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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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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或是防止“所有”妇女死于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里的“所有”女孩解救出来，但是我们想到娜思的经历，就想起一则夏威夷寓言，这是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摄影师的那卡·纳撒尼尔告诉我们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滩，发现到处都是被潮汐冲刷上岸的海星。一个小男孩在海滩上边走边把海星捡起来丢回海里。“小子，你在做什么？”男子问道，“海滩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做都没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顿一会儿，又捡起一只海星，把它丢回海里。“至少对这只是绝对有用的。”他说。
第三章 学习大声反抗
讲理的人会调适自己以适应世界，不讲理的人企图调整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不讲理的人。
——萧伯纳
有那么多妇女遭到绑架、贩卖、强暴和虐待，原因之一是她们逆来顺受，把苦水往肚里吞，尤其是任由男人予取予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女孩从小根深蒂固的心态，她们通常乖乖听从指示，即便那个指示是面带微笑地一天让人强暴20次。
这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女性受虐时乖乖接受，而没有冒着被杀的风险反击回去，其实是有实际理由和文化因素的。但现实情况是，只要妇女忍气吞声，虐待就会持续。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尖叫反抗、逃离妓院，那么拐卖的经营模式就会受到破坏。人贩子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往往找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孩下手，她们最有可能服从命令，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如同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所说：“我们一定要挺直腰杆，为自由而战。没有人可以骑着你，除非你自己弯下腰。”
当然，这是个微妙又棘手的问题。外国支持者们呼吁当地女孩冒不当的风险，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帮助年轻妇女找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当务之急。教育和赋权训练能够让女孩知道，女性气质不等于顺从，决断力是可以培养的，妇女可以为自己发言。这正是我们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郊外的卡斯特巴纳加（Kasturba Nagar）贫民窟看到的现象。
卡斯特巴纳加的臭水沟渗透出污水、臭味和绝望。当地居民是达利人（Dalits）——碰不得的“贱民”。他们大多肤色黝黑，从服装和举止看得出来出身低下。他们住在弯曲泥土巷的简陋小屋里，每逢下雨，巷子就成了污水和烂泥混杂的沟渠。卡斯特巴纳加的男人大多拉人力车、当仆人或从事肮脏的体力工作，妇女则出去做帮佣或在家里带孩子。
乌莎在她居住的贫民窟附近。
（拍摄：那卡·纳撒尼尔）
在这种几乎失去了一切可能性的恶劣环境里，竟有一名叫作乌莎·那拉亚尼（Usha Narayane）的年轻女子在逆境中甩掉了绝望。乌莎28岁，脸蛋圆润，浓眉大眼，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她虽然个子矮小，却全身充满活力。在印度这种地方，人们长期营养不良，身上的肉可能是地位和名望的象征，而乌莎的体重正显示了她的成功。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她父亲马都卡·那拉亚尼也是贱民，但有高中学历，目前在电话公司上班，这在当地算是一份好工作。乌莎的母亲奥卡也是难得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虽然15岁就嫁人了，但是她读到了九年级，阅读书写都难不倒她。父母皆认定小孩要接受扎实的教育，这才是脱离卡斯特巴纳加之道。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每一卢比来用到孩子的教育上——果然每个孩子都闯出了一番事业，在一个从没有人上过大学的贫民窟里，那拉亚尼家的五个孩子，包括乌莎，都拥有大学学历。
