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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留了个心眼，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王家烈将自己的十五个团迅速撤往老巢一一贵阳。尤国才、柏珲章等人也将部队往西或往北撤往自己的地盘。

第十九章　席卷　黔东北（二）（）　
二十六日下午五时，我率部踏着夕阳的余辉，悄悄从黎平附近出发，投进即将被夜幕笼罩的云贵高原翠绿山峦的怀抱之中。山道狭窄、陡峭、崎岖，树密林深，河流湍急；虽然便于部队行军隐蔽，但也造成诸多不便，影响行军速度。好在我早有准备，令工兵营在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此，特给工兵营配备了五十匹骡马，用于运载各种开路架桥的工具。我部以每天100至120里的速度向前急进。

　　　　在我师全力向北挺进的时侯，中央红军各军团正向乌江南岸靠近。红三军团担负夺取瓮安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十团是三军团四师的先头部队，而走在十团最前面的是二营。在距瓮安还有二十公里的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给击溃了。于是，二营继续向瓮安前进，不久又与一股约两个连的黔军遭遇了。也许黔军根本没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毫无戒备，一路还嘻嘻哈哈地相互调笑，二营乘机猛扑过去，措手不及的默军立刻转身向后逃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二营乘胜追击，直至瓮安县城附近才停下脚步。

　　　　翌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瓮安城门。瓮安城墙又高又厚，城内防守的是王家烈部队中最精锐的五团和六团。强攻是不可取的，只能利用这天赐良机进行奇袭，十团三个营分别从三个方向向城门摸去。由于雾太浓，几步外看不清人影，敌我双方都小心翼翼地摸着对方的位置，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混战了约一个小时，十团官兵终于摸到了城门，但城门已经大开，附近不见一个黔兵的影子。根据百姓的指点，十团官兵继续向黔军撤退的方向搜索，但仍没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十团官兵向前搜索攻击的时候，而黔军从距他们百米的地方向城外逃逸，逆向并行的双方都没有察觉。没想到：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坚固县城，竟然被红军戏剧般的得到了。下午三时，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开进了瓮安，控制了这座通向遵义的咽喉要道。

　　　　三十日拂晓，我率部秘密到达镇江与施秉之间的甘溪附近，便命令部队隐蔽休息，尽快恢复疲劳。政委率师直与暂三旅也已到达台江以北地区。此时，我师已将东、南两路敌人甩在后面百余公里。而在镇远至剑河一线只有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四个师。情报处将最新情报送到我手里，欧震的第九十师已进驻镇江，前锋旅今日可抵达白岩冲，其先头部队五三五团已推进到镇雄关。估计明日欧震的第九十师将继续向施秉推进。我与王参谋长带领两个旅团以上军事主官，悄悄察看了甘溪至镇雄关一段的地形。回到师指挥所便召开了作战会议，王参谋长首先将敌我双方态势及兵力对比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我师两个旅一万五千余人对欧师一万二千人，兵力火力略占优势。接着我将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作战方案提出，那就是八个字：围点打援，速战速决。其具体计划是：明天上午由洪海兵旅长指挥暂二旅103、105两个团伪装成五军团十三师，将欧师前锋旅诱进甘溪镇，并紧紧包围起来，然后展开佯攻。迫使敌前锋旅向欧震求援。这里要特别注意“火侯”，不要把戏演砸了。不要打得过急过猛，先不要过多的使用自动火器，迫击炮可用上两、三门。主要是虚张声势，迫敌求援而已。王参谋长统一指挥暂一旅及暂二旅104团、炮兵营等各部于甘溪与镇雄关之间的有利地形设伏。我断定欧震定会前来增援，因为欧震知道在施秉周围数十里只有红五军团一部，至多不超过五千人，且武器装备远不如国军主力，弹药缺乏，对他构不成威胁，说不定还会立上一功。我强调明天对欧震部的伏击战，必须在三个小时内结束战斗。因为距欧震九十师最近的敌五十九师，最快四个小时就能赶来增援。要求参战各部必须动作迅速，作风勇猛顽强，尽快解决战斗。各部按照布署迅速展开行动。我则抓紧时间与五军团及十三师联系，同时将战斗布署详告军团首长，并请求十三师明日秘密南下接应我师送给军委的武器弹药。

　　　　翌日上午十时左右，洪旅长派出一个营的伪装部队，将欧震的前锋旅诱进甘溪镇，将其包围并展开佯攻。欧震接到了前锋旅发回的电报，言明在甘溪镇正与*五军团十三师展开激战，请求支援。欧震阅完电文，还不放心，又去电详细问明情况，得知与前锋旅交火的确是*五军团部，人数约四千余，火力不强，仅有两三门迫击炮；情报处也报告施秉周围地区无*大部队。这下欧震放心了，一面命令前锋269旅坚决牵制住*部队，配合主力夹击并歼灭这股*。一面率主力268、270旅及师炮兵营等师直部队加速前进，跑步增援。欧震部主力气喘吁吁地一路跑进了我师伏击圈，不到两小时就全部被歼，欧震本人也负伤被俘。王参谋长留下暂一旅打扫战场，率二旅各部回师甘溪镇，在强大炮火及政治攻势下，敌269旅大部投降。战后，欧震要求见我军最高首长；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当他得知我部是红三十四师时，心情顿时松弛下来，栽在“铁帽子红军”手中，自然是无话可说。他对我的指挥艺术十分钦佩。我则劝他说：“欧师长，目前日寇正欲大举入侵华北，国难当头，国共双方应放弃内战，共同抗日。作为军人，更应在抗日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奋勇杀敌”也不知我的话对他是否有所影响。

