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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查列斯气坏了。

　　这时，波里曼刚好赶到，并且要求岗查列斯放他进去，这正如火上浇油一般。

　　格列涅尔和扬柯夫斯卡亚听到吵嚷声就出来了，下面的卫兵也跑了上来。宅门口就打起群架来了。醋火如焚的岗查列斯拿着刀子向格列涅尔扑去，波里曼打算阻拦。于是，岗查列斯便对着波里曼挥起了刀子，这时，有一个党卫队员，为了搭救长官，就把这个例霉的牧人一枪打死了。

　　至少，普罗宁第二天是听到这样讲的，不过，普罗宁认为，扬柯夫斯卡亚本人也可能利用这个混乱的机会，亲自动手打死了岗查列斯，或者是唆使一个党卫队员干的。他这一死对她是有好处的：因为她一下子就摆脱了一个讨厌的追求者，而且也消灭了她那许多黑暗勾当的见证人。

　　但是，岗查列斯到底还是把波里曼刺伤了。在缠绷带的时候发现，伤势并不很重，但是一开头，连同波里曼在内，大家都吓得束手无策了。

　　格列涅尔马上奔过去救护波里曼。波里曼在格列涅尔给他缠绷带的时候就想打听清楚，关于布莱克交名单和新从泰勒将军那里接得一项新任务的事究竟有几分属实。但是格列涅尔光顾缠绷带，开头儿并没有想到波里曼问这个是什么怠思，所以，等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以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扬柯夫斯卡亚却立刻就全明白了。她想起了我曾打听过机场的情况，便跑出了房间，到下面坐进了波里曼的汽车，就以他的名义，吩咐司机把她送到利耶卢皮。

　　无论如何必须拦住我，不让我走脱，甚至也许要把我干掉；因为我一摆脱她的监护，我也就会变成她那黑暗勾当的一个很危险的见证人了……

　　这时，波里曼已经从格列涅尔那里把要了解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要想查清楚里加市长的汽车开到哪里去了，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他便立即下电派特遣部队赶到别墅，他自己也马上出发了……

　　但是，岗查列斯惹的麻烦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当波里曼赶往利耶卢皮的时候我们已经难备起飞了。

　　波里曼到了现场才知道有一架飞机曾经着陆了。在我们的飞机飞向高空的时候，他才赶到利耶卢皮。他马上命令防空部队狙击，并吩咐和他同时一起赶到的士兵向别墅冲锋，把起飞的飞机打落……

　　但是，鲁尼亚金不仅躲开了高射炮的炮火，也避开了被派出追逐的歼击机！

　　党卫队在冲锋以前，就遭到了公路上游击队的狙击，而且，热列兹诺夫和斯塔姆，一个从岗楼上，另一个人从卫兵小房的房顶上，用交叉的火力，就把那些企图钻进围墙的家伙打死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提斯塔姆。

　　在战后我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他是一个机器制造厂的机师，是个曾经同情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尽可能不过问政治。纳粹分子掌权并没有使他怎样特别高兴，但也没有引起他的特别反对。他想瞧一瞧他们掌权以后会怎样。当他看清楚以后，他就离政治更远了：因为对一个诚实人来说，支持纳粹分子的政策是可耻的，而如果同他们进行斗争，那又非常危险。战争开始以后，斯塔姆就被征入伍了。军方得知，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就派他做了汽车司机，起先是派在一支党卫队里，后来又被派到警卫队司令部，最后到了里加市长的手下。

　　但是，在战争期间依旧保持中立是不成的，不去亲自参加屠杀、行凶，就得设法不让他们干这种事……

　　如果说普罗宁和斯塔姆是偶然相识的，那么，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加什凯在德寇后方注意了他所遇到的一切人。

　　“一个诚实的人处在我这种情况下，该当怎样办呢？”有一次斯塔姆问加什凯说。

　　“唔，您可知道，一个诚实的人，他自己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加什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

