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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三部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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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她父亲,我想起了在火车上邂逅她父亲的情景。谈话一下轻松起来,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来东北的?”“一年多了。我爸转业后,为了表示屯恳戌边的决心,带头把我们娘俩接到北大荒。”“你也想家吗?”我脱口问。“家都搬来了,还想啥。但我挺思念巴山蜀水的。可惜回不去了。”说起她父亲,还有几分自豪:“父亲对祖国对事业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他是好丈夫,对我是个好爸爸。”我也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忽然问她:“那你喜欢四川还是北大荒?”“都喜欢。”“真会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北大荒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变化挺大。有机会我带你去农场看看。那辽阔的田野,一眼望不到边,真是神奇的黑土地啊。”文鹃有几分兴奋,丹凤眼微微翘了起来,露出两排细密小白牙。“国庆晚会上,你听到我唱的‘雁南飞’了吗?”“听了,唱的挺动情的。”文鹃情不自禁的轻轻的哼了起来,“……飞呀,转呀,看不清家乡在何方……追随春风千万里,北大荒永远是春天……”“唱的真好!”“还是我爸填的词呢。”她的双颊飞起了红云,显出少女特有的羞涩、矜持和妩媚。我不由的想起文鹃在解剖室晕倒在自己身上的情景,一股暖流涌进全身。我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故做姿态的跺跺脚,言不由衷的说:“天真冷,还冻脚呢。”文鹃也意识到什么,站起来说:“快熄灯了,我们就谈到这吧。”
走出教室,凄冷的夜光,透过白杨树的枝桠,在雪地上留下了斑驳的图案。风一动,就有积雪簌簌而下。我们走在雪地上听着咯吱咯吱的踩雪声,谁也没有吱声。路过解剖室时,她又不由的抓住了我的衣襟,拐向女生宿舍的小路时,文鹃忽然问我,“你的生日是八月吧?”,“不,是十月。”“是阴历?阳历?”“是阳历十月初十。”“我是元旦,比你小两个月。”“你不说比我大两个月吗?”“你真傻!”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挽住了我的胳膊。分手时,她又重复强调,“别忘了写入团申请书。”这句话使我心头又蒙上一个阴影。
打开灵魂的一隅,回顾自己十六年的人生经历;十年前的那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一夜枪炮声后,古城东阳解放了。父亲正沉浸在‘保护工商业’ 的喜悦中,一张潜网悄悄袭来。,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我们全家搬出大楼,住进偏厦。平静的生活从此掀起了阵阵涟漪。从我记事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还不及休养生息,五七年又策划了一场称之为“阳谋”的反右运动。我清晰的记得,那个酷热的暑期,校园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许多受尊敬的老师,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没想到的是;我的大哥,一个早年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出生入死的知识分子。也因敢于直言而被清除出党,下放劳动改造。一条阶级路线把我也打入了另册。政治已在我心里落下可怕的印痕。在人生的历程中,都有阴影伴我同行,更不敢奢望什么政治生命。文鹃的一席话,更使我有了警觉。
(15)
