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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观念，他把奴隶和女人视为理性不健全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对她们做出评论；他倒是曾讲到过理性和感情如何共同造就了身心健康的个人，可惜理性的概念一直是性别化的：理性化的男人和感情化的女人。　　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批判有这样几个角度：首先，它认为所谓理性和客观性的认知主体是男性中心的，所以并不是真正客观的；其次，它认为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最后，它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　　首先，关于认知主体问题。　　女性主义指出，那些自以为独立客观的认知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特权群体——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通常是富有的白种男人；女性主义批判了他们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和普遍性，认为这些都是以男性为中心设计出来的，是根据典型的中产阶级白种男性的经验设计的；它压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认知者的性别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反对后实证主义，反对以实证调查作为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观点，不相信对事物普遍适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可以被发现和确定的；并且认为，只要这种观点还在大行其道，就不可能有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地位。她们认为，男性把自己对世界的描述混同于绝对真理，把男性的偏差隐藏在中立和客观的表象之下。　　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理性和客观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间的联系，实践的感受和特殊性。它是系统地排斥他者　（otherness）　的产物。女性主义主张权力的分散，她们认为，过去认知主体　（男性）　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对文化少数派感到恐惧，他们拼命反对后现代主义，为自己特权化的认知地位辩护；他们拼命排斥女性、有色人种、下层阶级和同性恋。女性主义认识论因此特别提出，应当将以下五种因素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认识的主体中去，它们是：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女性主义认识论批评过去那些被公认的客观的科学对女性生活和身体的描述中的许多错误。　　女性主义不仅抨击男权主义认知主体，认为他们不可能客观；而且赞美处于边缘地位的认知主体，认为这一地位对认知过程有利。有关在认识论中存在着特权地位与边缘地位的理论并不是女性主义首创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功于新左派，他们虽然否定了马克思把认识的特权赋予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作法　（只有这一个阶级由于其所处地位才能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他们仍然相信，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与那些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人们相比，在认识论上更为有利，也就是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不少女性主义者讲到女性时，就像马克思讲到无产阶级时一样，用的是同一种叙述模式。由于女性主义认识论强调认知主体的立场，因此又被称为立场认识论　（standpoint　epistemology），有条件的知识和身分政治。　　其次，关于客观性究竟有无可能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的认识论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对事实的认知之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经验的世界一般被当作客观的世界，它是由内在规律加以控制的，这一规律是自然形成的。　　在最近的20年间，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们对纯粹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并围绕客观性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包括究竟什么是客观的，什么不是客观的；我们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观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观性；我们如何得到客观性；等等。在这一争论中，双方的分野是：实证论者对目的论者；客观论者对解释论者；现实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　（其中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于观察的客观性质疑，认为人的偏见与预期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她们引用一个研究的结果来说明这一观点，在这项研究里，观察者被要求数扁形虫蠕动的次数。研究者让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大量的蠕动，让另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很少的蠕动，结果前者比后者报告蠕动的次数多一倍。这一研究结果被解释为，你预期什么就会观察到什么。（海德，第13页）　　社会建构理论出现之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认知并不是客观的、无偏见的、非政治的过程。学术范式就像人类意识的其他形式一样，是特殊世界观的表达。在认知过程中去除人的主观性的目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最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甚至认为，就连现实都是由话语创造出来的，关于现实的知识就更加是人类的创造物，知识只是关于某事的叙事和文本，甚至是某个群体的信仰。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2）
福柯指出，现代知识是用一套正规标准来规训个人和群体，促使我们自我监视，以符合这些标准。我们的主体性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我们的自我意识都是某时某地的权力关系的产物。人类选择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并没有理性的基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将客体融入主体。客观真理并不存在。福柯的这一思想是振聋发聩的，具有雷霆万钧般的冲击力、震撼力和颠覆性，因此，这一思想的影响被称为“认识论电击疗法”。（Chafetz；　27）　　女性主义者向传统的男权主义认识论提出挑战，她们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揭示出，所谓客观性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她们认为，当今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认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人们全都相信人性的进步和相信科学方法在发现真理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科学对公众关于什么是真理、如何发现真理一直有着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向是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随后，它同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原则混合在一起，自我认定为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客观性能够得到吗？值得去追求吗？很多的所谓“事实”都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横断面，既脱离背景，也缺乏整体性。例如，性别特征就被视为个人特征，而没有被视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心理测试或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中，调查者让被调查者回答几十个问题，然后就把这些回答当作“事实”来看待了。这样的“事实”其实是实验和调查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在“事实”。　　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五大前题：第一，方法、程序和技术被当作价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识是有范围、分领域的；第三，存在着判断某种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标准；第四，知识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真理；第五，尽管知识是由个人获得的，但它却不是独特的和个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理性危机”是发人深省的，它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含义。它认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来自精神　（及纯粹概念）　超越肉体的历史特权。理性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的客观性不再令人信服；像自然科学模式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的：长期以来，以人类为对象的科学研究试图产生实证主义版本的“人类科学”，典型的例子有行为心理学和统计社会学，试图把研究对象——人性——缩小为物质对象，但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会科学日益面临着理性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内核；知识无法理解自身作为知识的自我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相互竞争的由不同立场产生出来的方法和范式中作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女性运动内部也有人怀疑“理性危机”的说法，怀疑仅凭感觉、诗、神秘的沉默就能够取代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发生了危机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拥有的特权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统治程度。女性主义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而应当反对理性的狭义的工具概念，以及过去人们加在理性问题上的性别归属——理性是有性别的，它是属于男性的。　　最后，看一看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如何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的。　　