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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者也很崇敬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皆难逃被革出学术之教门的下场。
　　弄学术当然不能单靠拟订一些形式规则，还必须有研究的课题和内容。以“接轨”和获得国际承认为目标，西学的困难太大，人家洋人才不把我们的西学研究放在眼里呢，事实上我们也基本上只能做些译介的工作。剩下的只有中学，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天然的优势。虽然绝大多数洋人同样也不把中学放在眼里，好在毕竟有少数洋人亦即汉学家们在研究着中学，况且还有留洋的新儒家们正对大陆寄予厚望，“接轨”便是一拍即合的事了。君不闻大洋彼岸早已剖白拳拳心迹，指望大陆学者接纳“儒学的新消息”，把大陆变成“持之以恒的儒家学术道场”。彼呼此应，两情相投，从前吃马列饭、西学饭的都纷纷改换门庭，蜂拥而起，“国学热”在大陆几成燎原之势。
　　我丝毫也不想看轻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典籍上所下的刻苦功夫，他们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代人国学底子薄弱所造成的知识结构的缺陷而立志补课，或沿着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思路向纵深开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我看来，他们与所谓“国学热”的这一幕闹剧无关。已经有不少人指出，所谓“国学热”是炒起来的，就如同炒一本庸俗小说或一个流行歌星一样，背后起作用的是同样的市场动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文化热，中国“五四”之后的重整国故热，都是厚重的积累被新思想引发，乃时势之必然。今日的“国学热”，既无像样的积累，又乏新思想的激励，底气和正气皆不足。结果我们看到，其最拿手的戏不过是把昔日的国学研究者一个个捧出来，册封为“大师”。“大师”的编制越来越庞大，似乎这便证明了今日国学研究的成就越来越伟大。这倒也难怪，与今日学者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即使昔日的二三流学者也很有“大师”的模样。

圈外人的臆想（3）
不能说“国学热”的出现完全没有时代的缘由。大神死了，小神便会借尸还魂，包括民族主义这个小神，这是遍及今日世界各地的一个事实。信仰的空缺，道德的失范，似乎迫切地要求中国赶快重新确立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以规整世风人心。然而，且不说重建“儒教中国”的主张在理论上不堪一驳，仅从实践上看，种种有组织的尊孔复古行径，到处泛滥的假古董和假民俗，本身无不都是生意经，成了对传统文化的肆意糟蹋和莫大讽刺。有些论者不但想用儒教匡正时弊，还进而想用它拯救世界，甚至提出了“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种异想天开的口号。据他们说，对于现代文明的一切弊病，儒教早已准备了现成的药方，例如“天人合一”便可解决人与自然的分离。我在这里不想分析儒家的“天人合一”说距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有多么遥远，而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又如何是文明发达阶段的产物，只想说一说我的一个联想：在咱们中国，凡有现代医学尚在研究和攻克中的疑难病症，就必有人出来宣布可用祖宗老法根治。癌症、艾滋病不可怕，我们不有集“天人合一”之精华的气功乎？21世纪必是气功世纪！
　　东西文化之优劣成了一个持久的热门话题，我始终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在我看来，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成分，它们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论东西方，自古以来都有圣哲及后继者思考着人类某些具有永久性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对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人都会有启示意义。西方不但有科学传统，同样也有人文传统，而首先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恰恰是西方人自己，这些先觉者在反省中注意到了东方传统的长处，正表明了他们的立足点不是狭隘的民族性，而是人类性。我们的论者不去注意他们的这种立场，却挑出他们赞扬东方文化的片言只语沾沾自喜，则恰好暴露了自己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于今尤甚，赛义德的书未尝译出，“东方主义”已经沸沸扬扬了一阵，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战斗誓言不绝于耳。可是，我是很乐意承认和接受西方“话语”——也就是西方思想，因为“话语”所表达的无非是思想——在近现代世界上的优势地位的，并且相信自己和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其受益者。如果没有西方“话语”的“侵入”，我们一定仍在皓首穷经地做着八股文，我并不觉得那种生活多么有趣。
　　当然，在当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儒学仍然是有其价值的。依我看，这价值一是思想上的，即儒家的思想家特别是孔子所表述的对人性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某些深刻见解，我们理应把它们发掘和整理出来，变为我们今天的精神财富；二是学术上的，即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或作为一种对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化传统，有必要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我甚至不反对有人自愿地把它当做一种信仰身体力行之。我仅仅反对把它树立为一种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信仰，人为地制造一种新意识形态。我之所以反对这样做，不但是因为儒学不具备这样的品格，而且是因为我们今天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信仰逐渐成为个人自己的事情，这比起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时代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今社会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大一统信仰之缺乏，而在体制转型的艰难，因此滋生的*和黑暗现象不是任何道德说教能够消除的，而人们为之所感到的寒心也不是任何理想教育能够温暖的。即使中国终于完成了体制转型，步入富裕社会，出现了西方现在这样因缺乏信仰而精神普遍空虚的情况，儒教也仍然不能成为新福音。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凡企图把任何一种新福音强加给社会的教派，必然成为邪教。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到任何全人类皈依某种世界性宗教的迹象。不管幸运还是不幸，每个人独自担当拯救自己灵魂的责任，这将是许多代人的命运。热情的理想家所能做的至多是鼓励人们自救，而不是充当救主。
