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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先锋香奈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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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您就是来听我说的。我从来就没有耐心说完,因为我对这些事没兴趣、没激情。
“您想写篇文章?怎么想起来的?什么样的?我不会写给您,我只会帮助您。我会指出我觉得重要的地方。您可以根据这些内容向我提问。我会回答您的。我知道怎么工作,我很守本分。我想做的时候会按别人的要求去做,可如果我不想,谁都不成,永远不成,谁也别想强迫我。”
我听她说话、为她录音的时间长达12年,从1959年到1971年初。我没和她吵过架,但我俩的来往有时会中断,或者还会分开一段时间。她向我抱怨说:
“和您说话我感觉特别好,别把我一丢就是这么长时间。”
她乞求我:
“别丢下我不管。”
我认识她时她正处在成功的巅峰,你也可以说那是她的第二个巅峰…“回归”,但这一次难道不是最高的巅峰吗?和战前相比,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比如媒体,它比以前变得更重要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最大多数人来说,她就是他们的可可·香奈儿,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但她同时也越来越孤独。找不出理由。曾经有一种迷你裙现象,成了一种时尚,而且是英国的时尚,这种时尚不仅没有自上而下从沙龙走向街头,反而自下而上从街头闯入沙龙,闹得沸沸扬扬。咱们可以好好想想,战前,她有没有抵制过类似这种社会动荡。她曾经因此受到虐待并且痛苦不已,但,那阵风过去了……于是我开始试图理解她会向怎样的目标、怎样的真实前进。
向着香奈儿的传奇吗?
“传奇会提高一个人的声望。”这是她说过的话。
为了像佩尼洛普①一样粉饰她自己的传奇,她会在夜里把白天刚刚粉饰过的传奇推倒重来。她在为谁粉饰?为了哪一个尤利希斯?
可可的童年时光(1)
香奈儿小姐死后仅仅一小时,她极其小心谨慎地保守着的秘密,她的出生日期,便被全世界的媒体曝了光。如今,已经没有人不知道,她是1883年8月19号在法国的索米尔①出生的。我手里拿到了一张由市政府颁发的证明:父亲姓氏,夏斯奈尔,比她多了个S。母亲:欧也妮·让娜·德沃尔。出生年代,1883年,还做了修改,黑色墨水的年份中,第二个8上面用紫色墨水改成了9,1883年变成了1893年,煞是醒目。父母均为商人,居住在索米尔。当时已婚。真的已婚了吗?无所谓啦。《无章可循:我的香奈儿旅程》一书的作者埃德蒙德·查尔斯-鲁详细描述了香奈儿家族的族谱,一直上溯到她的祖先、塞文②山区小镇彭岱尔的咖啡馆老板阿德里安。阿德里安因为当地栗子歉收而破产成了一名流动商人,一名“过客”,埃德蒙德曾向我仔细说起过…我是在她领导《服饰与美容》③杂志(法文版)编辑部时认识她的。我曾为《嘉人》向她订购过一套当时很流行的生活艺术资料。可可对此事的态度是:
“我亲爱的,您疯了。您很了解她吗?她在电视上的表情怎么那么讨厌?”
她在一次展示会上见到了埃德蒙德,认为后者的穿着很“老土”。所谓的老土服装其实就是另一位设计师做的衣服。
“你干吗穿件这么难看的衣服?”