想到这样的教育对女儿带来的影响，乌莎的母亲虽然欢喜，但也有点恐惧。“她什么都不怕，”奥卡说，“任何人都吓不到她。”乌莎大学毕业后拿到了酒店管理的学位，将来似乎一定会在印度某处管理一家高级酒店。她已经逃离了卡斯特巴纳加，正准备接受一份工作。没想到当她回来探望家人时，却遭遇了野心勃勃、志得意满的阿酷·亚达夫。
阿酷·亚达夫可以说是卡斯特巴纳加的另一种“成功”。他的种姓阶级较高，原本是黑帮老大底下无足轻重的走狗，后来成为无恶不作的流氓，称霸贫民窟。他手底下有一帮恶棍，这些人控制了整个卡斯特巴纳加，抢劫、施虐、谋杀，无所不为，而且总能逍遥法外。在中产阶级的小区里，印度当局会防止黑帮如此嚣张跋扈。但是在贱民或低阶种姓居民所住的贫民窟，当局鲜少插手，只会接受贿赂，因此流氓帮派有时候会成为绝对的统治者。
15年来，阿酷·亚达夫不断欺压卡斯特巴纳加的居民，同时精明地建立了一个小型企业王国。他的特长之一就是以强奸要挟、恐吓任何与他唱反调的人。要是出了人命，留下尸体倒是麻烦，还需要准备红包，好防止警方介入调查。而被强奸却严重有损名誉，通常受害者不敢声张，因此性羞辱是控制社群的有效手段。
贫民窟的街坊邻居表示，阿酷·亚达夫曾经在一名女子刚结婚之后就强暴了她。另一次，他把一名男子身上的衣服剥光，用香烟头烫他，然后强迫他在自己16岁的女儿面前跳舞。他们说他曾经虐待一个名叫艾秀·巴格特的女人，在她女儿和几名邻居面前割下她的乳房，然后在街上把她碎尸万段。邻居阿维纳许·提瓦力对于艾秀惨遭杀害心生恐惧，打算报警，于是阿酷·亚达夫也把他给杀了。
暴行一件接着一件。他和几个跟班儿轮奸了卡尔玛，而她十天前才刚生了孩子。卡尔玛觉得从此以后无脸见人，就往身上浇了煤油，然后点火烧死了自己。另一名妇女怀孕七个月时，这帮恶棍把她从家里拖出来，剥光她的衣服，众目睽睽之下强暴了她。这帮人越是惨无人道，当地居民就越是噤若寒蝉。
25个家庭搬走了，但是大部分贱民别无选择。为了适应这样的恶劣环境，他们只好让女儿辍学，锁在家中，不让别人看到。卖菜的小贩都避开卡斯特巴纳加。而只要阿酷·亚达夫专找贱民下手，警方就不会介入。
“警方的阶级意识非常严重，”乌莎说，“你要是肤色较浅，他们就会认为你阶级较高而可能帮你忙。但是任何肤色较黑或蓬头垢面的人，他们就会欺负你。经常有人去向警方投诉，却反遭警方逮捕。”一名妇女报警，说她被阿酷·亚达夫和他的手下轮奸，结果警方反过来也轮奸了她。
乌莎一家是唯一逃过阿酷·亚达夫的魔掌的。他对他们避而远之，担心他们有高等教育撑腰，向警方投诉可能会很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欺负文盲通常是没有风险的，但想要找受过教育的人下手，就比较危险了。不过，当乌莎回去探望家人时，势不两立的这两家终于杠上了。
阿酷·亚达夫刚强暴完一名13岁少女，正觉得自己雄风大展，好不威武，趁势与手下到乌莎家的邻居蕾娜·登吉利家勒索。那些走狗摔烂她的家具，威胁要杀了她家人。乌莎事后赶过去，她让蕾娜去报警，蕾娜不肯，于是她自己跑去警察局报案。警方把此事通报给阿酷·亚达夫，他勃然大怒，带了40个跟班堵在乌莎家门前。他拿着一瓶硫酸，在门外喊着要乌莎少管闲事。“你撤回诉状，我就不会伤你。”他说。
乌莎挡住门，大声吼回去，说她永不妥协，接着手忙脚乱地打电话报警。警方说他们会过来，但是一直没动静。这边，阿酷·亚达夫正在砰砰砸着大门。
“泼你一脸硫酸，看你还敢告状！”他咆哮道，“你落到我们手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轮奸算什么，我们会怎么对付你，你想都想不到！”
乌莎骂回去，阿酷·亚达夫不甘示弱，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会如何强暴她，用硫酸烧她，把她碎尸万段。正当他和手下试着砸门时，乌莎打开家里用来做饭的瓦斯桶，然后抓起一根火柴。
“你们要敢闯进来，我就点火，咱们同归于尽！”她疯狂地吼道。那些混混们闻到瓦斯味，踌躇了起来。“走开，要不然你们全会被炸飞！”乌莎再度喊道。攻击者往后退了。
这场对峙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邻里街坊。大家都为乌莎深感骄傲，想到阿酷·亚达夫可能会杀了她，他们非常心痛。邻居们本来已经聚集在不远处了，只是不确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当看到乌莎反击回去，冲着阿酷·亚达夫大声痛骂，最后还逼得他的手下撤退了几步时，他们不禁士气大增。很快地，街上聚集了100名愤怒的贱民，他们捡起棍棒和石头。
