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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自由的一粒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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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不再忍辱、退让，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
抗日战争胜利过去60年了，每一个中国人读这样的一首诗，依旧会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回到遥远处我们群情激愤的土地上，重新感受那一代人的决绝与执著。这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不管我们曾经看到过没有，这是一个25岁的中国人—— 沙飞的心声。
这首诗写在1937年的1月。写下这首诗半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沙飞在《摄影与救亡》一文中充分地阐释了自己对于摄影的理解，强调了摄影是一门纪实的艺术之后，沙飞突出升华了摄影“唤醒民众”的功能。这个短文可以看作是沙飞成为战地摄影记者的北上宣言。
“谁都知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沙飞背上照相机，告别南方。他到了华北，到了军中，沙飞成了军人。在他手中，相机比枪更重要。他曾写过：“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恢复自由。”他把摄影艺术带入人民军队，从此沙飞把自己的主张变成了彻底的行动。
1937年8月底，沙飞已身在太原了。到太原不久，他来到牺盟会的少年先锋队。这个组织是牺盟会准备动员5000名志愿兵的一个训练机关，队员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他们要求上前线抗击日寇，决心以青春和热血保卫家乡，保卫国土。每天，他们拿起步枪，挎上手榴弹，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战士们豪迈地唱着：枪，在我们的肩上；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沙飞在牺盟会住了几天，拍了照片，也写了通讯。在这里，他还认识了从南洋回国抗战的许群，并与他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937年9月中旬，全民通讯社以救国会名义在太原成立。李公朴任社长，周巍峙参与采访、编辑、发行工作，经费、人员和工作由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负责。通过这个平台，八路军向国内外发了大量战地新闻、通讯。
沙飞曾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见过李公朴。当他听说李公朴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讯社的消息后，立即前去拜访。见面后，李公朴和秘书周巍峙当即同意沙飞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从此，沙飞开始了战地摄影记者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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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第一个采访115师的记者
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歼敌近千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胜利的消息传来，太原城内一片欢腾。记者云集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一边宣传共产党政策、介绍平型关大捷情况，一边把缴获日寇的胜利品如军大衣、皮靴、大阳旗等拿出来展览，让大家品尝日本造的压缩饼干，还将日军大衣送给记者们。这一胜利，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它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因而有力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友军的作战，使已陷入敌围的出击部分郭宗汾部得到支援，免于被歼之险厄。
《大公报》的范长江提出可以派记者随八路军采访。彭雪枫立即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立即批示：急需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向全国人民、全世界宣传报道，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军队，刚出师华北，便取得胜利。并指示由办事处负责物色新闻记者去八路军采访拍照。
沙飞和周巍峙都想上前线去。最后，彭雪枫跟周巍峙商量，说沙飞会摄影，在上海拍过鲁迅，派他去前线比较可靠。为鲁迅先生拍照的经历给沙飞带来了机遇，最后沙飞如愿以偿去了前线，周巍峙留了下来。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沙飞带着摄影器材，乘坐从太原北去的火车，到达忻口，再换去五台的军用卡车，下车后又走了二十多里路，才到达了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南茹村。而后，他又拿着八路军总部的证明，直奔115师驻地。
当时，115师在平型关战斗结束后，迅速撤离战场，驻扎在五台县城东的一个小村庄里进行休整。沙飞是第一个采访115师的记者，这也是他第一次以战地记者身份去战地采访。
115师没有限制沙飞采访，给予他大力支持。师政委聂荣臻还把沙飞介绍给了当时喜欢搞摄影的侦察科长苏静。沙飞与苏静俩人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里，他们互相切磋摄影技术，一起冲沙飞拍的胶卷。沙飞把自己拍摄的鲁迅的照片拿给苏静看，苏静送给沙飞一件缴获来的日军大衣。而沙飞最想去的是平型关战场，但部队已撤退，大家劝他不用再去了。于是，沙飞只拍了八路军的战利品，拍了林彪、聂荣臻以及战士们的活动，总共是两个胶卷。
之后，沙飞迅速赶回太原，洗照片、向各地报社发稿，宣传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0月26日，山西东部重要关隘—— 娘子关失守，晋北战场全线败退，太原危在旦夕。当在太原的沙飞了解到聂荣臻率一部在五台山一带打游击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决定去五台山。
