移民到边远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南），使之远离故土。和尧相比，舜以土地换和平，策略有所进步，但做得不够彻底，三苗大部仍退至南方地区。帝舜穷追不舍，终因水土不服，死在湖南苍梧。
到了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南方的一些三苗部落再度发展起来，帝禹再次率部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征讨。战前，帝禹率众誓师，激励士气，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8226；兼爱下》），然后与之决战，大败三苗。“三苗”的称谓从此消失。
尽管史前的南方在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上并不落后于北方，但根深蒂固的王化思想，却让古人形成了明显的民族歧视。古代中原对外族的称谓，一开始还是很规范的。《礼记&；#8226；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吕氏春秋&；#8226；召类》中说，“尧战丹水以服南蛮”，可见所谓的“蛮”，就是指三苗、巴人和南方的土著。
到了后来，所谓“蛮夷”的概念越来越混乱。三苗和巴人，连同所有南方化外之民，都被北方“礼仪之邦”统称为“南蛮”。看看字典上对“蛮”的定义，其中包括“粗野、凶恶、不通情理”，是“野蛮”的简称。对于巴人，先是和三苗一起被称作“蛮”，中间一段时间直接称“巴”，秦汉以后则又常常称之为“夷”。
古代的巴蛮二族虽然在汉水和荆襄互有交融，但大体以汉水为界，巴族固守汉水以西和以南的山地，三苗则盘踞在江汉平原，双方各有其势力范围。廪君冒冒失失冲出河谷，无异于以卵击石。选择在蛮荒山野白手起家，寻找生存之道，倒不失为明智之举。
我们甚至怀疑，历史上这些被统称为“南蛮”的早期巴人和三苗，为了对付步步紧逼的中原势力，彼此之间应该有些心照不宣的默契，暗底里或许还有物资和情报的往来。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到了夏禹时期，巴人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足与三苗抗衡的力量。而此时大禹对付三苗的手段，也隐约有了一些远交近攻的味道。“远交”的对象，就是巴人。
其实在很早以前，北方文明就对长江上游以岷江为中心的古蜀国，以及长江中游以三峡为中心的古巴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黄帝时代开始，南北之间就已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曾有记录：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史记&；#8226；五帝本纪》）
“西陵之女”的娘家，有人说在西陵峡一带，也有人认为在四川省的盐亭县，距嘉陵江中游的阆中不远。嫘祖的两个儿子，一个居若水，一个居江水，都和巴蜀有关，二儿子昌意再与蜀山氏联姻，更是亲上加亲。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三的南方血统。难怪后来就连清高的屈原也未能免俗，顺着这条线索把自己的身世和黄帝一族扯上关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对巴国的怀柔和渗透，到帝舜时代也没有间断，甚至还派他的儿子无淫去当了卧底：“有琶裰鬯瓷抟蹬处。是谓巫琶瘛！保ā渡胶＞�&；#8226；大荒南经》）后来，因治水而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禹，也注意到巴蜀这两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试想，如果能使新兴的巴国为己所用，就等于在三苗的西方山岭和江水上游伏下了一招杀棋，在将来征伐三苗的战役中形成钳形攻势，大大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聪明的大禹随即在重庆娶了涂山氏为妻，也做了巴人的女婿，不费一兵一卒，就与巴国结为盟友。
“……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晋&；#8226；常璩《华阳国志&；#8226；巴志》）
不仅如此，大禹还在丈母娘家举行过联盟大会：“禹合诸侯于涂山”（《左传&；#8226；哀公七年》）。这样，大禹与巴蜀结为姻盟，再次征伐三苗，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誓师和决战。
取得治水和伐苗双重功绩的大禹，志得意满，将天下划为九州（《尚书&；#8226；禹贡》），其中巴、蜀属梁州（“梁”就是桥梁的意思），后来又改称益州。此时的中华大地，已是炎黄独尊的单极世界。为了感谢各诸侯国的捧场，大禹以华夏宗主的身份，在会稽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全会”（约4100年前）。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传递出一个让人振奋的信息：古老的中国，即将开启虞夏王朝的先河！
“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华阳国志&；#8226；巴志》）
在热热闹闹的会场上，巴蜀两国的使者无疑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而且从夏禹时代开始，古代巴国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蜜月期。这段交情，在巴人后来的记忆里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巴国作为夏王朝南部的友好邻邦和战略盟友，在当时享受着很高的礼遇。双方亲如兄弟，不仅经贸互通、政治互信，有时甚至还交换干部：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竹书纪年 》）
《竹书纪年》据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太康年间有人盗墓得到它的原稿。原稿为竹简，因此称为《竹书》或《竹书纪年》，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之一。“帝启”是大禹和涂山氏生的儿子。这位童年时代只见过治水工地上父亲忙碌的背影的孩子，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国君！
几乎同样的内容，在《山海经&；#8226；海内南经》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山海经&；#8226；海内南经》
《水经注&；#8226；江水》引郭璞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不少人认为，此处丹阳应在如今的秭归，这位受命于启而“司神于巴”的孟涂，原来家在三峡，和大诗人屈原还是同乡！
沧桑变幻，时过境迁。屈原时代的巴人，早已退隐川东，国破家亡。而孟涂的家乡、神女的阳台，也已沦为楚地多年。屈原生在巴乡而不自知，跑去做了楚怀王的贤臣。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起点，让人依稀听到廪君那一声叹息——
“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
历史，有时就像一台戏，充满了诗意和巧合，甚至还有些宿命的味道。
来历不明的剑
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巴务相的“剑”，究竟从何而来？
这把剑的确有些蹊跷：“乃共掷剑于石穴”，这剑一定是金属质地。可是找遍所有早期巴文化的遗址，始终没有发现金属器物的痕迹。四千年前巴人的土地上，并不产铜！
青铜时代，曾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很多著名的史前文化，比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因为被挡在金属文明以外，没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人类最早接触金属，是在制作石器时发现了天然红铜。距今9000多年的土耳其和伊朗，已开始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红铜器物。红铜熔点高达1080度，古人只有在制作陶器达到很高水平时，才有足够的高温技术来进行煅烧和加工。再后来，人们学会在铜料当中掺入少量的铅和锡，使它的熔点降到*百度，可以用它来铸造更多的工具和武器，这就是青铜。
可是，廪君手中的剑，显然不可能来自土耳其和伊朗。
4000多年前，实际上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铜还不能完全替代石器，史学家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古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时间要远远晚于西亚和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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