上课铃响过好久,还没见老师的身影,这是新开设的“药理学”。我这个“学委”焦急地走出教室迎候。楼梯上传来一阵慌乱,急促的脚步声,我快步迎了上去,差点和上楼的人撞个满怀。他一把抓住我:“59(1)班教室在哪?”“您是药理学老师吧。”“是的,是的。”“请随我来。”他一进教室,先向同学们鞠了一躬,“对不住,我来晚了,真对不住。”然后,掏出一块怀表放在讲台上,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大串外文。回转身说,“我叫诸葛骥,和大家讨论药理学方面的知识。”这位诸葛老师中等个,瘦瘦的,着一身中山装,戴一幅深度眼镜,看不出有多大年纪。那谦恭的动作和语言,倒像个“小老头”。“你们学过拉丁文没有?没有,我想一定没有。那么学过English没有?大多数同学一定学过俄语。学药理学,要先学拉丁文。拉丁语是西语的基础,有了西语的基础,反过来学拉丁文就容易了。……”他像绕口令似的滔滔不绝,夹带有浓厚的南音语调,虽有抑扬顿挫,但难以全然听懂。他边讲边写,写在黑板上的拉丁文和中文都很工整。他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全然不顾同学们的反应。那神态到了忘我的境界。几乎没有停顿,一口气讲到下课铃响,夹起书匆匆就走了。
同学们议论纷纷,包德禄说:“我一句也没听懂。”高煤海也说:“他讲的太快,听的挺费劲。”正说着,只见诸葛老师又匆匆回来了,“你们谁是课代表?”“还没选呢。”包德禄把我推了出去,“他是学习委员。”诸葛老师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说,“物色一位英语好的同学,当课代表。你叫什么?”“方昊。”“浩还是昊?”“天上日。”“好,天上有个太阳,这名字寓意好。”他把一张纸片交给我,“这是我写的复习题和预习题,都有答案,请你抄在黑板上吧。”我听着他生涩的普通话,不由地问:“老师,是南方哪的人?”“台湾的。不、不,是浙江。”他有些慌乱地说:“听你的口音也不像东北人?”“我也是浙江人。”“那可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呵!”他忽然定定的瞅着我,张了张嘴,似乎要问什么,又咽了下去。
我照样画葫芦的把复习题写在黑板上,同学们围上来看,不住的摇头。贾岱正阴阳怪气的说,这简直是天书。文鹃扯扯我的衣袖,“你看懂了吗?”我如实的答道:“没看懂,怕是我的外文底子太差。”“你学过英语?”“学过,除了字母,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包德禄郑重的对我说:“向教务处反映反映。”同学们都走了,我还站在黑板前发呆。
好一会,有个女声在身后问,“琢磨透了吗?”回头一看,是杨婕,“你没走啊,吓了我一跳。”“这么小胆啊,我看你太入神了。”她走到黑板前,拿起教鞭,一边念,一边给我讲解,不时的还纠正的我抄错的字母。我十分惊讶:“你学过拉丁?”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没正式学过,父亲教过我许多拉丁药名。”“你父亲是医生?”她点点头:“其实诸葛老师讲的挺好的。”我如释重负:“正愁没人来当药理课代表,有你这个明白人,就好了。”“我可不行。”她连连推辞。我有几分武断地说“就这么定了。”她顿时拉下了脸,扭身就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好一阵没缓过劲来。
转眼间,快到年底了,在教学楼的门口,有一溜黑板报,谓杏林园地。各班级都在这亮相,争强斗胜。这宣传的事,归文鹃管,她主编的板报,政治内容挺浓的,但缺少一点艺术气味。又是周六,几个同学正在忙活出板报,我不禁技痒,凑上前去。当年在婺州求学时,我也是个写板报的骨干。文鹃有几分得意,“你看怎么样,还不错吧?”我不置可否,她有些不悦地说:“不好?”“上面空的太多了,板面安排的太松散。”我赶紧补上一句:“内容倒是挺好的,字也写的很工整。”她转嗔为喜,“你还挺能挑毛病的呢,要不你来试试。”我毫不犹豫的拿起彩色粉笔,在刊头写下一行隶书“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并在刊首报尾的空档处画上了‘松柏梅竹’岁寒四友。文鹃高兴的说:“你还有这手。现在我就正式吸收你参加宣传小组。”我连连摆手,文鹃眯细眼,“为了班级的荣誉,你该不会推辞吧?!”我真后悔,不该这样好表现自己。也许正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总要不时的表现出来。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得意忘形,玩火*。
(16)
天气预报:今日零下三十五度,这着实让我这个初到北方的南方娃子不寒而慄。我把所有的冬装都武装上了。衣服穿的多,一近火炉,一来暖气,就热的要命,热的全身被箍住了似的窘迫;一出门,又冻得够呛。有的同学笑话我:“南方人真矫性。”其实,最难耐的还是干燥,尤其是闷在屋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的空气和环境。