面对着哲学和科学中那种排斥和仇视女性的传统，女性主义者发明出新的更适当地了解世界的方法。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休谟　（Hume）　的认识论同这种新的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最为接近，因为他主张将道德与美的判断同事实与数学的判断结合起来。　　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把知识对象划分为两个论域，即事实的论域与价值的论域。它认为，价值判断是不能够被证实的，因此是无意义的，不应当让价值判断来歪曲事实。它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事实这一论域中发现事物所由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实证主义方法不仅要适用于自然科学，还要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认识论的前提是：假设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同质的和基本的“人性”。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却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是历史的变量，是被权力关系塑造出来的；不是天生如此一成不变的本质的存在。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是危险的，解决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主观性考虑进来。它在争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政治导向的政治学研究能够得出比价值中立的生物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准确的结果？为什么那些为女人而做的研究能够解答其他自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它的回答是：人的社会经验不是性别中立的，因为它是有性别的人们的实践。　　女性主义的认识论的一个典型形式是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这一理论反客观真理论之道而行，公然标榜认知的主观性和观察事物的立场。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女性主义认识论也公然承认自己的女性立场。    　。　想看书来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3）
在一些认识论的具体问题上，女性主义也向传统认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凯勒　（Keller）　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界在单因性关系和交互作用这两类对事物的解释中特别偏爱单因论，总要为复杂的现象寻找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在线性简化论和互动论当中它也总是偏爱前者。（Keller；　1990）　　福柯的认识论同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十分接近，主要是他那种被压抑的话语的感觉与女性主义十分接近。但有些女性主义者提出，女性主义应当超越福柯，要从理论上说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可以拥有一种非话语的感觉，这将是人的主观性的最终胜利；她们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自己那些难以用语言加以表达的感觉。（Ramazanoglu；　94）　　2、女性主义方法论　　谈到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不能不首先提到获得许多女性主义者竭诚赞赏的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定义，那就是：对女性的研究；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　（on，by，and　for　women）。另一种与此类似的提法是：由女性来做的研究，关于女性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　（by，about，and　for　women）。（Miller；　33）　由此观之，女性主义方法论完全不害怕被人攻击为不客观、不科学，反倒对自己的倾向性直言不讳。　　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性可以拥有知识，女性只能拥有经验，而经验是低于知识的。可是女性主义的研究坚守主观性和个人经验的价值。有女性主义者主张：“所谓女性主义的研究绝对是并且必须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为在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Reinharz；　3）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男人虽然可以支持女性主义，但不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因为他们缺乏女性的经验。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男人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拥有女权视角。有人甚至认为，男人研究女性会更客观，其结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认真的对待。这就像由白人来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来研究同一题目被人认为会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来研究白人则不但不会被人认为较少偏差，而且会被视为出于“黑人视角”。按照这一逻辑，似乎“高等”的群体可以研究“低等”的群体，其结果会被视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异性恋研究同性恋。女性主义方法论认为，由“高等”人群去研究“低等”人群，由有特权的人群去研究被压迫的人群，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被调查者的客体化、“他者化”。为了反对将被调查对象“他者化”，女性主义质疑居特权地位者对受压迫者的研究资格。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角度看，早期人类学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居高临下地去研究“野蛮人”的文化，充满了种族或民族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往下”研究，而不是“往上”研究，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就很少有关于上层白种女性的研究资料。　　这种把人群分等级的研究方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只分内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来研究某一群体似乎的确比圈内人来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应当比后者更差，如果不会更好的话。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克服对研究对象的偏见以及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的弱点。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对它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呢？从这个角度说，平等的观念和态度也许是社会研究方法的唯一出路。　　女性主义研究对方法论领域的贡献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女性主义的研究开拓了如下研究领域和新方法：第一，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例如对上层女性的研究；对农场农妇的研究；对日裔美国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南部奴隶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印地安混血儿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芭丽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隶现象；还有人类学家研究了印地安医师，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等等。第二，对特殊行为的研究，例如，对养家这一行为的研究，对改进社区环境的研究。第三，开创了研究资料的新形式，例如，关于女性的主观社会经验的资料；关于女性主观自我的资料等。（Reinharz；　219）　　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的社会研究关注的仅仅是男性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关注人的物质需求（马克思主义），性需求（心理分析），死亡焦虑（神学和世俗哲学），但是忽略生育现象，忽视对养育、人性发展、情感和亲密关系的理解，忽视私领域中的日常生活。由于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社会研究将政治、经济及其相关机制定义为比私人领域更具有社会性。从抽象结构角度论述大型社会体制的研究被视为“宏观”的，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而对个人的、人际关系的、情感方面的研究被视为“微观”的，在学术上不重要的，价值较低的。　　女性主义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其独特之点：首先，它承认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性；其次，它强调深入研究异文化的必要性；再次，它强调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之间的共性；最后，它强调对研究资料作批判评价的必要性。它特别注重对女性主义研究中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的批判，反对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倾向，批判那种以美国的中产阶级白种女性为全世界女性的代表的倾向。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4）
女性主义研究的访谈方法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这是一种定质的　（quantitative）　数据收集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　（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注重权衡访问熟人与访问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国，有些少数民族女性只愿接受熟人的访问，不愿回答生人的问题，因为她们害怕移民局的查询，对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和敌意；相反，有的堕胎女性只愿接受陌生调查者的访问，在性问题的调查上也是这样，在这类情况下，调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调查女性感到轻松，容易讲出真情。　　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亲近调查对象与同她们保持距离这二者之间的两难处境问题。如果同调查对象过于亲近，可能会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