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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三部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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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深为我高兴，带我到煤城饭店，举杯庆贺，喝的是一种叫‘葛瓦斯’带泡沫的啤酒。我喝了两瓶也没醉。这里没有家乡的黄酒，有的是浓烈的白酒和爽口的啤酒。听说这啤酒是苏联传入的酿造技术。餐后，我们又到邮电局给母亲拍了一封报喜的电报。我想像着母亲接到电报后高兴的情景，久久都难以入睡。这一宵做的净是美梦。我梦见自己两翼长出了翅膀，向天上飞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初涉医道6一10
（6）
开学第一天，我就乘车去学校报到。下意识的生怕去迟了，会发生变故似的。
医学院位于东郊的小山岗上，称为“东岗”。伪满时，是日本军营。抗战胜利后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一所后方医院。为战争急需，还附设有“军医学校”。建国后，移交地方，改称为“合江医士学校”及附属医院。这就是医学院的前身了。
医学院是大跃进的产物，“戴帽升级”还不到两年。千余名在校学生中，60％是医士、护士、助产士专业的中专生。大专只有“医疗系”。当时这种大跃进的模式在东北十分普遍。
这些多是从门卫“安道姆”口中获知的。“道姆”朝鲜语为“同志”。这个“安道姆”就是朝鲜族中国人。矮矮的个，胖胖的，瘸腿，走路像鸭子似的左右摇摆。我报到那天，嗑垃巴叽的普通话，他误以为遇到了同族同宗，对我热情有加。还问我老家是北朝鲜还是南韩，我说是“江南”。他说：“不，是三八线以南。”我被他弄得一头雾水。
到一个新环境，心中总有些不踏实。南北的反差使我一时难以适应。我被编进医疗系59（1）班，住进了三○一宿舍八个人的房间。安顿好后，我在校园转悠了一圈：校园的范围挺大，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为附属医院，主要建筑是两层的门诊大楼和三层的病房大楼；后半部分为学校。院校之间有“板障”隔开，但有“门”相通。在一片高大的白杨树林下，掩映着十几栋参差不齐的房子，除了办公楼、教学楼，宿舍、食堂都是平房。校园范围中，有许多断墙残壁，听说是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轰炸机留下的残迹。校园的东南角有个广阔的操场，未经修茸，长满荒草。除了跑道、篮球架，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体育设施。再远处是一片乱坟岗，没有墓碑，不知是何时埋的冤魂。校园给人的感觉有些苍凉，我不由的想起母校——婺州二中。那座在青山绿水中幽静而美丽的校园。但我还是十分欣慰的，能幸运的进入医学院学习，是天大的造化，上天的恩赐。况且，进了洞天佛地门，修心养性靠自身。鸡窝里不也能飞出金凤凰嘛。
我仰躺在上铺的床上，双手枕在头下，望着天花板出神。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新奇，真是一方土养一方人。忽然有人敲门，我一骨碌爬起来下了床。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瘦高个，冲门就喊：“方吴，方吴！”一只大手伸过来。我忙纠正说：“我叫方昊！”“不明明是口天吴吗！”“是日天昊。”他哦了一声，自我介绍说：“我叫包德禄。”特别提高了声调，“包公的包。”后进门的中等个，梳着大背头，戴着细腿眼镜，穿着米色风衣，风度翩翩的。他和我拉拉手，字正腔圆的说：“敝人贾岱正。”“走，咱们去接站”。包德禄说。“接谁？”我问。“当然是接同学了。先戚接后戚。这是我们这旯旮的规矩。”我跟着他们上了校门口的接站车，直奔火车站。
车站广场，有好几个“接待站”，都是各校接新生的，摆着桌椅，打着横幅大旗。医学院接待站，架式最大。马上有一趟火车进站。大家都忙活起来，有几个同学举着校牌到出站口迎候。不一会儿，三三两两地有人来查询报到。我们帮着搬行李，拿东西，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气氛十分融恰。
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嘿，小鬼，你怎么在这呀？”我转身一看，惊喜的认出 ，这不是那位在火车上认识的文同志嘛，我有几分不好意思的解释：'我是刚考上的。'“太好了”；文同志从身后拉出一个标致的小姑娘；“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也是新生。叫文鹃，杜鹃的鹃。”文鹃大大方方地伸出手，用她那妩媚的丹凤眼瞟了我一眼，我顿时触电了似的局促不安起来。