　　　　下午四时，我留下暂二旅驻守甘溪镇，率领暂一旅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与政委在施秉会合。明天就是一九三五年的新春，我们沿途经过的村庄，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进入施秉县城，气氛更浓。大多居民的门上贴了对联，客栈、店铺或富裕人家的门前还挂了红红的灯笼。政委先一步到达县城，一切都安绯好了，暂三旅分驻县城附近的城关和一堵墙；暂二旅与师直驻扎县城。晚上，我们几个师领导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明天让干部战士过一个热闹的春节，各个单位都要改善伙食，每个官兵发三块银元。

　　　　昨晚北风正紧，没想到第二天清早打开门，雪花就飘了进来。地上已铺满绒绒白雪，天空中雪花飞舞，远处的群山披上了银白的素装。我情不自禁地哼出几句：“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南国风光”“老陈，好歌词！好雅兴！”政委披着缴获的黄呢子军大衣走了出来。

　　　　“政委，新年第一天就落下瑞雪，真是好兆头。”我急忙岔开话题。

　　　　“是呵！瑞雪好年景，希望也是我们红军兴旺发达的一年。”政委触景生情，无限感慨地说。“政委，你就放心吧！主席即将重返领导岗位，会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我小心地说道。政委对我的预见早已深信不疑，听了还是感觉震撼：“你是说一一”我连忙做了个手势止住他，因为参谋、警卫都出来了。“政委，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我显得信心十足，说完便开怀大笑起来。

　　　　上午，雪停了。各单位都派出采购人员到城里或乡下去购买猪、羊、鸡鸭等各种过节物资。我师官兵人人搞了清洁卫生，穿着崭新的军装，显得特别精神，朝气蓬勃，青春的脸上荡漾着喜悦与兴奋。除去执勤的外，便三五成群地上城里或小集镇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县城或小集镇上人流涌动，热闹非凡，滚滚热浪驱散了寒泠。各个店铺或小摊前，都挤满了人；红军官兵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而且从不讨价还价，用的都是现大洋，得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都乐意跟红军做生意。使一些刚加入红军不久的俘虏兵异常感动，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这一天，可说是我师官兵长征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早晨，我和政委两人商量以师长、政委的名义，给留在宜章游击大队的同志们发出一封电报，一是致以新年的问候、祝福；二是想详细了解游击大队近段的情况。吃过早饭后，我俩约定一同去师野战医院看望、慰问受伤的红军官兵。医院临时设在一所学堂里（学堂已放寒假），我们在师卫生部汪部长、刘院长地陪同下，探望了部分伤病员，并询问了有关治疔、护理及生活情况。回到院长办公室，汪部长和刘院长将有关情况作了汇报：目前全师有伤病员1600余人，其中重伤员就有近400人，压力很大呀！单药品消耗就很大。好在平时作战注意缴获敌人的全部药品器械，再加之每到一地都尽量采购，基本上保证了药品的供应。我们听了汇报后，心情很沉重。部队长期处于流动作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治疗养伤，不但对医院负担重；而对伤员冶疗恢复更不利。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忍心让那些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因为红军离开后，十之八九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所以，只有极少数伤残了不能随部队行动或伤势极其严重，非一年半载才能基本恢复的伤病员，经我和政委同意后方留下来给予妥善安排。但目前处于这非常时期，而问题又必须解决。我思考了一下便对他俩人说：“汪部长、刘院长，我知道你们二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代表全师红军官兵感谢你们！并感谢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但是，这些伤员都为革命出生入死负的伤流的血，我们应尽最大的力量使他们尽快康复，他们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为减轻野战医院负担，我看是否可以这样安排：将一般能够基本随军行动的伤员，全部放在旅、团两级卫生队就近冶疗。这样，就可大大缓解医院的压力。不过医生、护士、药品器械等方面的调配、安排，由你们二人负责。特别要注意使轻伤员能尽快恢复战斗力。”我说完后，他俩也认为可行，便决定过乌江后再行调整。随后，政委也强调了要爱护关心伤员，使伤员们吃好、休息好，安心养伤。一切物资应优先供应伤员。汪、刘二人听了非常感动，表示尽最大力量做好工作，不辜负领导期望。