“别人给的。”
“那就更不能穿啦。”
阿德里安·亨利·香奈儿勾引了一位16岁的姑娘安吉丽娜·维吉妮·富尔涅小姐,并从此建立了香奈儿王朝。他们的结合产生了阿尔贝·香奈儿(当然还有别的孩子),就是可可的父亲,一个花花公子,他后来把让娜·德沃尔小姐弄到了手。他终日无所用心、朝三暮四,而且一直不想认他给她带来的孩子(取名朱莉娅,就是可可的姐姐)。后来阿尔贝把让娜带到了索米尔…那是1882年…那年,索米尔出了几件新鲜事。索米尔黑骑士马术学校的那帮“人头马”们练的都是在马镫上忽站忽坐的英式跳跃跑,用的也是英国的马鞍子。而阿尔贝就在市里的贝朗热广场上卖马匹护理带。可怜的让娜则靠帮人做做家务或做做饭挣点小钱。那么她是否惨到了“去不三不四的地方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呢”?查尔斯-鲁女士不能肯定。原来如此!在可可的出生问题上她始终心存疑虑。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在市立医院收容所的门房里降临此世的。作为证人;收容所的老人们都在她的身份登记簿上画了押,从而确认了她的出生地。
可可12岁那年,她的母亲因操劳过度而过早辞世,时年33岁。而此时此刻她的丈夫何在?在路上呢,带着五个孩子,两个男孩三个女孩。他把两个男孩阿尔封斯和吕西安托付给了公共救济事业局,带着三个女儿朱莉娅-贝尔特、可可和安托瓦奈特回到了他母亲家。他母亲维吉妮·香奈儿本家姓富尔涅,生养了一大群孩子,最小的阿德里安娜才比可可大两岁。
“妈,孩子就放你这儿了,我去买包烟。”
我们可以想见,可可的父亲阿尔贝·香奈儿就是以这种方式抛弃了他的家庭。也许是到街头拐角去会他那个有辆杂耍大篷车的情妇?有人这么说过。我还听可可说,她爸爸曾和她妈妈的一个情敌生了个和她同岁的男孩!她这样向我讲述她的童年:
“我不叫加布里埃尔。”其实,这是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她的意思是说,这名字不是她们家给起的,而是偶尔得之。“我是在一家医院降生的。
可可的童年时光(2)
“当时我爸不在跟前。于是我母亲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踏上了去找他的路。我实在不愿意讲这些悲惨的往事,太烦人了。他们已经给我讲了无数遍了……
“我母亲的身体很虚弱。按那时候女人的穿着,一般人看不出她像个要生孩子的人。一些好心人把她带到了自己家。
“‘我得去找我丈夫。’我妈跟他们说。
“‘您明天再走吧。’那些好心人劝她。
“他们找来了大夫,那个大夫看完以后告诉大家:
“‘这位太太没病,她只是要生孩子了。’
“所有人都吓坏了,于是,这些原来还那么热情的人就把我妈轰到了大街上。有人把她送进了医院,我就在那儿出生了。只要是在医院,你一生下来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施洗。他们把我母亲的教名取给了我。她叫加布里埃尔·波诺尔。我是从我的洗礼证上看到的,很长时间以后了。我亲爱的,其实一个人从来用不着什么洗礼证,但是,在战争年代,因为大家都怕得要死,所以觉得什么证件都得拿在手里才踏实。所以我就有了这么一份文件。
“我爸管我叫小可可,他最不喜欢别人叫我加比。后来,‘小’去掉了,就剩了‘可可’。我总是叫我自己可可。当然啦,在正式文件上签名的时候我不会签可可的,那会闹笑话。
“要是有人告诉我,说战前有人叫我可可·香奈儿,那准会让我笑掉大牙。可可·香奈儿小姐是那个后来雇了4 000名女工的设计师,她还得到了英国首富的爱情。现在我成了可可·香奈儿。可可!尽管这不是我的名字。只有我的朋友可以叫我可可。经常有人在街上拦住我:您就是可可·香奈儿吗?签名的时候我一般都签可可·香奈儿。上周,在去洛桑①的火车上,全车厢的人都来排队找我签名。公司里的人当然都管我叫小姐。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在香奈儿公司大家还叫我可可。
“我6岁那年我妈就死了(众所周知,她实际上有两个妈)。于是,我的姨妈们就都赶了过来。家里死了人,她们总得来看个究竟。其实,姨妈们为了把我弄走一直在讨价还价,只是我当时不明白。说是姨妈,实际上她们不是我妈的亲姐妹,只是我妈的姑表亲。她们心肠不坏,就是对我没什么好脸色。她们一直为在悲伤和善良涌上心头时一时冲动地答应照顾我而后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她们。”
可可从未提起她两个姨妈的名字,但她们在她的记忆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我们已经知道,可可的祖母、就是在可可母亲去世后从可可父亲手里接下他三个女儿的维吉妮·香奈儿,是替修女们洗烫衣服的。她因此很可能把可可送进了奥巴济纳①孤儿院。要想找出可可的真实身世,只需把寻访对象从她的姨妈换成孤儿院的修女就行了。