忽然一阵骚动，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背着姑娘的小伙子来到接待站。他气咻咻的问：“你们是大夫吧，快救救她！”“咋回事？”“她一下车就晕倒了。”“让她躺在长椅子上。”有位老师托住那姑娘的手腕，摸摸了脉，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扁盒来，挑出几只又细又长的针，酒精消毒后，在她虎口上扎下去，又拧转了几下，她的眼睛慢慢睁开。苍白的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大家都松了口气，小伙子擦了擦脸上的汗。“真神了，扎针这么管事。”一问，都是医学院新生，小伙叫高煤海，姑娘叫杨婕。都来自鹤岭市，他们是火车上认识的。包德禄一拍腿“嘿，巧了，我也是鹤岭的。”
回校的途中，我指了指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位会针灸的老师，小声问：“包老师，那位老师姓什么？”包德禄一甩手，“我哪知道。”坐在旁边的贾岱正扑哧笑了：“包老师也刚来，和我们彼此彼此。”我莫名其妙的望着贾岱正，“彼此彼此？”“我们彼此都是同学啊”，我更困惑了，怎么会有这么大岁数的同学？！
（7）
合江的称谓，源于这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这三江平原的广袤土地，就是所谓的“北大荒”了。合江市正是衢通迩遐的的北疆重镇。因为毗邻苏联，当年又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
东北划分'九省'时，张闻天曾任合江省第一任省长，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这里不但有汉、满、蒙、回、朝鲜族，而且是鄂伦春和达斡尔、赫哲族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但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安徽、辽吉的移民。还能见到因历史原因留下的老毛子（俄国人）、小鬼子（日本人）、和高丽棒子（朝鲜人），是个民族杂居，藏龙卧虎之地。这些都是安道姆告诉我的，他是个“万事通”。虽然只是个'门卫'，知道和懂得的事情很多。他是我结识到的第一个东北朝鲜族人。从他那了解到关于这个城市的许多陈年往事。他对我这个“南蛮子”（这里对南方人的通称）比“臭糜子”（土著人）更有好感。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开学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上课。书发下来了，课程表也贴上了墙。却通知进行为期一周的学前教育。除了学习国内外大好形势，还结合学校具体情况讨论。几天下来，我终于弄清自己是怎么个处境。我所在的医疗59（1）班，有53名学生。从年龄看最大32岁，最小的16岁，大小差一倍。从性别比，男27，女26，基本持平。从学历分析，参差不齐，良莠不等，多数是高中或同等学历，个别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生源成份挺复杂，一半是高考入围的，还有一部分是合江地区卫生系统保送入学的“调干生”，其他6位是中考成绩成绩佼佼者，破格跳级的。究其原因，是大跃进的后遗症。学校升级后，生源不足而采取的对策。我却成了这个特殊背景下的幸运儿。五十三位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经历，抱着不同目的，年龄又相差很大的同学，济济一堂，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马拉松长跑。
意想不到的是，宣布班干部名单时，我被指定为学习委员。真是乱弹琴，可又难以推辞。我揣着忐忑的心情参加第一次班委会。由政治辅导员、校团委书记刁泽甫主持。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文化教员，高高的个，瘦的麻干似的，不时咳嗽，瘦削的脸上，一双小眼睛却炯炯有神。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他讲话声不大，但挺有条理。从国内外大好形势，一直讲到班干部如何发挥好骨干作用。给班干部注了一针兴奋剂。
