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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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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企业当然要赚钱，但赚钱并不是优秀企业的最终目的。这就像军队就要打胜仗，而打胜仗并非军队的宗旨一样。毛泽东当年明确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一再强调军队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同样，企业也应防止狭隘的单纯利润观点，不能为了赚钱而赚钱。如果一心想着赚钱，只是为了赚钱，企业就难以形成统一而明确的奋斗目标，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策。例如，一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急不可待地去搞多元化，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的宗旨，因而什么赚钱多、来钱快就做什么，决策前，好像处处是馅饼，到头来却发现处处是陷阱。相反，那些宗旨明确的企业，追求的是为顾客服务好，以便更多地创造顾客，自然就不容易为送上门来的所谓“赚钱机会”所诱惑。
再如，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时常会遇到自身利益与顾客权益出现矛盾的情况。如果管理者一心想着自己多赚钱，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难免做出损害顾客利益的事情来，如缺斤短两、以次充好、虚假宣传、霸王条款等。企业虽然可能一时占到些便宜，可损害了顾客的利益，最终必然损害到企业及其管理者自己的利益。相反，那些以创造顾客为宗旨的企业家，遇到矛盾时，宁愿少赚些钱甚至吃点亏，也要处处维护顾客的利益。所以他们才能真正赢得顾客的心，将事业越做越大。
又如，如何处理与同行、与合作伙伴、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关系问题，也是企业家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如果企业家刻意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便很容易作出以邻为壑、不讲信誉、污染环境、危害社会等错误决策。从一时情况看，企业确实赢利不少，但从长远看，却彻底败坏了企业的形象，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总之，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决策。明确的宗旨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企业只有将创造顾客作为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才能减少决策中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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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奋斗牺牲有了力量源泉
能够激发军人奉献牺牲的因素很多，毛泽东选择的是精神信仰，就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人民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是毛泽东为我军官兵指出的一种价值追求。
正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所以我军广大官兵战时才能英勇奋战，前赴后继，平时才能无私奉献，自觉牺牲。
关于如何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西方管理学通常给出三种办法：一是物质刺激，二是情感笼络，三是兴趣诱导。其理论依据就是管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根据这一理论设计的激励手段和方法，用好了的确能收到效果，但其效用是有限的，搞不好还会有负作用。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源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完全不同，一般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认为人的需求结构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人可以教育，而且必须加以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特别是德育所要改变的，正是人的需求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管理学不仅越来越强调精神的价值，而且开始将信仰与管理直接挂钩。如果说人的其他各种需要，都可以算是产生行为动机的“普通燃料”，那么信仰则明显属于“核燃料”。
在毛泽东管理思想的鼎盛时期，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远不如现在，可工作热情却异常饱满，社会上多数人对生活的满足感也远胜于今，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管理者所要做的，就是明确组织的宗旨，然后将员工个人的价值与组织的宗旨挂钩，引导员工在履行组织宗旨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意义。
军人是奉献的职业。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和平时期，都需要军人作出奉献牺牲。因此，要想缔造和领导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就必须为军人的奉献牺牲找出充足理由。
能够激发军人奉献牺牲的因素很多，毛泽东选择的是精神信仰。所谓信仰就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宗教是常见的信仰之一。除宗教外，其他一些具有某种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并由此形成各种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人民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是毛泽东为我军官兵指出的一种价值追求。战争年代，我军的战斗力主要来自这一信仰。人们之所以将毛泽东的管理称为基于信仰的管理，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宗旨在调动官兵积极性方面的作用，毛泽东有许多精辟阐述。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这是红军作战勇敢，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朱老总也曾语重心长地对部队官兵说：“我们打仗究竟为谁，过去许多同志不知道，我们有的同志说国民党军队是帮蒋介石打仗，我们是帮毛主席打仗，说国民党军队帮蒋介石打，这是对的，可是说我们帮毛主席打，那就错了。同志们要知道，正相反，我们是为你们，毛主席和我都是为你们，为士兵服务，士兵又为人民打仗，为自己翻身打仗的。”《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第三辑，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7页。正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所以我军广大官兵战时才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平时才能无私奉献，自觉牺牲。