　　他们两人逐渐就好起来了。于是斯塔姆就开始协助普罗宁进行工作，起初是做一些小事，后来就做了一些大事。

　　所以，遇到困难关头，普罗宁就找他去了。

　　普罗宁讲，说当他去找斯塔姆，并把实际情况对他讲了以后，他只是说了这么几句话：“加什凯同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每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我可以把同志们送到利耶卢皮。让我们考虑一下具体做法吧。”

　　但是，他不仅把我们送去了，还拿起了武器掩护我们动身……

　　当然，热列兹诺夫和斯塔姆是不可能支持很长时间的，但是，他们还是把党卫队员阻挡了一个时候……最后，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们，他们带着重伤，就开始往园林深处撤退了……如果光是他们自己，他们是无法从那里逃出来的，但是，我们的游击队找到了他们，撤退的时候就把他们两人带走了。

　　这时，由鲁尼亚金驾驶的飞机避开了高射炮的炮火．躲开了敌人的歼击机，就在我军的驻地着陆了。

　　鲁尼亚金把飞机降陆以后，就向指挥员报告去了。我和领航员就把那些又饿又怕的孩子们抱了出来，并且喊来了卫生车。

　　医务人员比特别处的人先赶到了：他们把孩子们抱上了汽车，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

　　然后，从军部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同那位领航员就把扬柯夫斯卡亚送到了特别处。我交出了那个小包，报了到，就请假睡觉去了。当时我只想睡，别的什么也不想。

　　第二天，特别处把我叫了去，把我作为扬柯夫斯卡亚案件的证人，一连访问了三天。又过了一天，我就被唤到军事法庭去了。

　　我不准备详细描写这个法庭了，这里并不是写新闻报道的地方。我只说，法庭是按照一切常规审理的，甚至并没有象军事法庭在战时所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匆忙。

　　扬柯夫斯卡亚承认自己从事间谍活动有罪。

　　“是这是我的职业。”她说。“是的，我的活动是反对苏联的。”

　　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的有鲁尼亚金和我。

　　法庭主席让我尽我所知地讲了关于扬柯夫斯卡亚的一切情况。

　　我的证词却使扬柯夫斯卡亚大吃一惊。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不顾及我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把—切真实情况全盘托出。

　　“或者，您还是把结识马卡罗人的情况对我们讲一讲？”主席对她说，“这样做对审理这个案件有好处，甚至对您也有好处。”

　　扬柯夫斯卡亚低下了头：“好吧。”她说，“其实这样做未必能对我有什么好处。”

　　于是她就讲了……

　　扬柯夫斯卡亚的供述没有必要全部写下来，可是，为使好多情况能够让大家清楚起见，还得简略地谈一谈我同她结识的那个值得记忆的晚上的一些情况。

　　诚然，其实她也正是从这儿开始讲的。

　　她简短地，但一般说来还是比较正确地讲了里加当时的情况，并且简单地解释了在我和她初次相逢时使我感到吃惊的一些神秘现象。

　　资产阶级当政时的里加一直是特务活动的中心；根据里加的地理条件和政治情况，它在西方也是处在象东方从前的上海或是哈尔滨那样的地位。

　　扬柯夫斯卡亚同三个间谍机关有联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间谍常常是同时为两个或者为三个间谍机关服务。这样的间谍被称为“双股线”或“三股线”。扬柯夫斯卡亚就是“三股线”，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一个聪明的巴里斯会偏爱哪一个女神的。

　　布莱克自然是不了解她的女助手的这些情况的。作为英国间谍机关的一个军官．他一贯死心塌地地为他自己的政府服务。他之所以能够丧命也是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不愿为大洋彼岸的生意人奔走的英国人。

　　布菜克在搜集军事情报和执行着那些和准备战争有关的一些任务的同时，他不仅想到了当前的战争．而且还想到了战后的问题；他已经准备从事在战后也能使资本家得到利润，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冷战”的某些活动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小特务，在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从事间谍活动，由于有那么一个汉斯先生到了里加，就使这种气氛更趋白热化了。这位汉斯先生是英国侦探机关的一位代表，他打着一个大商人的幌子来到了里加，在这之前他曾同他的妻子在苏联游历过。