沙飞背上照相机，告别太原。在往五台山的路上，他看到一批批打了败仗的中国官兵向后方撤退，受了伤的士兵或爬行，或躺在路边，在血泊中呼救……有时还遇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难，令人惨不忍睹。这一切，更激起沙飞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增强了他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
平型关大捷是沙飞的第一次采访。他也从此与这个胜利之师结下了终身情缘。晋察冀的炮火成就了他作为战地记者的所有业绩，他再也没有回到风光旖旎的南方；在北国大漠苍关黄土烟尘中，沙飞度过了生命中最忙碌、最精彩、最辉煌，也是最后的13年。
part 8《将军与幼女》组照（1）
井陉煤矿的战火，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也伤及了一些日军家属。战斗的硝烟还未散尽，三团一营四连在阵地上发现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站在一具日本妇女的尸体旁，惊魂不定的样子。旁边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不知是死是活。
当时，战斗没有停止，日军仍不停地向八路军阵地射击，一名战士在此时被日军的子弹射中牺牲。面对幼小的孩子，四连连长感到情况紧急，马上命令通讯员杨仲山，赶快把小孩护送到营部的救护所。
杨仲山抱起大一点的小孩，迅速地撤离火力交织的碉堡，沿交通壕奔向救护所。杨仲山钻进路旁的高粱地，向青纱帐的里边转移，高粱叶上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杨仲山怕小孩着凉，蹲在地上搂紧她，随手摘下高粱叶为她驱赶蚊子。
早上7点多钟，见到前边的村子有老乡来往，杨仲山拉着小女孩离开潮湿的高粱地，沿大路赶往营救护所。那个小一点的孩子随后也被送到了这里，但因年纪太小，据说是被送给当地人抚养了。杨仲山向营长赖庆尧汇报了护送日本小姑娘的情况后，8点多钟又翻回连队，继续参加战斗。致使在宣传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沙飞一度因没有找到护送孩子的战士，没能了解更多的情况而感到非常遗憾。
前线部队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请示，聂荣臻在所写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并于当天命令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了井陉洪河槽村。
聂荣臻赶过来看望小姑娘。事有凑巧，原本在前线拍摄采访的沙飞刚好被爱才的聂司令员去电召回。走进司令部的大门，沙飞一眼就看到了聂司令员坐在小姑娘身旁，正慈爱地看着这个被战火吞噬了亲人的可怜的孩子。沙飞马上进入了拍摄状态，及时抓住了聂荣臻照顾日本小姑娘的一组照片。
在聂荣臻的安排下，战士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筐里堆了许多梨子给小姑娘带在路上吃。小家伙吃着梨子，啃了一半不吃了，聂荣臻接过来拿在手里，眼光在小姑娘身上停留了很久。等警卫员给小姑娘喂完饭，聂荣臻给她擦了嘴巴，说：“来，我们照个相！”他拉着小姑娘的手，向前走了几步，转过身来。
背景是山脚下有山有树的小山村，驰骋疆场的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和怯生生的日本小姑娘，小姑娘好奇地看着沙飞手里的照相机，沙飞毫不犹豫地摁下了快门。
很快，小姑娘被送往了日军驻地。与小姑娘一同送达的还有聂荣臻写给石家庄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的一封信。之后，日军用中文回信给聂荣臻，大意是，收到小孩，对贵军人道主义精神非常感谢，将来和平后见面，定向你们致谢。
聂荣臻把这封信转给了沙飞。为此，沙飞于1940年9月14日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晋察冀社通讯稿”：《老乡：把这两个日本女娃娃送到敌人那里去！》。
这次拍摄，给沙飞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是交战双方之一八路军某部司令员，一个是敌方的无辜小女孩，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通过镜头，沙飞看到了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
事后，他曾感慨地说：关于孩子，在抗日战场上有两件类似而又截然相反的事情，一件是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照顾并且送还了被我军救出的日本女孩子；另一件就是在柏崖惨案中，日本鬼子把###小孩子扔进开水锅里煮死。这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鲜明对照。
直至1947年1月3日，晋察冀画报社摄影工作者在阜平县城南庄举行的经验交流会上，沙飞讲到如何搜集、拍摄临时发生的一些动人材料时还曾提及此事：
“部队进入井陉城时，敌人大部全跑掉了，我们战士在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遗落在这里的敌人的小孩子。战士们便把这孩子直接送到了我们的军事首长聂司令员那里。在我们撤出井陉之前，聂司令员亲自写了一封信，嘱咐一位老乡把日本孩子妥善地交给敌人。我们的战士在与敌人作战时是多么英勇，对敌人的仇恨是多么深啊！可是对敌人丢掉的一个小孩子却是宽大为怀的。这是一件大事，从这里可以具体地说明我们人民军队从战士到首长都明确俘虏政策，具有革命的仁慈。也说明了我们军队愈战愈强及坚信最后胜利的充分信心。
part 8《将军与幼女》组照（2）
当时我虽然拍摄了一些生动的材料，检讨起来，还很不够，因为我没有把那位不知名的勇士的事迹—— 从在战场上发现幼儿，直到亲自送到部队首长那里，具体地生动地记录下来。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遗憾，值得在今后处理同样情况时注意。”
沙飞以一个新闻摄影记者敏锐的观察力抓住了这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题材。但沙飞仍有所遗憾。
也就在这次拍摄后不久，沙飞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其后，沙飞拍摄的这组照片，部分发表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版《解放军画刊》1941年6月第2号。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发表题为《将军与幼女》的组照和聂荣臻的信。
虽然沙飞早早地故去了，但这个将军与孤女的故事却仍在继续。
这对日本小姐妹先后转交于日军后，被送到了石家庄的石门医院。不满周岁的妹妹因伤势严重不幸死去。姐姐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此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
