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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所以是女权保护的重要模范，正是因为它因解放女孩而带动了经济起飞。其他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体也是如此。如同曾在世界银行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针对这些议题作过研究的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所建议的：启动一国的经济起飞，取决于该国资源是否达到最有效利用。许多东亚经济体在给予年轻农村妇女免费的基础教育之后，把她们从农田带入工厂，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在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成衣和半导体等出口导向的工业主要雇用年轻女性，而她们之前只是在生产力较低的家族农田工作，或是忙于家务事。一国经济能够从这样的转变得到诸多好处：改善年轻女子的劳动生产力，经济增长率提升了；雇用她们在出口产业工作，国家得到外汇存款，可以用来购买所需的资本设备；这些年轻女性存下大笔金钱，或是寄回村庄资助家人，提升了国家的储蓄率；她们拥有好工作和赚取收入的机会，因此会较晚结婚和生育，这降低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因此，东亚经济成功的一大主因是农村年轻女性劳动人口的贡献。
　　　　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都是教育女孩并给予她们搬到城市寻找工作自主权的国家，这并非巧合。相较之下，我们很难想象（至少现在很难）这样的情景：几百万名巴基斯坦或埃及乡村少女接受完整的国民教育，获准搬到城市，以单身的身份工作并推动着产业革命。
　　　　印度顶尖企业的主管曾指出，该国的缺点之一是他们不像中国那么有效率地雇用妇女，现在他们正努力矫正这一点。科技公司龙头“威普罗科技”（Wipro　Technologies）董事长普雷姆吉（Azim　Premji）表示，现在威普罗雇用的工程师当中有26％是女性。他设立的“普雷姆吉基金会”（Azim　PremjiFoundation）致力于让更多农村女孩上学——一来帮助这些女孩；二来这会使得生育率下降，女性劳动力会更有效率，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模式让我们了解：“血汗工厂”让女性发展得更好。这话可能让许多美国人大吃一惊。美国人听到的大多是成衣工厂有多么不公不义，比如强迫加班、性骚扰、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这些情况的确存在，但是妇女依然涌入这些工厂，因为在工厂比在乡下整天拿着锄头耕田还是要好过一些。在大多数的贫穷国家，女性没有多少工作可供选择。比如在农业方面，女性往往没有男性强壮，因此工资较少。但是在制造业，情况却相反。工厂偏好年轻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比较乖顺，也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小巧手指比较灵活，适合组装或缝纫。因此，制造业的兴起总体而言提升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
　　　　言下之意，西方人不应该谴责血汗工厂，而应鼓励贫穷国家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非洲和穆斯林国家。除了毛里求斯之外，非洲几乎没有出口制造业（莱索托和纳米比亚两国只有少量的制造业），我们能够帮助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妇女的方式之一，就是鼓励当地设立工厂，出口廉价鞋子或成衣。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能够为女性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而女性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以及性别平等。美国已发起了一个绝佳计划，借着降低关税来推动非洲的出口业。该计划称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是一个有效的援助方案，却从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或支持。西方国家若想用简单方法帮助非洲女性，就应整合“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与欧洲的优惠方案“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Arms）。如同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指出的，标准规范与官僚体制的整合，会创造更大的共同市场来进口免收关税的非洲制品。这会成为在非洲设厂的主要动因，进而提升就业率，并且给予非洲人一条自给自足的新道路。