真实的战争往往是异常残酷的，远不像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么浪漫。军人每一次走上战场，都有再也回不来的可能。在生死考验面前，一切物质奖励都会减效直至失效。过去有一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话虽这么说，可细想一下，如果命都没了，重赏有何意义？所以，古往今来，凡善于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都高度重视对官兵的精神激励。曾国藩就说过，“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也许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近些年一些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常有部队发起冲锋前，指挥员让人抬出银元，用以组织敢死队的镜头，如《血战台儿庄》、《亮剑》等。应该说，这里面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实际上，临上战场时官兵们考虑最多的，并不是仗打下来能分多少钱，而是如何交代后事。在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战斗打响前，党员们纷纷上交最后一次党费，非党员也将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党组织，表示万一自己“光荣”了，希望能被追认入党，这些钱算作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不难想象，由这些视死如归、做了最坏打算的官兵所组成的部队，与那些完全靠金钱维系的部队，其战斗力会有多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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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战无不胜的军队。当一支部队陷入绝境，官兵已没有任何生还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有超越个体生命的东西作为精神支撑。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很难做到“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而我军历史上这样的战例却很多。如抗日战争中，我新四军某部四连奉命在淮阴北面的刘老庄阻击日军。在数千敌军的围攻下，全连浴血奋战一昼夜，毙敌170余人，最后弹尽粮绝，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再如，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描写了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松骨峰战斗。当时，为阻击美军撤退，完成合围任务，我志愿军某部也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正是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构成了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军队在这方面差得多，往往只是感到没有获胜可能了，便会缴枪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缅甸战场，开始阶段英军与日军势均力敌，基本上打成平手。正当日军精疲力竭，准备做困兽之斗时，突然传来英军主动投降的消息，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如果说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是军人的职业特点，古今中外的军队概莫能外，那么，作出巨大牺牲后不图回报，显然就不是所有军队都能做到了。而我军广大官兵由于接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如魏巍笔下在松骨峰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李玉安，其实并没有死。重伤痊愈后，他复员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一干就是几十年，始终过着贫穷的生活。可他却从没有对人讲起自己就是作家笔下的英雄，更没有为此向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直到30多年后，他的事迹才被老部队发现并宣扬。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李玉安一样无私无畏、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解放军才有了骄人的战绩和崇高的声望。
军人的牺牲岂止在战场。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有无数军人在为国尽忠，奉献牺牲。我军一些边防部队，常年驻守在高山海岛，条件艰苦，生活单调，面临着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些哨位严重缺氧，官兵们最大的愿望只是能吸足一口氧气。有的战士独自一个人看守靶岛，一待就是几年。可基层官兵的物质待遇，却一直低得可怜。社会上一些对我军情况不了解的人，常常很不理解：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么傻的兵！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其实，根本原因就在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建军宗旨。支撑基层官兵的正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奉献牺牲精神，所以他们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用官兵的话说，“如果不是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就是有一座金山放在那里，我也不会去拿！”
就像军队官兵始终面临“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样，企业同样存在着员工“为谁工作，为谁挣钱”的问题。当过领导的人都清楚，管理工作中最难的就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只要员工有了工作积极性，自己想把事情做好，管理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至于该干什么，怎么去干，会不会干等，相对来说要好解决得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调动员工积极性是管理的第一要务。
