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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巴方-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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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岐山,实际已动员了大半个中国的资源和力量与商王朝决战,胜负之数,可想而知!

  这种立足巴蜀、通谋天下、纵横万里的政治智慧,着实让后世枭雄们受益非浅。三国时期的“智圣”诸葛亮这样说过: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隆中对》)

  益州,就是巴蜀之地;荆州,也是巴蜀的延伸。诸葛亮给刘备出的点子,说白了就是西周文武图商、秦王统一六国和刘邦平定天下的成功经验。你看,从两周、秦汉到三国,一千三百年的天下大势,表面上看是在中原逐鹿,底下的功夫却全在巴蜀。

  但是,一个更大的疑问浮上心头:这样强大的后援力量,岐山又是怎样联络上的呢?难道,当时也出过一个“诸葛亮”吗? 。 想看书来

丹水秘道
回过头来,我们还要看看前面那个没怎么说清楚的“髳”。

  《牧誓》这样重要的官方文件,对盟国的排位一定经过仔细的推敲。何况“礼”源于周,重视礼仪的传统,不会让武王犯下颠三倒四的低级错误,这就更让我们确信,《牧誓》中“八国联军”的排名是有讲究的。西土八族中,“髳”排在庸、蜀、羌之后,居第四位。然而,这样一支备受武王重视的军队,我们却一直说不清它究竟有什么特别!

  是面积特别大?不像。像庸、蜀那样的大国,我们总能在史料中找到些残留的记录,“髳”却一点线索也没有。是渊源特别深?它又不比羌与周的渊源那样有案可查。如果真像《括地志》中所说的“髳在姚府以南”,它应该没资格排到卢、彭、濮之前。

  难道,是它距离岐山特别近?

  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古三苗疆域考》中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髳”即“三苗”!钱穆认为,作为古三苗的余部,商周时期的髳人仍聚居在今山西以南、河南以西一带。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吕思勉、范文澜等文史大家的认同。

  展开地图,我们清楚地看到,钱穆所说的“山西以南、河南以西”,绵延着伏牛山。三千多年前,伏牛山以东是商王朝控制的中心地带,北方是“有夏”生息的关中平原,西面是暗藏玄机的莽莽秦岭,西南是庸国掌握的汉水河谷。髳人的生存空间,就只剩下汉水北边的一条支流——丹水。

  提起丹水,我们一下子想起,很久以前的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对三苗的打击,正是从丹水开始的——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8226;召类》)

  中原人们对“南蛮”的印象很特别,《后汉书&;#822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对所谓蛮夷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概括。这段描述虽然只有24个字,却极为传神。笔者也算是南蛮人氏,每每读到这里,总有些忍俊不禁:

  “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

  ——(《后汉书&;#8226;南蛮西南夷列传》)

  正是这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说着鸟叫一般方言的“外痴内黠”的三苗人,历史上屡屡在中原文明的眼皮底下兴风作浪。最初是山西南部的蚩尤(传说是最早的三苗首领)和炎黄部落大打出手,随后是丹水流域的驩兜不服尧传位给舜而反叛。被帝尧打败之后,三苗人的活动南移到丹水和江汉平原之间。之后几千年,三苗人的后代始终摆脱不了漂泊的命运,被中原武装集团一路向南趋赶,其中的一部分被一直赶到武夷山脉和云贵高原一带,这可能就是云南那个古髳国和今天苗瑶民族的由来。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三苗和巴人同属苗蛮族群,同宗同源。三苗人崇蛇,这与巴人的早期图腾是一致的。此外,三苗人早期活动的区域,北有丹水,南有蛮河(汉水支流,在襄樊以南),据说蛮河在东晋以前也称夷水。而在巴人的发祥地——鄂西南的长阳县境,也有南北两水:丹水居北,清江在南,史前的清江也叫夷水。也许正是缘于文化上的共同之处,自禹夏以后,巴人和三苗被统称为蛮夷,同属巴方。

  留在丹水的三苗残部,自称“髳人”。《牧誓》中参与伐纣的“髳”,应该就是他们。他们在商代可能有过一些部落形式的小集团,或在丹水河畔建立过一些城邦小国,但整体来说,“髳人”所居的伏牛山区和丹水流域,周围列强环伺,也只能“安土重旧”,老老实实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

  如此看来,“髳”虽然与岐山相隔不远,但究其实力,仍然远不足以受到武王的重视, “髳”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能留下什么痕迹。真正让“髳”的排位靠前的,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和一条秘密的通道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丹水古道。

  丹水就是现在的丹江。丹江虽然属于长江水系,却一直向北伸展到秦岭的后脑勺上。它的源头名叫黑龙口,与陕西临潼东南的蓝田仅一岭之隔,距古都西安不足百里。出蓝田县城,过灞河后上七盘岭,从峣山以北经六郎关、牧护关越过秦岭后,顺着七盘河就到了黑龙口。此后只须顺江而下,就可直达南阳和襄阳。