第二十章　从容过乌江（一）（）　
一九三四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到达了离乌江南岸不远的一座小镇一一猴场。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号称贵州北部最大的“四大场”之一（贵州的“场”即为“集市”的意思）。猴场的民团、财主和豪绅都逃跑了，红军的来到并未影响到商场的交易，商贩、居民们几个月前曾见过红六军团从这里经过，知道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因此，市埸仍是一片火爆，到处洋溢着火热、浓烈的节日氛围。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纷纷采购自己喜欢的物品。特别是中央首长的警卫员们，采购了一些好吃的，张罗着较丰盛的年饭，等待着首长们入席。然而，首长们又上哪里去了呢？

　　　　原来在这节骨眼上，bo古和李德又节外生枝：他们听说又有两支敌军追上来了，而挡在前面的乌江又比湘江险峻得多，于是又生恐惧了，主张不过乌江。政治局只好又连夜开会。会议一开始，bo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过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后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笫二条湘江，强渡很可能要失败。主席立即对bo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埸。接着，主席还建议会议再作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止在政治局集体作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并指出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主席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成。随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并作出了七条具体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条实际上是宣告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标志着主席参与军事决策的开始。这一次会议，被中国革命史称为“猴埸会议。”

　　　　会议临未，已是1935年元旦。主席连年饭都未吃，长时间徘徊在雪地中，思考着：李德关于“乌江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思考着如何使全军安全渡过乌江

　　　　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峭，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中央军和湘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周浑元的七个师与刘建绪的三个师已不到一百公里了。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渡过乌江，湘江血战的一幕绝不能重演。主席果断定下决心，迅速抢渡乌江。中革军委的一道道命令发出去了，lin彪、lie荣臻的红一军团和pon德怀、yan尚昆的红三军团都在疾速赶往乌江。还有红军总参谋长liu伯承率军委工兵营也赶去了，开始了抢渡乌江的行动。为确保万无一失，主席当天傍晚特地给我们师发来一封电报，电文详细通告当前的敌情后，命令我师在桂花街、岚关至松洞、一碗水、牛大场一线阻击或迟滞敌军，确保红军主力过江后，再迅速摆脱敌人，视情况或尾随主力过江，或自行觅地渡江，皆由我师自行决定。电文最后还补充了一条：红三十四师今后将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

　　　　我们接到主席的电报后，心中激动万分。政委深情地对我说：“老陈，你的预见还真灵。主席又能指挥我们作战了。”我也感慨地说：“有了主席的正确指挥，我们的胜利就有保障。”随后，我们按主席的命令将部队开到指定地域隐蔽起来。我并没有将部队分散构筑工事进行正面阵地防御，而是将三个旅相对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对敢于分身冒进的敌人以迅猛地打击，以此来威慑敌人放慢速度，缓步推进，为主力红军和军委纵队渡江赢得时间。同时，也可避兔我师陷入与敌人正面硬拚的局面，既可以减少部队伤亡，又能防止被敌粘住的不利情形。另外，我从历史得知：蒋介石这次入黔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对付王家烈，以达到顺利接管贵州之目的；其后才是围歼红军。

　　　　一九三五年的笫一天，在距猴埸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家坪，王家烈与黔军各路高级军官正翘首等待追剿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的到来。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香醇的正宗茅台酒正等人品偿。等人确是一件考验人耐心的事，而正当众人等的心烦意乱之时，薛岳的车队终于到了，随同到来的还有国民军中央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笫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等人。薛岳与王家烈一阵寒暄后，便入席畅饮。待到酒酣面热，两人进入客室密谈，并就有关剿匪之事进行磋商，私底下达成了一笔交易，薛岳答应了黔军的损失由中央军负责补充。这使王家烈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惊喜，自己正为与红军作战受到的损失无处补充而发愁呢？莫非老蒋这回发了善心。两人谈完了便各自上路。

　　　　可惜的是王家烈并不知道薛岳指挥的七个师正与他同去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薛岳奉蒋委员长的旨意，一面调遣王家烈的贵州军主力速向瓮安、开阳一带截剿*主力，一面指挥自己的七个师暗中向西追剿，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在蒋介石的眼里，占领王家烈的贵阳，远比消灭中央红军更为紧迫。

　　　　在敌军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央红军已正式拉开了抢渡乌江的序幕。红军主力分三路直奔乌江的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三个渡口。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得到军团长lin彪亲自下达抢占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命令。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决定首先挑选八名勇士凫渡，由毛振华连长率领。这么个大雪天，江水阴冷刺骨。八位勇士喝下团长递过来的烈酒，便义无反顾地纵身跳入江中，奋力向对岸游去，由于连接他们的粗绳子被敌人的炮弹炸断了，笫一次凫渡失败了，人员不得不返回。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四团在师长陈光的组织下，制定了一个以竹筏子偷渡的计划，由于夜色太浓，江中礁石耸立，三只竹筏损失了两只，还有一只载着毛连长几个人的竹筏下落不明，又不见对岸有何动静；第二次偷渡又失败了。于是，四团决定强渡，连夜捆扎了六十多只竹筏。第二天拂晓，红军总参谋长liu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干部团工兵连到达了江界河渡口。同时也带来了军委的命令：敌情紧急，须加快渡江速度。

　　　　雪后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