“大家逐渐明白，要是他连乌莎也不放过，那这座村庄是真的没救了。”一名邻居解释。乱石砸向了阿酷·亚达夫的手下，他们看见这群怒气冲冲的村民时，一个个抱头鼠窜。贫民窟一片欢腾，贫民对抗黑帮获得胜利，这是破天荒头一遭。贱民涌上街头，欢欣鼓舞。接着他们走到阿酷·亚达夫的家，一把火把他的房子烧了个精光。
阿酷·亚达夫跑去警察局，警方为了保护他而将他逮捕。这些警员显然是打算先将他拘留，等到居民的怒火熄灭后再放他回去。阿酷·亚达夫的保释听证会已经安排好，谣传警方已被买通，打算释放他。保释听证会在数英里外的那格浦尔市中心举行。那天，几百名妇女从卡斯特巴纳加步行到那里，走进挑高天花板、铺着大理石地板的法庭，虽然其富丽堂皇的英式装潢早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看起来依然十分宏伟。贱民妇女们穿着拖鞋，裹着褪色纱丽，她们在这样的建筑里非常不自在，但还是在前面几排坐了下来。阿酷·亚达夫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他捕捉到了这些妇女在这里的不知所措，脸上更加信心满满。他瞥见自己曾经强暴过的一名妇女，轻蔑地嘲笑她是妓女，冲她喊，说他还会再强暴她。那名妇女冲上前去，用拖鞋敲打他的头。
“我跟你拼了！”她尖声咆哮。说时迟那时快，众人如水坝决堤一般蜂拥向前，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卡斯特巴纳加的所有妇女一拥而上，呐喊着，把阿酷·亚达夫团团围住。有些人从衣服底下拿出辣椒粉，往阿酷·亚达夫和两名看守警员脸上撒。警员的眼睛被弄瞎了，吓得连忙逃离了现场。接着，几名妇女从衣服里掏出刀子，开始往阿酷·亚达夫身上猛刺。
“原谅我，”他大叫，吓坏了，“原谅我！我不会再犯了！”妇女轮流传递刀子，往他身上不住地戳。她们之前已经说好，每个人至少要刺他一下。接着为了报复他割掉艾秀·巴格特乳房的举动，她们采取恐怖手段，把他的阴茎割掉了。最后，他成了一团碎肉。我们后来拜访时，法庭的墙壁上还留着他的血渍。
沾染血渍的妇女踏着大步凯旋，告诉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她们灭了那个魔鬼。贫民窟沸腾了，家家户户播放音乐，在街上翩翩起舞。他们把钱筒里的积蓄掏出来购买羊肉和甜食，把水果分给亲朋好友。整个卡斯特巴纳加的欢乐程度不亚于一场大型婚宴。
很显然，攻击阿酷·亚达夫的举动是事前仔细规划好的，而乌莎是领导者。因此，乌莎虽然能够证明她当天没有在法庭里，但是警方还是逮捕了她。然而，这场杀害事件让公众的视线聚焦到卡斯特巴纳加，舆论强烈抗议。已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包法翰公开支持那些妇女，他表示：“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杀掉阿酷。妇女们曾再三向警方寻求保护，但是警方没有保护她们。”
贫民窟的数百名妇女认为，要是她们全部人都表示为这起攻击事件负责，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要为谋杀负责。她们的理论是：如果几百名妇女每人都往阿酷·亚达夫身上刺一刀，那么就没有一个伤口是致命的。整个卡斯特巴纳加的妇女皆喊着同一口号：我们一起杀了他，逮捕我们全部吧！
“这件事我们全都有责任。”一名害羞的年轻妈妈拉佳诗莉·蓝黛说。拘谨的45岁家庭主妇吉嘉·摩儿补充：“我很得意我们做了这件事……如果有人得受惩罚，我们所有人一起担当。”吉嘉心满意足地声明，“我们女人变得什么都不怕，我们在保护男人。”
沮丧的警方在两周之后释放了乌莎，条件是她必须待在老家，哪儿都不能去。酒店经理的生涯规划可能要泡汤了，她也确定阿酷·亚达夫的手下为了报复，可能会强暴她或泼她硫酸。“这我倒是不在乎，”她信心十足地扬起头，不以为意地说，“我才不担心他们来报复呢！”她成为小区工作的组织者，展开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她运用管理技巧来凝聚贱民，大家一起制作渍菜、衣服和其他产品在市场上卖。她要贱民开创事业、增加收入，才会有足够的资金接受更多教育。
现在乌莎的收入仅能糊口，但是她成了卡斯特巴纳加爆发力十足的新领袖、贫民窟的女英雄。我们去拜访她时，出租车司机一直找不到她家。司机在卡斯特巴纳加不时停下来问路，但是每个人都坚持说没有这个人，或是故意指错方向。最后，我们只好打电话给乌莎报告我们的困难，这才看到她走到大街上，向我们招手。她解释每一个误导我们方向的人都会派一个小孩跑去跟她通报，报告她一名陌生人正在找她。“他们想保护我，”乌莎笑着说，“整个小区都在当我的眼线。”