  众所周知,上至虞夏,下至秦汉,中原文明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而丹水切割而成的河谷,将关中平原南面的秦岭天堑打开了一道缺口。它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直通荆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平原和荆楚大地,进而沟通吴越湖广的水陆通途。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唐/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蓝关就是蓝田关,它是丹水古道从长安出发的起点。顺流而下到达丹凤县的武关,既古代秦楚两军之间的桥头堡,也是古道的终点。因此,丹水古道又称蓝田道或武关道。

  这条古道,或许还见证过夏王朝彻底灭亡的最后一战。很久以前那个“夏耕之尸”的故事里,就曾提到过“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有人怀疑,这里的“章山”实际上位于武关所在的丹凤县西,应该就是丹江南岸的“商山”。

  丹水往东,和商之间隔着崇山峻岭。从地理上看,这一带也是商王朝管理的死角。

  丹水的下游,往南是庸国、卢国、荆襄。出丹江口往东不远就是河南的南阳。南阳到襄阳,是中国古代一个智力十分密集的地区,出过不少经天纬地之才:诸葛亮出山以前,隐居的地方是在南阳还是在襄阳,到现在都还在争论,而襄阳就在古卢国偏北一点。诸葛亮虽然是山东人,但他十五岁就到了这里,其知识的积累和见解的养成就在这一带。

  而南阳在商周时期,地近吕国:

  “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吕尚先祖封。”(《括地志》)

  说是有个叫“吕尚”的人,其先祖的封地就在南阳县西三十里的吕城。

  吕尚,姜姓、吕氏、名望,字牙。后来人们习惯在“牙”前加上“子”,意思是先生,表示尊敬。——原来,他就是被儒、道、法、兵诸子奉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

古怪的过客
大约是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丹水边的髳乡不再平静。

  这一天,丹水上游来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他们既不是商队,也不是土匪。其中有不少人常常路过这里,是髳人部落首领的座上宾。当地的髳人大都明白,他们来自周原。

  但这一次有些奇怪,领头的是两个英气勃勃的中年人,看样子来头不小。

  自打他俩经过这里以后,这条道路开始繁忙起来。一队队人马从丹水古道秘密地开往南方,也不知去了哪里……

  丹水边的髳人不会知道,这两人一个叫太伯,一个叫仲雍,是嫡亲兄弟。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岐山脚下周族头领古公亶父的长子和次子。古公亶父,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武王姬发的曾祖!

  他们行色匆匆,要到哪里去呢?这还要从古公亶父南迁到岐山说起。

  周人从海拔1000米以上的黄土高原腹地,迁移到渭水上游海拔600米左右的关中盆地西部,不仅重新获得了利于耕作的水土资源,也获得了华夏一族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巧妙地避开了鬼方、戎狄的锋芒,节省无谓的消耗,以空间换时间,集中精力抓发展,为日后的乘势而起、逐鹿中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一时期的高速发展,使周族的势力在关中平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古公亶父也因此野心大盛,并作出了一系列志在天下的战略部署: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诗经&;#8226;鲁颂&;#8226;宓宫》)

  诗中的大王就是古公亶父。周人认为,“翦商”的计划最早由古公亶父制定,文、武二王不过是计划的实施者。计划的第一步,亶父让三儿子季历娶了殷商贵族之女太任为妻: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日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诗经&;#8226;大雅&;#8226;大明》)

  与商贵族结亲,使周族得到商王的信任,得以放手在关中平原发展。“太任”在南迁岐山的那一年生下的长子,就是姬昌。为了进一步麻痹商王,古公亶父实施了第二步战略:确定季历为继承者、姬昌为第三代接班人,显示对商王绝无二心:

  “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8226;周本纪》)

  事实证明,这一安排险中求胜,获得奇效。后来季历、姬昌父子凭借殷商外戚的身份与商王正面周旋,虽仍有季历被杀、姬昌被囚的奇险,但最终还是杀出一条血路。

  然而,古公亶父的政治智商还远不止此。他明白,仅靠夏、周两大板块的实力还远远不够,要夺取殷商政权,必须联络更多的盟友。于是,他迅速着手实施第三步战略:派出大儿子太伯、二儿子仲雍南下发展,对商王朝形成迂回包抄之势——

  “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

  ——(《竹书纪年》)

  “适”者,往也。为了迷惑商王,太伯和仲雍出走的官方原因,被说成顺应“天命”,主动让贤,远赴吴越。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古公交给他们的真正使命,是到吴越一带开辟第二战场!吴越一带,曾经是华夏族在南方渗透势力的重要据点,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先夏时期,大禹就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大会诸侯;夏桀亡国,又曾被成汤放逐在“南巢”(今安徽巢湖)。为了维护“儒家典范”的形象,儒家学者都不愿把周族先辈描写成野心家或阴谋家,但某些字眼却一不小心露了马脚:古公“实始翦商”,“翦”就是“削减”的意思——将商王的势力抽丝剥茧,正是“翦商”计划的核心。

  此后的历史,巧合中就有了某种必然:武王伐纣箭在弦上的时候,商王朝后院起火!其东南淮河附近的东夷族再次暴发大规模叛乱,极大地消耗了商王朝实力,拖住了商军的主力部队。这边由武王发动闪电战,一路顺风顺水,直捣朝歌。《左传》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就将纣王失败的直接原因归结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叛乱。

  有了天时、地利,还得有一个人和的环境。为了共同的理想而甘愿舍弃个人的利益,这是周族内部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太伯、仲雍因此在吴越一带建功立业,书写了吴国的早期历史。他们的故事,直到西施那里才有了个香艳的了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暗战
这两人的具体活动,已成了历史的悬案。但他俩的行踪,《史记》中倒还有些记载——太伯、仲雍出走周原以后,并没有直达吴越,而是先到了荆蛮!