　　汉斯必须同布莱克会面，但是要做得不致使布莱克遇到怀疑。布莱克通过扬柯夫斯卡亚接得了晚上同汉斯在餐厅里会面的指示：因为会面以后，汉斯马上要乘夜航机飞往斯德哥尔摩。

　　杨柯夫斯卡亚便有了劫夺有关布莱克所准备好的间谍网情报的一线希望，这个情报是大洋彼岸间谍机关一直坚持要拿到的。当时，扬柯夫斯卡亚早已经同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接好线了。

　　扬柯夫斯卡亚十分清楚，命令弄到这份名单就等于命令打死布莱克。一般说来，她当时的处境是很为难的：不执行命令，就要被处分，那就意味着被打死，如果打死布莱克，也就会受到英国国家侦探局的追究。最后，扬柯夫斯卡亚认为还是服从她那大洋彼岸的主子为妙。

　　她找史密斯给她帮了忙，他是被指定为她执行某些个别任务的。她便公开地对他说必须打死布莱克。——这种事情根本不必瞒着史密斯。史密斯是容易同意这样干的，因为他嫉妒扬柯夫斯卡亚同布莱克好。顺便提一句，她同谁交往他都吃醋。

　　但是，德国人也是很注意布莱克的活动的。自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以后，住在各该国的德国人可以自由地回国。因此，从德国就来了很多遣侨回国的各种代表，其中就有很多特务。德国的间谍机关甚至还保护了布莱克，当然，他们对他是有着他们自己的打算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护布莱克不让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暗算他。

　　整个事件的发展经过是这样的：扬柯夫斯卡亚先转告布莱克说，晚上要在“罗马”旅社的餐厅里等着他，过后她便警告史密斯，说她已受命将布莱克打死。晚上，扬柯夫斯卡亚就到布莱克那里去了。他们两人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谈话，后来，她就把他打死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扬柯夫斯卡亚就说，贝尔金先生不能来接电话，并且请问找他干什么。打来电话的那个人也没有讲自己的名字，就说会面的地点变了，同贝尔金先生会面仍按原定时间改在‘道加瓦’沿河街上。扬柯夫斯卡亚不熟悉汉斯的语声，她也可能听错了。如果挂电话的不是汉斯，那只能是德国人。

　　扬柯夫斯卡亚走出了布莱克的住宅，到了我们军区司令部占用的那座大楼附近，就等着我。

　　那还是在很早以前，她一瞧见我就注意到我和布莱克长的很相象了，那天晚上她就决定要利用这一点达到她自己的目的。

　　她在我到里加不久就了解了我的情况。我们军区机关有一个电工，把所有到军区司令部去的军官都对她讲了。

　　为了从我身上刺探某些军事秘密，她是不反对同我结识的，若是可能，还要使我爱上她。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同我结识的机会。

　　但是，由于她闹的这个把戏使她受连累的这种境遇迫使她找到了我的头上，她只得求我陪她在沿河街走一程。

　　如果我们遇到汉斯，她就可以走过去，跟他说有人跟踪我。汉斯只能瞧我一眼，就从扬柯夫斯卡亚的手里接过名单，他是不会怀疑我不是布莱克的。

　　但是，汽车刚一出现，杨柯夫斯卡亚就断定，在沿河街的这次会面是查出了底细的德国人安排的，这辆汽车是一位德国遣侨特派代表的。德国人不能不想到布莱克会交给汉斯某些文件。如果他们把我当成布莱克，就可能把我绑架，也可能把我打死。

　　因此，扬柯夫斯卡亚使我们两人装成了一对情侣。德国人就跑过去了，扬柯夫斯卡亚便忙着去会见汉斯。

　　史密斯把我当成了布莱克，他以为扬柯夫斯卡亚行凶末成。他们原来已经约定，如果布莱克到街上来，就由史密斯射杀布莱克。史密斯曾经用哨声给扬柯夫斯卡亚打个警号，但是扬柯夫斯卡亚防止了这种不必要的行凶。