　　　　半个地球之外，一个跟中国迥然不同的国家也逐渐成为性别议题的模范。卢旺达，一个贫穷的内陆国，一个父权至上的社会。1994年爆发种族大屠杀，100天之内80万人丧生，人们至今依然活在当年的阴影之下。大多数刽子手来自胡图族（Hutu），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少数族群图西人（Tutsi）。现在，部族间的紧张局势对该国的安定而言依然是个挑战。然而，如今在这个沙文主义大行其道的贫瘠土地上，女性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扮演起重要角色——这为整个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卢旺达自觉性地实施赋权女性及提升女性地位的政策，该国之所以成为非洲成长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或许部分可归功于这些政策。目前，卢旺达除了国土面积过小之外，堪称非洲的中国。
　　　　大屠杀的后果是卢旺达有七成的人口是女性，因此国家不得不依靠女性。但这不只是出于必要。男人在大屠杀时身败名裂，而女人基本上只扮演配角（因杀人入狱的囚犯中只有2。3％是女性）。事后，大家普遍认为女性责任感比较强，比较不会诉诸残暴行为。因此，国家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要赋予女性更多重任。
　　　　镇压种族灭绝者的反抗军领袖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成为卢旺达总统，他想要振兴国家经济，也明白这需要借助于女性。“你要是把那部分的人口杜绝在经济活动之外，就是陷自己于不利，”他告诉我们，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女性）露出赞许的眼神。“我们决定让女性参与，并不是因为时势所逼，”他补充道，“在《宪法》里，我们规定国会席次有三成必须是女性。”
　　　　卡加梅英语流利，定期和美国人会面，或许他明白把卢旺达标榜为机会平等的国家会有好处。卢旺达的内阁会议室比白宫还高科技，里头常回荡着女性的声音。卡加梅不时会任命女强人担任内阁职位和其他高层要职。现在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教育部部长、首都基加利市（Kigali）市长以及卢旺达电视台总裁的都是女性。而在地方事务上，许多妇女在乡村重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2007年，卢旺达超过瑞典，成为全球国会女性成员比例最高的国家——下议院48。8％的席次是女性。2008年9月，一场选举让卢旺达成为第一个国会女性占多数的国家——下议院的女性席次占55％。反观美国，在2008年，众议院只有17％是女性。在女性担任国家政务要职的比例方面，美国世界排名第68。
　　　　贫穷国家中，女性占国会总席次至少1/3的，卢旺达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国是哥斯达黎加和莫桑比克。卢旺达也是贪污情况最少、成长最快、治理最佳的非洲国家。
　　　　卢旺达和中国的例子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培养妇女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在这种治理良好且机会均等的国家，西方援助也通常特别有效。
　　　　41岁的莫文琳·克拉克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她一直觉得自己应投身公益，把更多收入捐给慈善机构。她在银行工作，年收入5。2万美元，自觉满足自己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我听说过什一税，也就是把1/10的收入捐给教会，”莫文琳解释，“我不是教友，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1/10的收入拿来做慈善。”