“我6岁就被遗弃了,被扔进了一种陌生的生活,扔给了一群不爱我的人。他们答应抚养我,但是没答应爱我。这种日子很难熬,在偏远的外省尤其如此。别人告诉我,我在我姨妈家整天哭个不停,因为她们管我叫加布里埃尔。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一天,我走进她们房间时,故意用脚把门给踢上了。
“‘加布里埃尔,’一个姨妈对我说,‘你出去,再进来时要很有礼貌地关门,不能踢门。’
“我出去了,再进来时我无论如何做不到好好关门。我开始号啕大哭。
可可的童年时光(3)
“‘你干吗哭得这么起劲,加布里埃尔?’一个姨妈问我。‘我们也没说你什么呀。’
“‘我哭不是因为你们说我,姨妈,我哭是因为你们叫我加布里埃尔。家里都叫我可可。’
“我听到别人提到我母亲时总说她是‘可怜的让娜’。说她嫁了个爱她的男人(言下之意:所以她应该是幸福的)。她身体不好。她们家人没一个活过40岁,全都死于肺病,只有我逃过了这一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父亲是通过我母亲的哥哥认识她的,那时他俩在一起服兵役,说起妹妹的时候,当哥哥的告诉父亲:‘她很迷人,你以后就知道了。’
“服役期满后,他把我父亲带回了自己的家乡。我父亲是个性情开朗的人,他见了我母亲,娶了她。当然,他后来也把她耗得灯枯油尽了。这一切都是我在门外偷听到的。父亲对母亲的伤害真有那么严重吗?他们告诉我:
“‘要是您父亲没有干那么多的蠢事,那这些东西本来还能归您所有,那边那些也是。’
“他们指着一处破旧的农场,还有同样破旧的一些杂物,让我从心里感到厌恶,我心想:我真庆幸这一切不再属于我。
“到我姨妈家来的客人通常都会问:
“‘这小姑娘的父亲呢?去哪儿了?没管自己的女儿?’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一死了之。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听到别人说我母亲是‘可怜的让娜’。还有就是说我是孤儿。我不是孤儿!我爸不是还活着呢吗?
“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耻辱。我明白他们不太喜欢我,只是可怜我才收留我。
“我父亲那时候还很年轻。他是干吗的?您知道,我记性不好。谁都有父亲,谁都爱自己的父亲,都觉得他好。可我父亲就不那么好,就是这样;我后来才知道他怎么不好。首先,他骗了我。骗的可是他的女儿我呀!他到姨妈家来看我,我那时在姨妈家已经待了一年。姨妈们上赶着招呼我父亲,因为他是个充满魅力的男人,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开始给我讲很多故事,我告诉他:
“‘别听她们的,我可惨了,我向你发誓,我过得特别惨,我要跟你走。’
“他开始逗我开心:
“‘等着吧,咱们以后会有一个家,咱们自己的家。’
“他又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都是当父亲的对当女儿的说的那种话,其实他心里清楚,他就要远走高飞去美国了,也知道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我后来确实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后来又来过信。还寄过一点儿钱。多少钱?你以为有多少?我一无所知。再后来就没人提起他了。
“我了解我父亲。他走的时候还不到30岁。他又开始了新生活,组建了新家庭。他干吗还要管他的两个女儿?他知道她们过得挺好,有人管她们。他不在乎。他后来又有了孩子。其实他做得对。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干。我不觉得一个人30岁前该对这些破事儿负什么责任。”
两个女儿?不是还有个老三吗?还有俩儿子呢?香奈儿小姐“撒谎”撒得也太出格了点儿,我怀疑她是故意的。她到底想骗谁?我问她父亲是干什么的,她从来都不说。
“我父亲可喜欢我了,我妹妹他就不喜欢,不管怎么样都对她很凶(当我问她,她的姨妈是否也接纳过她妹妹时,她充耳不闻)。她就是倒霉的化身。我母亲为生她大病一场,从此再也不能怀孩子了。我就代表着喜悦。生下我以后家里的条件就越来越好,只是到后来才变得糟糕了。我父亲和一个情妇生了个男孩,和我岁数差不多。我从来都没见过他,对他一无所知。这些事儿谁都不爱听,我自己也不爱说。您知道了这些破事儿又能怎么样?