　　据说这些年的学术还有一个热点，便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可是，我并未看到这方面哪怕一部有分量的译著或著作，看到的只是充斥在许多文章中的拗口的不知所云的时髦概念堆砌，再加上某些文学作品中的夸张的玩世不恭的姿势。对于这种中国版本的后现代主义，我实在没有评论的兴趣。我相信，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里，文本解构显示了思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而非鼓励思的贫乏，价值多元昭彰了对话的严肃意义，而非提倡玩世不恭。无论如何，一种没有思的内涵和严肃性的东西是不配叫做思想的，哪怕在思想前冠以一个含否定意思的“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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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与利之外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假义之名逐利的伪君子和轻信义的旗号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消费=享受？
我讨厌形形色色的苦行主义。人活一世，生老病死，苦难够多的了，在能享受时凭什么不享受？享受实在是人生的天经地义。蒙田甚至把善于享受人生称作“至高至圣的美德”，据他说，恺撒、亚历山大都是视享受生活乐趣为自己的正常活动，而把他们叱咤风云的战争生涯看做非正常活动的。
　　然而，怎样才算真正享受人生呢？对此就不免见仁见智了。依我看，我们时代的迷误之一是把消费当做享受，而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想介入高消费能否促进繁荣的争论，因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事，和人生哲学无关。我也无意反对汽车、别墅、高档家具、四星级饭店、KTV包房等等，只想指出这一切仅属于消费范畴，而奢华的消费并非享受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当然，消费和享受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有时两者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纯粹泄欲的*活动只是性消费，灵肉与共的爱情才是性的真享受；走马看花式的游览景点只是旅游消费，陶然于山水之间才是大自然的真享受；用电视、报刊、书籍解闷只是文化消费，启迪心智的读书和艺术欣赏才是文化的真享受。总而言之，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否则，花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正相当于创造和生产的不同。创造和享受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就像生产和消费属于物质生活的范畴一样。
　　以为消费的数量会和享受的质量成正比，实在是一种糊涂看法。苏格拉底看遍雅典街头的货摊，惊叹道：“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啊！”每个稍有悟性的读者读到这个故事，都不禁要会心一笑。塞涅卡说得好：“许多东西，仅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花钱买来的东西，便忽略了不用花钱买的享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是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哪里还想得起它们？“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人人忙于赚钱和花钱的今天，这样的闲人更是到哪里去寻？
　　那么，难道不存在纯粹肉体的、物质的享受了吗？不错，人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也是很喜欢享受，为了享受也是很需要物质手段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便会发现，人的肉体需要是有被它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的，因而由这种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纯粹肉体性质的*差不多是千古不变的，无非是食色温饱健康之类。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他自己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但他自己只有五尺之躯。多么热烈的美食家，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否则会消化不良。多么勤奋的登徒子，他的床笫之乐也必须有节制，否则会肾虚。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足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肉麻，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我相信人必定是有灵魂的，而灵魂与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必定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幸福只是灵魂的事，它是爱心的充实，是一种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受。肉体只会有*，不会有幸福感。奢侈的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至多是一种浅薄的优越感，也谈不上幸福感。当一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幸运儿仍然为生活的空虚苦恼时，他听到的正是他的灵魂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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