　　　　莫文琳在选择慈善机构时，首要条件是行政开销要少。她上网花了几小时浏览“慈善导航网”（Charity　Navigator）上那些四星的慈善组织。该网站以效率来评估慈善团体，它不是完美的指南，因为它把评估重点放在了运营费用是否精简，而非影响力有多大上，但该网站不失为作出正确判断的起点。莫文琳偶然发现了“国际妇女互助”（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组织，她颇为赏识。这是一个赞助组织，捐助者可以借此援助贫穷国家的一名特定妇女。莫文琳是牙买加裔黑人，想要赞助一名非洲妇女。于是她注册登记，同意每月支付27美元，为期一年，并要求受助者是卢旺达人。
　　　　莫文琳跟克劳丁·穆卡卡里沙配成一对。克劳丁27岁，是卢旺达布塔雷省大屠杀的幸存者。当年胡图族的极端分子闯入了她家（他们是图西族），最后只有她存活下来。那时克劳丁才13岁，她与姐姐一起遭到绑架，被带至胡图族的强奸屋。“他们对我们姐妹施暴，”克劳丁以一种害羞又痛苦的单调语气向我们解释道，“然后打我们。”大量的民兵来到这间屋子，耐心地排队强暴女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当然，受虐妇女得不到医疗护理。“我们的生殖器开始腐烂，蛆虫从我们身体里钻出来，”克劳丁说，“我们几乎走不动，只好跪在地上爬。”卡加梅的军队打败种族灭绝者时，胡图民兵逃到刚果，也把克劳丁和姐姐一同带去了。民兵杀死她姐姐，但是最后放走了克劳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放了我，”她耸肩说道。也许是因为她怀孕了。克劳丁当时还不了解生命是怎么产生的，她纳闷自己的肚子为什么越来越大。“我以为我不可能怀孕，因为以前听人家说女生只有被亲脸颊时才会怀孕，而我从来没被亲过。”
　　　　年仅13岁的克劳丁挺着大肚子到处寻求帮助，后来自己在停车场生下孩子。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养活这个婴儿，加上痛恨强暴她让她怀孕的人，于是抛弃了婴儿，任其自生自灭。“但是我内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她说，“我又回去把婴儿捡起来。”克劳丁在街上乞讨，只能勉强活命。“许多人见到我就把我赶走，”她说，“因为我很臭。”克劳丁安静矜持，话音轻柔。她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嘴唇偶尔颤抖，但是情绪的波动并不明显。她身上透出的最显著的东西，是与孩子一同活下来的决心。
　　　　这种乞讨生活过了几年之后，一个叔叔收留了克劳丁，但是要求她以性交交换。她再度怀孕时，被这位叔叔赶走了。后来，克劳丁发现自己可以找到园艺或洗衣服的工作，做一天通常能赚到1美元。她打算把两个小孩送去上学，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个孩子每学期的学费是7美元，她没有那么多钱，她和孩子们都是过一天算一天。莫文琳的赞助为克劳丁和孩子带来了新希望。莫文琳每个月赞助的27美元，有12美元用来支付她的训练课程，剩下的15美元则直接给克劳丁。在训练课程上，讲师会指导妇女储蓄，一来为了养成小额储蓄的习惯，二来在一年后修完课程毕业时，她们就能有一笔资金可用。克劳丁每个月存5美元花10美元。10美元当中，有部分用来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购买食物，此外，克劳丁还挪出一些钱买来生火用的大袋木炭，再以薄利的零售价卖给其他贫穷家庭。
　　　　克劳丁每天早上去“妇女互助”的宅院上课。每周一、周三、周五是职业训练，学习可以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克劳丁学习的是珠饰细工，她所做的刺绣品可以自己卖，也可以委托给“妇女互助”出售（他们能想办法把刺绣挂进纽约时髦的百货公司）。还有妇女学习用芦苇编织篮子或餐垫；若是妇女真有天分，还能学习缝纫，以后当裁缝师。裁缝师一天可赚4美元，在卢旺达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学习其他技能的妇女赚得相对较少。每周二和周四，妇女参与关于健康护理、识字或人权的课程。开课的目标之一是让妇女更有决断力，改变她们对不公平待遇逆来顺受的心态。
　　　　克劳丁在卢旺达“妇女互助”的会议上。（拍摄：尼可拉斯）
　　　　克劳丁和莫文琳互相通信，莫文琳寄给克劳丁纽约市的照片，让克劳丁看看她所住的地方。这些照片看得克劳丁和她的孩子很入迷，仿佛那是另一个星球。
　　　　在赞助克劳丁九个月后，莫文琳被裁员了。当我们问她做慈善的决心有没有动摇时，她笑出声来。“我一刻也没后悔过，”她说，“如果我够幸运能帮到她，让她可以脱离现在的处境，也助她家人一臂之力，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至于我，这反而是让我走出自我的方式。许多时候，因为从没经历过真正的匮乏，你会忘记自己有多么幸运。”