　　史密斯一直在我们身后尾随着，当我们走到街角的时候，这时他发现看错了，但是他看我仿佛是要夺取扬柯夫斯卡亚的手提包，就开了一枪……

　　如果这一枪能打中，我就甭打算再到餐厅里去找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一张餐桌旁找到了汉斯，便说布莱克遭到了袭击，受了重伤。汉斯慌了，但是她说凶手并没有抢到名单，汉斯便放心了。于是，她便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他，自然是没有提另外那一份了。她估计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苏联侦察机关干的。这时，我进去了，可惜，当时我暴露了我对扬柯夫斯卡亚的注意。汉斯注意到了我。扬柯夫斯卡亚就说，我是苏联侦察机关的一位军官，并且说我早就就注意了布莱克和扬柯夫斯卡亚，她刚才在沿河街还碰见过我，说这很可能是我要打死布莱克。

　　汉斯命令把我干掉，并且警告杨柯夫斯卡亚说他在临行前还要检查，看这个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了。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办法，只得赶在我的前面，到我的住所去。

　　她是带着史密斯同去的。他们两个人藏在楼梯上了。当我—上楼的时候，史密斯就用电筒从上面照了我一下……

　　在对我进行谋害的时候，正赶上德寇第一次轰炸里加，杨柯夫斯卡亚立刻猜到了爆炸声的来由，她做事向来果断，于是便马上决定留下我这条命。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这个又顺从又不了解她情况的新的布莱克，对她会非常有用的……

　　让我冒充布莱克的主意，是她在沉着地执行汉斯命令的那一刹那间想到的。可以说是这个想法使她的手枪没有对准我的心窝，但是却对淮了我的胸部；如果说扬柯夫斯卡亚在这种新的局势下需要我，那也需要使我处在束手无策的状态下，她才便于行事。

　　她没有把我打死，却使我受了重伤。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由史密斯帮助她把我拖出去并不是很困难的。他们把事情搞得挺复杂：在布莱克的住宅里把我包扎好，便由史密斯把布莱克的尸体弄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尸体在一个胡同里被德军炸毁的一栋房子的瓦砾下被发现了，但是这个尸体已经残伤得很历害，竟至使人无法看出是布莱克还是马卡罗夫了。不过穿的衣服和衣袋里的身分证，证明了这是马卡罗夫。同志们便把马卡罗夫埋葬起来，受了重伤的贝尔金就被扬柯夫斯卡亚送到医院里去了。

　　当贝尔金的性命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里加被德军占领了。德国人也知道贝尔金冒名顶替的是谁，所以扬柯夫斯卡亚便告诉给德国人了，何况根据大洋彼岸间谍机关的指示，格列涅尔已经成了她的顶头上司，而他是早就和这个间谍机关发生了关系的。

　　一般说来，她讲的这一切差不多都是已经被掌握了的情况，她也并没有讲多少假话。

　　审理工作已经接近结束了。

　　法庭主席是一个戴着眼镜，上了年纪的上校，他用探询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多半是为了走走形式，便问我：“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摆了摇头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对……”

　　是的，扬柯夫斯卡亚所讲的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她却摆脱了她应负的责任。诚然，她是给这些人和那些人搜集过情报的；但她却救了我这条命——起码在她讲完之后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且，如果不是想杀害鲁尼亚金——她把这个原因解释为由于一时激动——她甚至竟可以指望宽大处理呢……

　　但是，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自私自利和恬不知耻的罪人，她为了个人的利益竟玩弄甚至杀害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如果得到宽大处理，那可大不公正了。

　　“讲的都对。”我又说，“但是……”

　　主席又瞧我一眼。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还应当讲一讲同格列涅尔教授合作的情况。”我说，“这件事是值得法庭注意的！”

　　“法庭不应当过问我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扬柯夫斯卡亚暴躁地打断了我的话，“谁也没有权利过问我的私生活！”

　　她非常希望避开这种生活的某些方面。

　　“那么，孩子们呢？”我给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一孩子？”她反问道。

　　“是的，就是您给格列涅尔教授弄去作试验的那些孩子呀！”

　　“什么，什么？”法庭主席连忙问道。

　　于是，我就把我在敌占区里加所看到的一切都对法庭讲了。

　　我讲了吊在街心林荫路上的尸体，被赶到德国去的少年男女和格列涅尔教授别墅里的孩子，并且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