卡斯特巴纳加的一连串事件令人惴惴不安，其中没有简单明了的道德训示。虽然我们对于这样的血腥结局感到不安，也无法认可谋杀的行为，但是看到女性经年默默承受虐待，而终于有乌莎这样的女子带头反抗，的确是宣泄了一股不平之气。
“赋权”一词是救援社群团体的陈腔滥调，但是赋权的确是需要的。伸张正义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女性顺从的文化，这样一来，女性才能够变得更有决断力、更有信心。之前说过，像我们这样的外人坐而论道当然很容易，毕竟大声抗议而承受可怕风险的人并不是我们。但是当一名女子挺身而出时，外人的声援拥护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也必须建立制度来保护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为性命不保的人提供政治庇护。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鼓励妇女维护自身权利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教育。在贫穷国家推动和普及教育，这方面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
终究而言，那些住在卡斯特巴纳加的女性是需要亲身加入人权改革的。她们是解决问题的部分答案：如果更多妇女不再把另一边的脸颊给对方打，并且开始反击回去，人口贩卖和强暴就会减少。
新废奴主义者
扎克·亨特（Zach Hunter），12岁，与家人住在美国亚特兰大。在学校听到今日世界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奴役时，他非常震惊，开始查找这方面的数据。他看得越多，就越觉得惊骇万分。虽然还只是个七年级学生，但他认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他成立了一个团体，叫作“零钱，零捆锁”（Loose Change to Loosen Chains），简称LC2LC，这是学生推动的反现代奴役运动。他在第一年筹募了8500美元，此后该运动蓬勃发展。
扎克现在是高中生，他不停地在国内奔走，向学校及教会团体解说人口贩卖的状况。在My Space网页上，他定义自己的职业是“废奴主义者∕学生”，他的偶像是18世纪提倡废除奴隶制度的英国斗士威廉·威伯福斯。2007年，扎克向白宫提交10万人联署的请愿书，呼吁政府对于打击人口贩卖采取更多行动。他也出版了一本给青少年看的书，叫《推动改变：终止奴役及改变世界手册》（Be the Change：Your Guide to Ending Slavery andChanging the World），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与教会酝酿筹组LC2LC分会。
“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这个运动正在爆炸性地成长，扎克是其中一分子，他们提出新方法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一般的救援工作者在救援官僚体制中运作，而社会企业家成立新组织、公司或开展运动来创造自己的环境，用创意十足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家对于资本主义并不抱持传统的怀疑态度，他们有不少人收取服务费用，利用商业模式来达到永续经营。
曾经担任过管理顾问及政府官员的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是推广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人物，他说：“社会企业家并不满足于送鱼给人吃或教他们怎么钓鱼，他们非得要把钓鱼产业彻底改革一番不可。”德雷顿是社会企业风险投资组织“阿育王”（Ashoka）的创办者，该组织扶持和培训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家，这些被称为“阿育王伙伴”（Ashoka Fellows）的社会企业家，目前超过2000人，其中许多投身到了女权运动中。德雷顿简述了社会企业家兴起的历史：农业社会仅产生少量的盈余，因此只有一小群精英可以迁居城镇，创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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