　　　　莫文琳成了自由职业者，并继续把1/10的收入投入慈善。“现在我有了任何一笔收入，或是有人送我礼物，我就会随时在心里计算，心想：‘好，我要捐出这么多。’其实没那么困难。”
　　　　克劳丁也发展得越来越好，她对于莫文琳给予她和孩子这个机会而感激不尽。此外，卢旺达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件大好事，它为“妇女互助”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多机会。卢旺达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想出办法把克劳丁这样的妇女转为了财富。
　　　　大声说出心底的秘密
　　　　扎伊纳布·萨尔比（Zainab　Salbi）身材纤细，肤色淡褐，一头黑发剪得极短，越发凸显出她明亮的大眼睛，看起来像选角公司心目中那种自由奔放的中东公主。她说英文时带点外国腔调，因为她的童年是在伊拉克度过的。扎伊纳布在巴格达长大，那个时期的巴格达深受两伊战争影响，人们时时担心遭到攻击。扎伊纳布的父亲是名飞行员，母亲是学生物学的，一个难得不受传统束缚的女性。但是让扎伊纳布的家庭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她的双亲皆跟侯赛因22很亲近。她父亲是侯赛因的私人飞行员，扎伊纳布从小叫侯赛因叔叔，周末常在他家跟他的小孩玩耍。
　　　　这表示他们享有特权。他们经常收到礼物，包括每年由侯赛因赠送的一辆新车，但是恐惧也不断啃噬他们的心。亲近不等于保护伞，任何一个小疏忽，都可能会惹来灭族之祸。扎伊纳布在学校的一个朋友是一名资深官员的女儿，这名官员在一场电视会议中被拖出去处以死刑，他女儿随即遭到唾弃。大家私底下传言，侯赛因和他的几个儿子强暴妇女，而且情报人员把这些女人遭强暴的过程录下来，用以威胁受害者。
　　　　“他就像有毒气体，”扎伊纳布在她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与雪莉长谈时，这么告诉雪莉，“我们慢慢地把他吸入，有时候也慢慢死去。”但是侯赛因对于扎伊纳布一直是彬彬有礼且乐意效劳的态度，甚至陪她四处走，带她参观皇宫庄园。有一次，大伙儿下水游泳，她没有泳衣，侯赛因把自己的袍子给她穿，好让她一起玩乐。她拒绝了，担心袍子湿了后会太透明。他坚持要她穿上，但是她死活不肯。
　　　　扎伊纳布上大学时，母亲突然莫名其妙地要她嫁给住在美国的一名伊拉克人。“我20岁时，母亲突然求我接受来自美国的提亲，”扎伊纳布回忆道，“她流着泪恳求，说：‘拜托听妈的话！’我想当个孝顺的女儿，所以就来了美国。”
　　　　扎伊纳布之前并不认识她丈夫。他比她大很多，而且很快露出施虐及冷漠的本性。结婚三个月之后，他的暴力倾向完全显露出来了，有一次他把她脸朝下摔到床上强暴。之后，扎伊纳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然而，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了，她回不了家，只好继续待在美国。她怨恨母亲把自己逼入一场失败的婚姻，也害怕美国当局会发现他们家跟侯赛因的关系。“我决定永远也不透露我认识他，”她说。她守住了这个秘密。
　　　　慢慢地，生活改善了。扎伊纳布认识了一个博士班学生，他叫阿姆贾德，是个温柔的巴基斯坦男人。结婚后，他们计划去西班牙度蜜月，并开始为旅行存钱了。伊拉克渐渐从她生活中淡去。
　　　　1993年，扎伊纳布24岁，跟阿姆贾德结婚已经半年。有一天夫妇俩去拜访一位朋友。阿姆贾德和朋友在厨房准备晚餐时，扎伊纳布随手拿起一本《时代》杂志，恰好读到关于波斯尼亚强奸营的一篇文章。塞尔维亚士兵以轮奸妇女作为部分军事策略，好让人闻风丧胆。文章附有一些妇女的照片，扎伊纳布看得泪流满面。阿姆贾德闻讯跑过来，大为惊慌。扎伊纳布把文章推到他面前，“我们得做点什么！”她说，“我得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妇女！”
　　　　扎伊纳布打电话到各个人道救援组织，询问是否能担任志愿者帮助波斯尼亚的妇女，但是她没找到任何一个帮助强暴受害者的团体。于是她又开始打电话，提议成立这么一个团体。得知神体一位23派教会对她的计划方案有兴趣，她提着公公的公文包走进教会的董事会——认为这会让自己看起来老成一些。在教会的支持下，扎伊纳布和阿姆贾德把自家的地下室改装为运作中心，把这个新团体称为“波斯尼亚妇女互助会”（Women　for　Women　in　Bosnia）。他们开始狂热地建立人脉，筹募资金，把原本打算到西班牙度蜜月的钱捐出去——因为波斯尼亚的妇女更需要这笔钱。
　　　　不久之后，扎伊纳布飞到巴尔干半岛，开始和曾经遭受塞尔维亚士兵强暴的妇女会谈。她的第一个会谈对象是阿吉莎。阿吉莎怀孕八个月时被放出强暴营，这时要堕胎已经太晚了。
　　　　三年来，扎伊纳布和阿姆贾德努力经营他们的组织，同时去大学修课。他们筹募的一分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