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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师-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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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大给中、高级学员队讲课时，对日军的单兵素质和作战能力、日军的战术和特点、日军的战斗意志和武士道精神、日军的装备优势和火力优势等作了重点讲述、并有意对日军的战斗力作了渲染，引起了广大学员的惊奇和质疑。特别当我提到：日军一个联队的战斗力可与国民党军一个正规师相抗衡时，台下绝大多数学员都不相信。我心平和气地将中日两国军队作了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分析比较之后，台下学员默不作声了，但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还是不服。这时有个学员站起来大声说道：“陈教官，那我们红军与日军进行比较呢？”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回答，我看了台下一眼，学员们一个个瞪大眼睛，侧头耳朵等待我回答。我笑了笑，不慌不忙地说：“以中央近卫师为例，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同等条件下的正面对抗中，近卫师除了几支特殊部队能战胜日军外，一般作战部队应居于下风。这也是中革军委为什么在全军开展大练兵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通过强化军事训练，提高全军将士的军事素质和技战水平，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另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与日军正面硬拚呢？还是主席说得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扬长避短，以自己的长处去进攻敌人的弱点呢？这也是把你们这些中、高级指挥员调来学习的原因。”我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看到所有学员都在宁神思考，便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我就是要提酲他们对日军的战斗力要高度重视，以免轻敌上当吃亏。
1937年3月底，抗大第一期学员经过半年的突击培训已顺利毕业。四月二日，学校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都出席了大会。主席、朱老总及学校主要领导作了重要讲话，向圆满完成学习任务的学员表示热烈祝贺，对优秀学员给予了表彰；同时，对毕业学员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回去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投身于当前的抗日运动中去我的心情也很激动，自己的努力终于获得一份成功，希望学员们能在今后的抗日战场上纵横弛骋，大显身手。
另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喜事接踪而至，我的末婚妻谢思玉也毕业了，在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的关心和督促下，在贺大姐、邓大姐等人的亲自操办下，我和思玉喜结连理。结婚那天，主席、朱老总、洛甫、周副主席、彭老总等领导，还有学校的领导和部分教员纷纷到场祝贺。周副主席主席婚礼，朱老总作证婚人，主席致祝贺词，婚礼既简朴又隆重。我的心都醉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荣耀的一次。若说还有点不完美的话，那就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亲爱的兄长程翠霖政委，还有我生死与共的部分近卫师的领导，因路途遥远或工作原因，未能喝上我一杯喜酒。但程政委特地委派参加抗大第二期学习的唐君棋副师长、黄天成副政委等领导，提前几天来到延安，代表近卫师全体官兵向我和思玉的新婚志喜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令我极为欣慰。
没过几天，抗大的第二期学员进校了。我只能一边工作，一边享受“蜜月”的幸福。战争年代，就是如此；哪有后世那种花晨月夕下的卿卿我我的浪漫情调。相对我的战友来说，我已经是很知足了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政局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国共两党凸显出团结统一的趋势，出现了全国抗日浪潮空前高涨的新局面。而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摆脱在中国的不利局面，缓解国内矛盾，于是，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从37年四月份以来，日军就经常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驻丰台日军几乎每天夜晚都在进行挑衅性活动，致使华北局势异常紧张，卢沟桥地区很可能就成了战争的爆发点。
我对急剧变化的局势越来越关注，历史还会不会象原来那样重现？不管怎样，我都要做好迎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我对特种兵的训练和学习抓得更紧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乘战争爆发之际，怎么样去大捞一把，人才、金钱、物资。根据我对后世的了解，平津地区应是最理想的地方。北平那里有全国众多的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有大量的热血青年，向往光明的大学学子，还有思想倾向进步的知名教授，如果能将这些人才引向延安，那对我们今后的抗日战争及陕甘宁蒙边区的经济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的普及和提高，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天津则是外国掠夺中国财富的集散地，西方各国列强都建有洋行，那里储满了中国人的血汗钱，我们将其收回又有何不可呢？只不过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我跟政委通了气之后，便定下决心、召集有关人员秘密商讨，制订计划，挑选人员，隐蔽集训。具体事项由师副参谋长李云松及师特侦营李营长负责。我将此事单独向周副主席作了请示汇报，只说派特侦队去侦察日军动向、搜集情报、招揽人才、采购物资等（隐藏了聚敛钱财一事）。得到了周副主席点头同意，嘱咐特侦队小心行事，并指示沿途和平津地区地下党给予适当配合。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特战队已完成组建和各项训练，共100人。因这次任务异常艰巨，我经过反复掂量，最后才把这一任务交给李副参谋长和李营长。任命他二人为特侦队正、副队长，以李副参谋长率50人负责北平方面工作，而李营长率另50人负责天津方面事务；我将有关任务向二人作了详细的交待，叮嘱他们小心谨慎，有把握的行事，力争将所有特侦队员安全带回来。我还特地交给李营长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从天津外国洋行那里弄点资金回来，对这套做法，李营长已是行家老手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暴露秘密。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结束，特侦队以护送平津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返回原地作掩护，分批潜入北平和天津地区。