班长包德禄，当即抢先表态：“我是党员，一个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文体委员贾岱正、生活委员文鹃、劳动委员高煤海也都发了言。我正寻思着该如何表态时，刁书记点了我的名，“方昊，你的入学成绩不错，但更要突出政治啊。”我一时语塞，喘嗫地说：“我怕不称职，做不好”。“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嘛，在坐的除了你，都是党团员，多向他们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嘛。”这几句话使我如芒刺背，心头有如罩上了一层阴云，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打入另册的人，告诫自己不要晕了头脑。
（8）
“妈妈，秋风又起了，近来身体还好吗？…”一铺开信纸，我的心就难以平静，有如奔涌的钱江潮，想把无尽的思念溶入字里行间。“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飞的再远再高的雄鹰，也会回到母亲的身边。人却身不由已。
义乌车站离别的一幕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一股“高堂在，不远游”的负疚心情袭上心来。母亲已经是奔60的人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守在老屋里，苦渡风烛残年。
我的“脑回”似乎成了屏幕，不断闪动着母亲的音容笑貌。我好像见到了慈母倚窗傍门，思念远方儿子的身影；听到了慈母思儿心切的呼唤。千山万水，关山迢遥，相见何期？写不尽的缠绵思念，只能到梦中寻求。
我幸运的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母亲一定十分欣慰。她相信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恩赐的。来信中叮嘱我“努力再努力”。希望我学业有成，做一名济世救人的白衣天使，匡世悬壶的杏林高手。
从浙江到黑龙江，八千里路云和月；从南到北，横跨八省两市。一方土养一方人，乡情、习俗、语言、气候，包括吃喝拉撒睡的一切都不尽然相同。随遇而安，适应环境，成了我的当务之急。
礼拜天，我在门卫室和安道姆闲聊。本地人称聊天为唠嗑。唠着唠着就唠到了地域风情。老安问我：“都说江南好，你跑到北大荒来干啥？”这'个中'的情由还真不好回答。我反诘：“那你从青山绿水的朝鲜跑到中国来干什么？”安道姆一时语塞，随即大笑起来，掩饰他的尴尬。他笑时额、颊、眼角都堆起了深深的皱纹，像刀割似的。我不禁好奇的问；“安道姆，你几岁了？”“啥？几岁！？你看我胡子拉楂的，才几岁？”安道姆勃然大怒：“你这小南蛮子，变着法骂人。”我不知他因何生这么大气，一时不知所措。正好见文鹃从里间打开水出来，她大约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放大声问：“你俩叽哩呱拉说什么呢？”“我问安道姆几岁，不知因为什么，他生气了。”文鹃笑着向老安解释说；“中国地方大，南北不一样。在我们南方，不菅多大，问年龄都是问几岁的。不信，你可问问诸葛老师。”老安半信半疑地望着我，“那我倒真要问问看。”
文鹃走出门时用眼睛勾了我一眼，又偷偷一笑。我随即跟出了门。文鹃回头跟我说：“问年龄要问多大，不能问几岁。”我一脸迷茫“为什么？”“语言习惯不同，这里对十岁以下小孩才问几岁，懂吗？以后学着点，不要挨人骂”。原来如此，我不禁红了脸。文鹃看出我的窘相，“刚来东北时，我也常闹这种笑话。”我望着她那张白晳的笑脸，感到分外亲切，就开了个小玩笑；“那你芳龄多大呀？”文鹃莞尔一笑“你多大，我就多大。我比你大两个月。你还得管我叫姐呢。”偷鸡不成失把米，反而被她占了便宜。对这位川妹子，我有几分好感，也许都是沦落天涯的游子吧。
除了带薪上学的“调干生”，每个人都享有助学金，一般中等的每月元，十块钱的饭菜票，元的现金。对我来说，已绰绰有余，再也不必给二哥添负担了。我庆幸自己觅得了一个不花钱读书的好地方。
我从小偏食，对东北的饮食更是难以适应。尤其从没吃过的大楂子、高梁米，卡在嗓子里常常咽不下去。按定量每月三十二斤，其中六斤细粮，五斤白面、一斤大米，我只好常吃玉米做的窝窝头和苞米粥。在南方我挺爱吃带菜的六谷羹，而北方的苞米粥淡而无味。北方人称玉米为“苞米”，南方人称玉米为“六谷”。
说起蔬菜，品种也没有家乡多，而且叫法也不同，南方的“洋芋”叫“土豆”，蕃茄叫西红柿，甘篮叫“大头菜”。没有我爱吃的油菜、碗豆、藕之类的菜蔬。但也有萝卜、黄瓜、白菜、豆角，好像品种不同味道也不一样。东北大米特别好吃，又香又糍又筋道；比南方的籼米好吃多了。但我只能二两二两的吃，每个礼拜只能吃一次。入校以来我一直腹泻，消化不良，虚弱乏力，恐怕就是水土不服和饮食的原因。我坚持着，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总会逐渐适应的。