关于如何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西方管理学通常给出三种办法：一是物质刺激，二是情感笼络，三是兴趣诱导。其理论依据就是管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认为只要满足了这些需求，就可以激发人的行为动机。所以，管理者要想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必须针对不同层次的需求设计出一套激励系统。具体说就是，针对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实行物质刺激；针对被尊重、爱和归属的需求，实行情感笼络；针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实行兴趣诱导。应该说，马斯洛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根据这一理论设计的激励手段和方法用好了的确能收到效果。但必须指出，这些激励措施的效用是有限的，而且搞不好还会有负作用。
首先，分析物质刺激的效果。现在多数企业都将提高待遇作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这招比较好用，能立竿见影。因而许多企业家考虑调动员工积极性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管理学界对此也十分认同，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证。有学者甚至提出，在现实生活中能激励部属为老板卖命的唯有金钱，其他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谁信谁倒霉。
应该承认，现实生活中只认钱，只肯为钱而工作的大有人在。在中国目前社会条件下，物质刺激仍然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但必须看到，物质刺激的作用是逐渐弱化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物质刺激作为管理手段，其边际效用会递减。例如，当一个员工月收入只有1 000元时，给他发200元奖金，他会兴高采烈，干劲倍增。当员工月收入为10 000元时，给他发个2 000元红包，估计不会有太多兴奋。如果月收入达100 000元，该发多大的红包才能让员工振奋起来呢？恐怕不用心理学家研究，读者凭常识也能作出推断。所以，要想保持激励效果，就必须不断增加刺激强度。现实中一些管理者感到奖金没少发，可似乎不起作用，原因就在这里。可不断增加奖励，给多少才是头呢？企业又怎能承受得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强刺激需要严监督、强控制来平衡，如果将员工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金钱，很容易导致管理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像古代战争中，一些将帅为激励士卒，战后常用斩获敌人的首级来记功。这一招固然起作用，可一些官兵并未因此而勇敢起来，反倒靠杀老百姓来冒功。
现代管理中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如“安然事件”。本来公司董事会制定出重奖政策，是为了鼓励领导层努力工作，取得好的经营业绩。没想到一些高管感到靠正常努力，很难实现董事会规定的经营目标，可他们又不想失去重奖，于是便做假账，编造经营业绩，最终导致了公司的破产。再如中国足球，按说男足运动员的收入已经很高了，不仅大大超过其他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甚至不比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足球运动员低多少，可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假球”？原因就在于“卖球”要比进球容易得多。重赏之下真有勇夫——受金钱的诱惑，许多运动员不是勇于赢球，而是“勇于”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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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强刺激必须靠强控制来平衡，可如果监控措施过于严格，又容易影响基层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而这两点恰恰又是知识经济条件下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强刺激需要强控制，强控制又影响经营时效，这又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再进一步说，企业一味靠提高员工待遇来调动积极性有如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高待遇势必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而员工待遇往往是刚性的，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管什么理由，企业降低员工待遇都将导致士气萎靡，队伍瓦解。在行业景气、企业迅速发展时，高成本运营也许尚能维持，一旦遇上经济波动或发展受挫，企业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降低员工待遇，是等死；而降低员工待遇，则明显是找死。笔者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在企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再三强调“华为的冬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过高的薪酬不仅对企业是沉重的负担，对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发展也未必是好事。曾任华为公司副总裁的李玉琢就表示，很担心华为公司的年轻人一旦离职能否找到新的岗位，没有那么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否能适应，“因为他们不知道钱是怎么样来的，他们认为无论到哪里拿高薪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说“离开华为后，我几乎不敢用华为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用不起；当我到每个城市出差，见到的一些华为人都深陷享乐、悠闲（打高尔夫成风、成瘾）之中，我不禁深为华为的未来担心，我相信古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的深刻。”
正因如此，所以近年来国外管理学特别强调奖励政策的正确运用。美国社会是一个金钱社会，美国人也最讲实际。可恰恰美国的管理学界，近些年出现了正确评价金钱作用的呼声：“你不能用金钱收买你的孩子做作业，也不能用金钱贿赂你的夫人做家务，更不能用金钱激励你的员工为你工作。”
高工资、高待遇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有没有其他物质刺激手段呢？在实际情况中，管理者常出三招：一是职务晋升，二是员工持股，三是股票期权。应该承认，这三招用好了都会有些效果，可各自都有局限性。
职务晋升一般仅对少数优异员工起作用，因为一个员工的升迁往往意味着对一批员工关上了晋升的大门。所以，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特别强调在组织内部“不要过度强调升迁”。否则，多数员工早晚都会成为失败者。通常情况下，只有在组织迅速发展时，方可将职务晋升作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因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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