又是周六,下午没课。市区的同学,尤其是那些有家的“调干生”,不等吃完中饭,就匆匆的打道回府了。团委贴出海报,为纪念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详,号召团员青年参加义务积肥活动。学校和附近郊区的生产队挂勾。秋忙一完,农民就赶着马车,带着锹镐,来学校掏粪。准确说,是刨粪。所谓的“积肥活动”,具体地说就是刨粪。尔后,装上马车,送到地里。
文鹃特地和我打了招呼,我明白,她是为培养我入团创造条件。记得在婺州读书时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其中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在校园里种菜,施的肥料就是公共厕所现成的粪尿。用长把木杓把粪尿舀进肥桶里,挑到菜地,浇到菜畦中。南方视‘人肥’为最好的肥料,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祖训。有一笑话,说的是:一个人憋尿猴急,跑回家如厕,在途中尿湿了裤子。可见‘人肥’的金贵。
参加积肥活动的人来了不少,厕所粪池的边上一溜站满了男女同学。但看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大多数人拢着袖口,拄着锹把,好像欣赏什么“西洋镜” 似的。同学们说着荤话,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有五、六个男生,在粪池中。高煤海也在下面,他只穿一件秋衣,没戴帽子,光着头,还直冒热气。抡着镐头,像劈柴似的。粪块粘着各色擦屁股纸,还有沾血的月经纸,不堪入目,令我一阵阵恶心。
换班时,我还是自告奋勇的跳进了粪池。我从没用过镐头,高高的抡起来,一下一下的砸下去,只见粪块丝毫未动,就像刨在石头上一样。站在粪池边的同学,笑的前仰后合。我又狼狈又尴尬。
文鹃亮大嗓门喊了一下,“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说着,跳下来,抢过我手中的镐头,熟练的刨了起来,一刨一大块,一会就刨了一大堆。我暗暗钦佩,又觉得惭愧。七尺须眉,不如巾帼。这川妹子,看去文弱,倒也厉害。
劳动结束后,文鹃还特意关照我,先拍打拍打衣裤再进屋,要不粪尿一化,就惨了。果然,一进暖屋,热气一烘,身上脸上就出现了水珠,闻到一种变味的臭气。
吃完晚饭,我觉得身上有些冷,早早的钻进了被窝。夜半被尿憋醒,觉得头疼,隐隐作痛,可能是感冒了。第二天是礼拜天,同学们大都睡懒觉,谁也没有理会我。
我觉得全身难受,一阵阵发冷,禁不住的打抖起来,咬的牙咯吱咯吱直响。可能是床动,惊醒了下铺的高煤海,他披着衣服,趴在床沿上问我:“咋的了?”见我浑身发抖,就摸了摸我的额头。“烫手,准是发烧感冒了。”我好不容易说出一句,“没事。”高煤海朝我一瞪眼,“准是昨天刨粪冻的,你这小身板,逞啥能呀。”说着,从被窝里拽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递给我:“喝两口就好。”我接过水壶,一股酒气冲鼻而来,我没犹豫,啁了几口,呛的连连咳嗽起来,高煤海敲着我的背:“躺下吧,我去校医室看看,给你弄点药。”
人在病中,身不由已。我想爬起来,但觉得浑身乏力,脑海混混沌沌的,恍惚间像是做梦;一幕幕情景,一幅幅特写,意识流似的在脑际闪回。
“方昊。”不知什么时候,我被高煤海唤醒,“你都昏睡一天了。”他的话使我吃了一惊,“什么时候了?”“黑天了。”我想撑着爬起来,但怎么也动不了身。高煤海给我吃了两片,就出了宿舍。服了药,我觉的轻快了许多。过一会,高煤海和文鹃一块进了屋。文鹃打开用毛巾捂着的一个饭盒,是一碗氽着两个鸡蛋的面条。“吃点东西吧。”我毫无食欲的摇摇头,文鹃劝慰说:“你都一天没吃饭了,不吃哪行啊。”高煤海也帮腔,“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的慌。这碗面条还是文鹃说了不少好话,求食堂师傅给你做的病号饭。”我实在难拂好意,接过饭盒,夹住面条往嘴里送,就送嚼蜡似的。文鹃见状,拿过饭盒,一口一口的喂起我来,我噙着眼泪,一口一口的往下咽。想起小时有病,母亲就是这样喂我的。在泪眼模糊中,文鹃姣好的脸庞和母亲慈祥的面容重叠在一起,禁不住的一阵阵激动。
(17)
转眼又是岁尾年末,五九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也下的特别大,当地人都这么说。这也许对我这个初到北国的南方人的一种考验。我总算挺了下来,坚持住了。
临近期末考试,学校放出风来,要根据考试成绩,重新调整大、中专分班。复习备考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这个学习委员也感到有些压力。尽管,我不担心自己的成绩会落后。