进入六月份之后，华北局势愈来愈严峻。六月下旬，安全抵达北平地区的特侦队发回情报：卢沟桥一带日军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频繁，局势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接到电文之后，心情异常沉重，看来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中日之战已箭在弦上，该来的仍然会来，后世有关“卢沟桥事变”的详细记载在我脑海里一一显现：
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是日军旨在挑起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军事冲突，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卢沟桥属河北省宛平县内，横跨在永定河上，距北平仅30里，是扞卫北平的有力屏障。早在战国时代，这里就是燕蓟通往华北平原腹地的交通要道。明崇祯年代，为了保卫京城，在卢沟桥的东面修筑了一座拱极城，就是后来的宛平城。从1937年6月以来，卢沟桥周边就枪炮声不断，驻在丰台的日军经常在宛平的北郊举行以宛平县城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卢沟桥事变前夕，东京政界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已奔走相告：7月7日夜间，华北将重演‘九。一八’事变。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城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地区演习，中国守军不同意，双方相持10多个小时，直到晚上日军才退回。7日下午，日军驻丰台的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指挥下，在永定河东岸的龙王庙东面进行演习。演习地距离卢沟桥仅1400多米，在中国守军的营房附近。11时许，日军借口演习时一士兵志村菊次郎离队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在城外演习的日军怎会丢失在城内呢？这显然是故意挑衅。日军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日军随即把宛平县城包围起来，并开枪示威。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该大队主力出动。一木清直亲自率领日军500余人，带着6门大炮，急匆匆地向卢沟桥开拔。
翌晨2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为防止事态扩大，乃派人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等进行交涉，经双方商定，派员前往调查。凌晨4时，中日双方交涉人员正在宛平城展开实地调查时，由丰台出动的日军，偷渡到永定河以西，于4时50分向宛平县城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吉星文团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从而拉开了威武雄壮的抗战序幕。
7月8日清晨，我接到北平特侦队发回的电文说：凌晨5时左右，中日军队在宛平城与卢沟桥一带发生激烈战斗。其后发回的事变经过与后世记载的简直如同一辙。我得到这一确切消息后，心境反而平静了。心想到：惨烈而又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我的热血在胸腔中奔涌着、沸腾着，来吧！凶恶的日本强盗，我要与你们血战到底！用你们的血来彻底洗刷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耻辱；我会将你们将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一百倍、一千倍地偿还给你们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迅速作出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应。7月8日，中g中央发布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犯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还提出“实行全国总动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随后，中g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我们抗大全体师生都参加了。m主席和中央首长在会上号召全党和全体红军将士，积极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随时听候命令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9日，朱老总、彭老总、liu伯承、lin彪、贺龙、xu向前，以及我与政委等二十多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战。
同日，国民党政府亦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发布命令，要求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并于9日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守军的奋起反抗，大大出乎日军意料之外。在后续兵力尚未到达的情况下，日本近卫内阁不得不抛出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企图以此来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当局，争取时间调集部队。于是，7月8日晚，日军与北平当局达成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开火；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并将宛平城防务交由中国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但日军在部分援军赶到后，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协议，于7月10日又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蛮横提出解决事变的无理要求：要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还要处分负责官员，保证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撤退卢沟桥附近的中国驻军；彻底取缔g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等。简直是狂妄无极。日军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北平当局的严词拒绝。而日军以此为借口，不时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驻军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亦身负重伤，战事由此扩大。
