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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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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欧洲求学七载，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其余一概丢弃，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很难掌握他在那七年间思想与学术历程的演进与变化。幸而傅氏有几封与朋友的通信和几篇报章文字保留下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点线索，从而触摸到他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思想脉动。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学时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解除自己久积于心的无数困惑与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国的。当他得知自己获取官费放洋的消息后，于山东聊城老家给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说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8】字里行间，除了透出傅氏直来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远大的人生志向已有显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别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仁，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达上海后，傅斯年与一同赴欧的同窗俞平伯等暂居新群旅馆，筹办登船事宜。正在苏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顾颉刚专程前来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离开上海吴淞码头，向浩瀚的印度洋驶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涌动，提笔给新潮社诸友写了一篇路途观感，叙述了离京的经过和对上海的印象，文中说：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的衣服。
白情有句话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么，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缘故，有两层：了解不了，抵挡不住。漂亮是误人的渊薮，因为它是油滑浮浅漂流的根源。我平日想漂亮是糊涂的别名，时髦是发昏的绰号。【9】
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门后，第一篇触及社会生活的评论性文章，内中透出其独特的观察力与锋芒毕露的性格，也暗含着对民族精神的忧虑与伤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号发表后，曾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丑化了上海人云云。而此时的傅斯年已顾不得这些是是非非了。
经过四十几天的颠簸动荡，轮船穿越地中海与直布罗陀海峡，终于抵达英国的利物浦码头。傅斯年与俞平伯下得船来，于次日乘车赶赴伦敦，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就读。对于一路上所见到的海光山色，奇情异景，傅斯年在给好友徐彦之的一封信中不无得意地说道：“沿路四十日间，把几个阶级的文化，几个最异样的自然现象都经过了；几千年的民族经历都温习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对象，也都有了。”【10】 txt小说上传分享
欧洲行旅（4）
在学校选择的问题上，傅斯年解释了自己选择伦敦大学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剑桥的原因，主要是官费不甚充足，而伦敦大学在学费和花销上要比前两校便宜许多。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刚进校两个星期，一同前来的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个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动而专程来英留学的，如今突然离去，令傅斯年惊惶失措，急忙外出寻找。听人说俞已赶往法国要乘船回国，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马赛拦截，果然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俞。一问方知，俞不是什么神经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闻听大怒，心想此事甚为荒唐，乃强压怒气苦苦劝说，让其咬牙挺住，回英继续学习。无奈俞平伯去意已决，死不回头，傅斯年知道此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无可挽回，乃长叹一声，黯然作罢。后来傅在致胡适的信中颇有些垂头丧气地说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11】
在这封信中，傅斯年告诉胡适“自己在北京大学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从此下决心跟随伦敦大学著名教授史培曼（Spearman）学习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做一种真学问，不像有些留学生一样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盗名，做回国升官发财之迷梦。对于这一取舍的最终结果如何，傅斯年心中并无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给徐彦之等几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12】这是傅斯年的决心，也是其性格的写照，通观傅氏一生，似乎都与这个最初的理想与信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只是傅斯年没有想到，这一匡时济世的理想与做法，曾一度受到他心爱并尊崇的老师胡适的误解，并发出了“大失望”的慨叹。按照胡适的想法，留学放洋就要有一个结果，而最好、最明显的结果是取得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否则便是失败的象征。从这一点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适，的确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当时留德的罗家伦等一帮有志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罗氏后来曾对傅这一选择解释说：“他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不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13】罗家伦所言，显然比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识见要深远了一步，也更切中当时的现实要害，毕竟五四之前与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对自然科学兴趣大增，而心理学正是一个热门，如北大毕业生汪敬熙、吴康等出国留学后，专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学。傅斯年在伦敦大学选择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罗家伦认为是早年受章士钊演讲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学的影响，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颇感兴趣。另据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他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当年他“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14】正因为傅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当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
胡适不明就里，妄下论断，他哪里知道抵达英国的傅斯年，视野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同时对英国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等著作也多有涉猎，对于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怀揣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与抱负，以及“先博后专”的宏阔视野与思想战略，傅氏在学术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终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并超越了他的老师胡适。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伦敦大学，背着沉甸甸的收获与一堆同样沉甸甸的困惑，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
柏林日夜（1）
傅斯年由英转德前后，除陈寅恪、俞大维几人，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从欧美各地转到柏林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舍，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中的人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确切地说，傅斯年由英转德，主要原因还是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渴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搞出点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向往之，欲亲身前往领教一番。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陈寅恪有关。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维并不熟悉，即使见过面也没有深的交往，因而罗家伦所说傅到柏林大学是受陈、俞二人吸引并不准确。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对俞真正了解并与之密切交往，是他转入柏林之后的事，且是因了陈寅恪的关系才与俞大维逐渐密切交往并成为好友的。后来毛子水进入柏林大学就读，傅向这位北大同窗介绍情况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又据毛子水在台湾时回忆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平日得益于这班直、谅、多闻的朋友不少。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还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15】
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柏林大学的重逢，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傅斯年的治学追求，并最终使傅的兴趣转到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这一学术领域。可惜的是，陈、傅二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资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或传记的作者，在记述二人交往史事时，往往一笔带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堆纠缠不清的谜团。
毕竟龙行有影，虎行有风，通过二人留下的点滴资料与他人的回忆，陈、傅在柏林的留学思想、生活与学术追求，还是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线索。
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森通过傅斯年藏书分析，尽管当时的柏林大学物理学与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均名冠一时，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同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他门类仍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柏林康德街24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6】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国学子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期间相互往来，访谈游玩，时而讲文论学，时而高谈国是。陈寅恪常与几个朋友下午相约去某同学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馆把酒清谈，酒酣耳热时分，群露激昂之状。俞大维因其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做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柏林日夜（2）
当此之时，与傅斯年友善的德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心中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因了这些雄心壮志的诱惑，在德国及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显着神通。抗战时期，就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遂恼羞成怒，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的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做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17】
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几年后，当国共两党在内战炮火中彻底翻盘，共产党坐了江山，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氏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对方似乎一直没有忘记陈氏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作报告，于总结时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18】而当“*”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19】，“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继而保证陈是“爱国学者”，【20】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二人的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
门第与家学渊源连同个人的才气志向，注定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心灵上的沟通并渐渐成为同路人。来到德国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Potsdam）忘忧宫（Schloss Sanssouci），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南按：应为温庭筠，罗氏误）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21】罗家伦此语虽含调侃的意味，并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傅氏的志向与心境。
到了归国前的最后一两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十九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按兰克的理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资料。其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间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I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说道：“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欧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对此评论说：“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富有魔力的短句。”【22】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把兰克的理论与他创造的学派又称为“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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