  “……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8226;周本纪》)

  “蛮”,或曰“荆蛮”、“蛮荆”,意思都差不多。“蛮,荆州之蛮也。”(《毛诗正义》),其范围大约在荆山与衡山之间:“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尚书正义》)。但要说两人是“亡如”(流亡到)荆蛮,就有些欲盖弥彰了。

  太伯、仲雍并没有像丧家之犬,取道大别山直奔吴越,而是“纹身断发”,暂且在荆蛮之地进村入户,也许就因为商王朝在这里的统治相对薄弱。荆蛮一带和商王朝本有旧怨,又长期被殷商势力压制,他们也急于摆脱商王的奴役,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更高地位、获得更大利益。太伯、仲雍再暗中一搅和,顿时一呼百应。

  而且,两人除了在这里找到一批铁杆盟友,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从丹水秘道出来,就在他们的行进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旷世奇才,此人正是姜子牙!

  也许有人要问,姜子牙不是在渭水边钓鱼时遇见文王的吗?非也!那是后来做秀。此人最早亮相,不是闲雅的钓者,而是粗鲁的屠夫——他是在朝歌杀牛的时候,“遇见”了被纣王囚禁的姬昌。姬昌当时还不叫文王,称“西伯”。见了面,姬昌问他有什么本事,他仍是一幅屠夫的口吻:“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楚辞章句补注》)。

  哪有那么巧,这人别处不好杀牛,偏要跑到文王被囚的地方杀牛?而且他拜见姬昌的理由听起来也很可笑:“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史记&;#8226;齐太公世家)。

  种种迹象表明,姜子牙在见到姬昌之前就和周人早有联络,甚至可能和古公亶父之妃“太姜”有着血缘关系。姬昌当时有句话说漏了嘴:“吾太公望子久矣。”意思是说,我的先辈很早就盼着见你啦!后来因此又把姜子牙称为“太公望”,这就是“姜太公”的由来。姬昌的“太公”又怎么会知道姜尚其人?仔细一想,很可能和太伯、仲雍南下有关。

  而太伯和仲雍究竟是如何找到姜子牙的,我们就只能全凭想象了。或许他们也曾三顾茅庐,彻夜长谈,草棚里一派江山风雨。又或许姜子牙刚刚看破时局,空怀满腹智计,正打算良禽择木而栖。总之,姜子牙和姬昌见面的背后,应该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周族的领袖们如此看重姜子牙,绝非偶然,此人的确有安邦定国的能耐。姜子牙虽然没有《隆中对》之类的文章传世,但《史记》也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何谓“天下三分”,关注的人并不多。笔者以为,就当时的文化板块和势力范围,所指应为黄河下游的商族、关中平原的夏族(周族)和南方的巴族较为合理。

  从结果上看,姜子牙、诸葛亮的心智,包括后来刘邦的投机,甚至传说时代的大禹远交近攻、战胜三苗,其中巩固巴蜀、拓展江汉、伺机挺进中原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就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虽是邯郸学步,大体上也脱不了这种思路。

  太伯、仲雍的主要目的,恐怕还在吴越。若干年后,两人带着从丹水秘道偷运过来的队伍,继续向东。而联络南方各国的任务,或许就落在姜子牙身上。

  有了正确的思路,具体的行动就会事半功倍。况且,同在襄阳附近,诸葛亮能熟知400年前的汉高祖崛起于汉中,姜子牙不会不知道200年前武丁对巴人的杀戮。手中有了仇恨这张牌,姜子牙开始满怀信心地周游列国。

  史载姜子牙曾游历七十国,这当然是在见到文王之前。一般人以为,这是怀才不遇者的噩梦,充满失意和彷徨。但如果心中装着某种理想和信念,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据说姜子牙学成以后,中间有四十年不知所踪,到七十岁左右才到朝歌做牛肉生意,设计救出了姬昌,然后和同样年迈的鬻熊一起成为文王的臂膀。但要说姜尚七十岁才进入周族阵营,然后还和姬昌结为儿女亲家,鬼才相信!

  合理的解释是,姜子牙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为岐山工作。就在中途失踪的四十年里,他和他的同伴以周族使者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对巴蜀一带大小方国的游说和动员!

  当然,姜子牙版的《隆中对》也很快得到古公亶父及其继任者们的高度评价,并迅速提高了岐山和南方各国的交往级别,为他们的秘密串联提供支持。由于岐山决策集团的配合,姜子牙的使者身份更加明确,工作成效也十分显著——

  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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