7月1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增兵华北声明，决定以重兵分三路进攻华北：第一路由驻朝鲜的一个师团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攻击；第二路由关东军两个旅团由热河向北平以北地区攻击；第三路以华北日军一个旅团回北平以东地区攻击，三路日军对北平形成分进合击态势。另由日本国内派遣5个师团，经朝鲜进入山海关、围攻天津、溏沽地区。日本政府还决定大力增加临时军费多万日元。这样以来，日本已实际改变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决意将卢沟挢事变演变成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其意图是首先解决华北问题，进而摧毁国民党中央政权，灭亡中国。接着又将19个飞行中队编成临时航空兵团，由国内派往天津、北平地区，做好大规模进攻华北的军事准备，从而揭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第五十六章 抗日先锋（一）（）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整个陕甘宁蒙苏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苏区各地军民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积极声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抗战。党中央因势利导，一面号召全体红军官兵积极完成各项军事训练，并做好抗日出征准备，一面号召广大苏区人民努力生产，发展经济，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故而，整个苏区都投入到大练兵、大生产的热潮之中。
我因早已预知到事变的发生，故事先做了一些准备。我将抗大第二期学员队的课程调换到四至六月份讲授，当事变发生时，我的课程已上完。同时，我又将持种兵训练基地的事安排妥当后，便向主席和中革军委领导提出请求，尽快回近卫师工作。主席和中革军委领导考虑到近卫师所处的察绥蒙之地，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又紧靠抗日前线。现中日全面战争已经爆发，近卫师将首当其冲，面对日军的进攻。因此，主席和中革军委同意了我的请求。临行之前，主席特地备了一席酒为我壮行。晚上，主席又邀我交谈了一夜，我们就当前的局势交换了看法，并就抗战初期红军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作了初步探讨，我说道：战争初期，日军必定会采取速战速决之策略，利用武器装备及军事技术上的优势，集中精锐主力，在正面战场上快速推进，以期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力，然后逼迫国民党政府就范。而国民党军队必将担负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正规作战，在各个重要城市或重要军事战略要地，亦必将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们红军则应集中大部主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或侧后牵制日军，并利用日军骄狂轻敌及对我军不了解等有利因素，寻找战机，在有利条件下采用运动战、伏击战或奇袭战等，速战速决，歼灭小股单独冒进的日军，摧毁或夺取日军的后勤补给。这样，既可给正面战场以有力支持，同时又使我党我军在国际国内造成重大影响，并获得国内广大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当然，这一战略只能适应于战争初始时期，一旦日军在华北战场上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并攻占控制各重要城市、战略要地及交通线；这时，我军主力应根据中央战略布署，迅即分散开进敌后各指定地域进行战略展开，发动组织广大民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应对今后持久的艰巨的抗日战争。主席听后赞赏地点点头。其实我说的这些，主要就是后世主席在抗战初期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只不过是更完善一些。
随后，我们又谈到红军整编问题、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战略根据地的选择与展开问题，等等。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可能地为主席和中央对战局作出准确判断，为全面抗战制订出一系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提供最可靠较完善的参考意见。最后，我特地提到了苏联援助问题。我知道目前蒋介石为了抵抗日本，正在积极寻求外援，美国当然的就成了蒋介石的首选目标，其次为苏联。蒋介石已派出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谈判，并随时与苏联签署互助条约，以求得苏联的经济及军事援助。主席对此也很清楚。我向主席建议说：蒋介石很可能在八月份与苏联签署有关条约，这对巩固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维护东亚和平有着积极意义。但我担心蒋介石会借中日战争向苏联进一步索取经济与军事援助；而苏联为维护本国在东亚的领土安全和经济利益，牵制日军从东面对苏联进攻的威胁，很可能会对国民党政府妥协，因而会答应蒋介石提出的某些条件，限制或取消对我党我军的经济、军事援助，转而会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投向国民党政府。因此，我们应抓紧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向苏联争得更多的援助。
主席听完我的这一番话后，眉头紧锁，陷入静静的深思之中。好一会，他严肃地看着我凝重地说：“树湘那，不必那么小架子气。求得外援固然是好，但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立足于自已，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解决抗战实际中的困难。”
我听后深惑惭愧，自己缺乏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上来思考，依靠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后世的改革开放亦是如此，我们的愿望是以市场的开放来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结果呢？经济虽有较大的增长，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少，自己的民族工业萎靡不振频于毁灭，资源、财产流失巨大，环境也遭到极大破坏，且科技的距离越拉越大想到此，我沉重地自责道：“主席，您批评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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