（9）
学校和医院之间有一鹤立鸡群似的建筑——俱乐部。集开会、娱乐于一体，还兼有舞厅、戏台和电影院的功能。一到周末，不时传出圆舞曲的乐声：嘭嚓嚓，嘭嚓嚓；传进宿舍，撩拨着不少学生闻声而去。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医院和学校联合排练节目，向国庆献礼。这些天，可忙坏了贾岱正，他连课也不上了，几乎整天泡在俱乐部里，还抽调了不少同学跑龙套，说是政治任务。
例行每周一的班干会，贾岱正也没来参加。包德禄在会后说：“走，咱们去瞧瞧，看贾岱正这小子搞些啥名堂”。
俱乐部为俄式建筑，高大轩敞，舞台也大，上下两层，可容纳七、八百人。我们在门口窥视，里面果然热闹，有扭的，有唱的，还有高声朗诵的。只见贾岱正跳上跳下，比比划划，好像挺专业似的。高煤海脱口而出：“这小子投错了门，真不该学医。”包德禄哼了一声，“他本来就是话剧团的嘛。”文鹃说：“难怪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原来当过演员呀。”包德禄哼了一声，“你别小看这小子，能着呢。”包德禄进了门，在门口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贾岱正应声而出，“嘿，咋不进门呀？”包德禄又用鼻子哼了一声，“你这旮旯门槛高。”沉下脸来问：“你咋连'班干会'都不参加呢？”贾岱正一拍脑袋，做出夸张的姿态，“嗨，看我这脑袋，忙的礼拜几都忘了。”包德禄挖苦的说：“忙吃的了吧。”又板着脸问：“补助粮票是不是都让你给领去了？”“是啊，学校有规定凡参加排练节目的每人每天补助四两。”“都揣你自己兜里了吧。”“哪能呢，我集中保管，到时一起发。”包德禄用鼻子哼了一声，指指高煤海说：“每个月补助粮是有数的，都让你领了，我们这些大肚汉咋办？”
贾岱正把包德禄拉到一边小声嘀咕什么。高煤海说：“这个月的补助粮票全让贾岱正给领去了，老包准是向他兴师问罪呢。走，咱们先回校吧。”文鹃瞟了我一眼，“补助粮票的事，我怎么不知道？”高煤海嘿嘿了两声，你又不是大肚汉。”文鹃有些不满，冲着我说：“这样的事，也不通个气。”我淡然一笑，“有班长嘛，我们瞎操什么心。”文鹃挪揄地说：“你倒是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当心白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我发火，心里却咯噔一下，“白专？！”
归途中，我一直没吭声，在宿舍分手时，文鹃喊住了我，“对不起，我不是冲你。”我说“没事儿。”但“白专”两字像个幽灵似的久久挥之不去。
（10）
“十一”参加应祝*。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我们列队向市区进发。
市政府前新搭了检阅台，*队伍从南到北，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长约三公里的中山路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口号声此起彼伏。到检阅台，行注目礼。台上挤满了官员，前排还有几位着军装的苏联贵宾，不时向人群挥手。我从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以前只在纪录片上见过长安街和天安门欢庆的盛况。想不到，在北疆边城经历了如此隆重的场面。
*结束后，在江边解散，自由活动。我沿着江边的大道，一个人向江桥方向漫步。在长满柳树的弧形半岛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心绪起伏；到东北已经两个多月了，人虽暂时有了归宿，但心还是悬着似的，像浮云，似漂萍，我知道对我来说，学医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前途是鲜花还是荆棘不得而知。望着盘旋在江面上的鸥鸟，中流击水的扁舟，我又浮想联翩，记起了母亲常说的一句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命运既然安排我进入医学殿堂，伸向杏林的路怎么走，全靠自己把握了。
只见不远处也有个人依在栏杆上，久久的一动不动。我观察了一会，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由的靠向前去，那个人转过身来，我俩的眼光一碰，先是愣了一下，尔后几乎同时喊出：“杨婕！”、“方昊！&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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