40年后，见到沙飞拍摄的这组照片的《解放军报》记者向聂帅询问当年情况，得知小姑娘可能叫“兴子”。记者据此写成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附上了沙飞的作品《将军与幼女》，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文章和照片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经过日本《读卖新闻》采访，知道了这个幼女的名字叫美穗子。
1980年6月8日，《读卖新闻》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文章《我就是兴子》，旁边还附有美穗子的大幅照片。当时的美穗子已经44岁了，住在日本宫崎县的都城市，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开了一家五金店，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1980年7月，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全家来华访问，聂荣臻元帅接见了他们。但遗憾的是，此时却少了那个40年前为世人留存下这一历史瞬间的摄影记者沙飞。
沙飞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组图共有8张。在这组照片中，聂荣臻对小姑娘的爱护之情，小姑娘那种天真无邪而又怯生生的样子，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沙飞的学生冀连波回忆拍摄现场的情景时说：“当时围观群众多，他（沙飞）叫我维持秩序，免得影响拍照。他对我说，这些照片现实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也不是完全没用，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历史见证了沙飞的预见。1980年6月初，日本媒体记者就是拿着放大了的照片，找到美穗子并进行最后确认的。
这组图片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它向世界表明：哪怕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没有敌意。中国人民反对的只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
part 11拍摄“日本八路”（1）
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捍卫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人民生存权利的正义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可以说是结下了刻骨深仇。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一直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对日军战俘始终采取宽待和争取的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仅三个月，八路军总司令部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毛泽东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对日本战俘在政治上尊重其人格、信仰；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待遇；对受伤的战俘实行“救死扶伤”；用大量事实进行教育感化；成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对日本战俘进行教育与改造等。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规定对俘虏实行不杀害，不侮辱和优待的政策。以后又三令五申，教育抗日军民严格执行俘虏纪律。经过不断完善，至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再次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命令，在六项俘虏命令的基础上，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根据地军民对转变立场的日军俘虏，一律以“国际友人” 待之，享有与抗日军民同等的政治权利。
敌后根据地从上到下的干部与群众，在日俘的转变过程中均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性的关怀工作。毛泽东、朱德非常关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曾多次亲临指导，并对其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各根据地、各军分区主要领导也曾给予亲切关怀。根据地的群众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细粮省给他们。在相处中，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和群众形成的鱼水关系，使日军俘虏感到震撼。他们非常感动，称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人民军队的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并有许多人因此走上了终生反对侵略战争、为人类和平奔走呼号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在日军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许多战俘参加了人民军队，先后自动组织了各种反战组织，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中国抗日军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强对日本战俘的保护与教育。但始终坚持宽待俘虏政策，表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
其中，八路军对日战俘政策的首件文告便是在五台山发布的，当时沙飞正在这里。在平型关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兵拼死不肯缴枪，被八路军消灭的近千名日军中，没有一个是活着的。这一方面是他们中毒“武士道”精神太深，另一方面是不了解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因此，在平型关战斗结束的当天，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告日本士兵书”。作为八路军的专职摄影师，沙飞拍了许许多多的战俘照片，这些照片对瓦解敌军意志，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1月，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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