可可的童年时光(4)
“我母亲可不是农民。他们说我是个穿木鞋的小农民。可光脚穿着这玩意儿是没法走路的。居然还说我是穿着木鞋来的巴黎!木鞋我是穿过。到了冬天,每家门前都有这玩意儿:我们把木鞋脱在门外,只穿便鞋进屋。我们那儿的冬天冷得吓人。压根儿就没人想要出去滑雪!都想待在屋里暖和着。
“人人兜里都装满了栗子。炉子上坐着小锅,小锅里煮着土豆,那是喂猪的。大锅里永远装满栗子。大人不让我出门,可只要有人开门,我就会趁机溜出去,当然,一出去就得穿上木鞋,要不然回来就得弄得到处是水。我们那儿的人冬天都不出门。大家都是整棵整棵地把树弄回来放在炉子里烧。我特别喜欢冬天,可以待在厨房里,随便玩儿。在乡下,厨房就是一家人的命,什么都能拿到火边烤。
“我以前住在南方。我爸他们家,在尼姆①,他们都是南方人。”
在可可的记忆中,彭岱尔咖啡馆留下的印象似乎已经荡然无存。那她长大后就没人跟她提起这一段吗?
“在尼姆,你得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我们家靠卖酒为生。有时候能赚点钱。后来就陷入穷困了。”
她在编,她在讲故事。香奈儿家族从来就没卖过酒。但她同时也给了我打开一个小秘密的钥匙:
“我们家和皮埃尔·勒韦迪他们家是同一年破产的。”
勒韦迪…一个被人遗忘、被人忽视的诗人,可可强调说…在她的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给她讲述过自己的青年时代。她记得勒韦迪讲过的每一句话,经常拿来引用,并与自己的身世混为一谈:
“我家以前做酒生意都是现买现卖。那时候还没有阿尔及利亚出产的酒,主要都是南方的酒。要是把两个铜板现买的酒卖出三个铜板,那就算赚了;可要是三个铜板买的酒只卖了一个铜板,那就赔了。那一年,酒多得只能往沟里倒,那可真是可怕的低潮。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听大人们说起过很多破产的事儿。那时我祖母总是嘀咕说,咱们家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这儿没人不认识咱们。
“我姨妈家的房子特别好,在当时值很多钱。特别整洁,只是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不过要说我现在为什么喜欢有条理、喜欢舒适、喜欢整齐划一、喜欢衣柜里好闻的衣服味、喜欢打磨得很平滑的木板,那还得归功于我的姨妈们。住在她们家的那些日子培养了我的这种品性,这是法国人才有的品性。这些可不是我从小说里学来的。”
说了半天,这些姨妈到底什么样呀?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们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形容过,只说是大鼻子、白头发,穿得一点儿也不讲究。这难不倒我,我可以像亲眼见过一样描述出她们的模样,衣服或黑或灰,头发直直的,梳着发髻,两手枯干,目光冷峻,平坦的胸前交叉围着一块黑头巾,脖子上系条黑带子。要问她们是干什么的?反正不是农民,我知道她们有财产,有农场,有土地。
“桌子上永远那么干净利落。佃户们一般都能拿实物按时缴上租子。他们的租子包括鸡蛋、家禽、猪油、成袋的面粉和土豆、火腿,还有成串的香肠。他们在案板上把整猪劈成两扇,这一切都让我对食物没了胃口,可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当我在英国过着那种旁人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体验着那种满不在乎的奢靡铺张时,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这都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切都应有尽有的良好家境中。那时候,这样的家庭可了不得。在姨妈家干活的姑娘们眼瞅着就变了模样,因为她们能吃饱肚子了,而且肉管够。
“家里有佣人,总是收拾得像模像样。尽管冬天房间里很冷,但因为家里应有尽有,所以也不用发愁。每年的固定时候,特别是在春天,我们都要把成摞的衣服、成叠的被子和毛巾找出来,把那些不平整的重新熨一遍。”
可可边说边做出烫衣女工的动作,用指尖在碗里蘸几滴水,洒在衣服上。她还记得她们如何把蓝色球状物扔到洗衣液里用来洗净衣物。
“现在的被子全都是一股子漂白粉味儿。丽兹酒店的被子天天都换,我每天晚上都睡在漂白粉里。我在外省的那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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