这些天,贾岱正常跟我套近乎,还给我三斤大米饭票,声称自己不爱吃大米饭,我收之有愧,但又推辞不掉,心中不安。没过几天,我终于弄清了他的用意。原来是要借我的课堂笔记补抄落下的课。这在情理之中,何必用大米饭票收买我呢。我慨然应允,毫不保留的将各科笔记借给了他。听说他着实用功,开了好几天夜车,还连连夸我的笔记细致、全面,字也写的工整。
煤海也要借我的笔记对照,他对我的笔记啧啧称善,“图文并茂,方昊的笔记堪称第一。”他这一吵吵,系里一传开,我的笔记竟成了标准答案,炙手可热的抢手货。文鹃提醒我,“你的笔记成了传抄本了。”也不知是褒是贬,我也没往心里去。我想这正是我这个学习委员应尽的义务。但问题还是来了,上课复习时,我竟拿不到自己的笔记,干着急,也不知传抄在谁的手里。还是高煤海仗义,从贾岱正手里硬给我要了回来,并成了我笔记本的“专职保管员”。除了我,谁也拿不走。我方明白文鹃提醒我的良苦用心。她是怕我成全别人,耽误了自己。
包德禄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了一大堆车轱辘话,言下之意,笔记本交他保管最合适。我正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就摸棱两可的说,“在高煤海那,你要看自己去要。”他高兴的掏出一大把饭票,“全给你了。”我不想要,他硬塞进我的兜里,大咧咧地说:“咱们谁跟谁呀,今后学习上你可要多帮我。”当晚,高煤海就蹬着我的床板,在下铺发火;“包德禄以势压人,算什么玩意儿呢。”,我懊恼不已,但也想不出两全之策。还是文鹃有办法,“笔记本我保菅,等我整理好后分别给老包和煤海。”
附属医院被评上了全国红旗医院,不断有兄弟医院来参观取经,这迎来送往的工作,就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常作为仪仗队,手持小红旗,嘴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在寒风中装潢门面,想不到北疆的边城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当年,叶圣陶部长参观婺州二中时也不过是登上办公楼的阳台,做了五分钟的演讲。在北疆,仅仅是参观,就如此兴师动众,这也许是地域习俗不同吧。但同学们对此活动并不反感。因为一来参观团,就要杀猪宰羊,同学们也能打打牙祭,解解馋。
到了年末,还要迎接上级部门的检查。学校和医院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办展览、排练文艺节目,搞什么报捷演出。这对期末考试是个冲击。因为这些文艺骨干大多来自学校。校党委作出‘一切为政治任务让路’的决定,这不但搅乱了教学秩序,而且焕散了人心。文艺骨干成了宠儿,考试前为她们补课吃小灶,甚至透露考试重点,这引起学生们一片哗然。校方只好装聋作哑,听之任之。考试成绩一揭晓,我高居榜首,我班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文鹃戏言说:“这要归功于你的笔记了。”其实并非如此,是文艺骨干多,校方有意降低了考试标准。
一学期下来已分出经纬;有好几个同学辍学,有的嫌学习环境风气不好另觅高枝去了;也有的是跳槽,改学了别的专业;还有几位女同学和附属医院大夫有了绯闻,就干脆结婚嫁人了。
我忽然觉得,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大方,更开放,更大度,更浪漫。我对自己的处境却十分满意,且不说吃喝不愁,有东西可学,而且没多少精神压力。我坚信,一切全靠自己,条件再差,也能学而致用。但我也清醒的意识到,自我奋斗是一条危险的路,充满荆棘的路,我要小心的踩着石头过河,不能摔倒。想得容易,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团委发出:争当又红又专三好学生的口号,作为学习尖子,稍一偏就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正是我最担忧的,但我想不出晦韬之策。
我最打怵的是异性的目光,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我也难以自禁,时而陷入想入非非中,时而又笑靥如梦来。我时时告诫自己,学会冷处理,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尽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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