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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马上引发逆反心理。这种情绪可以理解。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会倒胃口，更何况还有人往里面加了有害物质，直接伤害了一批人。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教育工作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不讲物质，只讲精神，一下子跳到了只讲物质，不讲精神。除军队、院校及部分党政机关外，绝大多数单位都不再安排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已很少听到正面的道理，自然也就体会不出思想教育对自己有何帮助。
　　所谓现实原因，是指目前仍有相当多的单位，并没有彻底摆脱“文革”遗风，思想教育流于形式，说空话、假话、套话，不解决任何问题。讲的人不愿意讲，听的人更不愿意听，上上下下都在装样子，走过场，纯粹是做无用之功。而且在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基本沿用了过去的工作体制，系统庞大，效率不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直接影响到思想教育的声誉。有现成的不成功事例摆在那里，谁愿意谈思想教育呢？
　　笔者认为，目前思想教育工作确实存在不少毛病，有些毛病还相当严重。对那些劳民伤财，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所谓“思想教育”，人们反感是有道理的，不反感反倒不可思议。但必须说明，这并不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思想教育，也不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如果当年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的思想教育也像这个样子，根本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所谓社会原因，是指目前国内的市场经济尚不成熟，与市场经济相配套，保证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法制条件和舆论氛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而，社会风气不好，谁讲道德谁吃亏。人们普遍看重物质利益，并且急功近利。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提升和满足人的精神追求、讲究慢功夫的思想教育，一时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也不难理解。
　　至于个人原因，就比较复杂了。笔者认为，许多人对思想教育存有偏见，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目前国内MBA教育基本套用国外模式，相当一部分管理学者属于“海归派”。国外MBA常设课程有：企业战略、成功管理、人力资源、组织变革、组织行为、管理沟通、市场分析、市场营销、项目管理、全球经营、财务管理、兼并重组、电子商务、商法实务等。显然，按这一套模式学下来，很难找到思想教育的地位。
　　不重视思想教育，也与一些学者长期脱离实际有关。笔者本人便有这样一种感觉：与优秀的企业家谈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非常容易形成一致看法，因为他们都知道管理中最难同时也最重要的，就是管好人的思想。所以，不管他们如何表述，一般不会否定思想教育的价值。但与一些从未做过实际管理工作的学者探讨问题，常常需要多费很多口舌。
　　对于学者看法的偏颇，笔者非常理解。笔者本人曾经在机关、院校搞了多年政治工作研究，自认为对思想教育的价值有一定认识，可往往向别人介绍时，总感到不大自信，担心别人说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笔者近十几年在基层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科研、生产、行政、后勤以及质量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接触了，反而更加体会到思想教育的重要。例如，近两年笔者参与了所在单位的质量体系建设。按说，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业务工作。开始阶段他也曾一心抓业务，忙于制定质量标准，提出贯彻要求，可后来发现，要想顺利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制定标准并不是主要的，关键还在增强全体成员的质量意识，改变他们的工作习惯。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做的还是思想教育工作。
　　由此联想到，思想教育的价值不是书斋中可以讨论清楚的。只有具体从事管理工作，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离开了思想教育，管理工作将寸步难行。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但离开了思想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的。有人曾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国有企业中，一些党组织中的同志抱怨人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一些从事行政和业务的同志，不同程度地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过时了，一些从国有企业中走出的人们，甚至为自己摆脱政治思想工作的控制而感到欣喜和自由。他们在一个不讲政治、不讲思想的组织中工作着，为单纯地使用物质刺激手段而感到畅快淋漓。但是，他们渐渐地发现，工作中的人们对于金钱、物质的要求，是远远满足不了的，他们开始认识到人们的思想有问题，于是也开始在大会、小会上讲以思想教育为主题的内容。他们甚至也要求部下要有理想、有信念，要有集体荣誉感和负责任的精神，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要有长远的眼光。同时还谈到，只有服务于别人自己才能有发展，企业必须服务于顾客，企业才能有发展。等闲下来时，许多人会在无人时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我怎么也做起思想工作来了？一些企业家认识到物质刺激不是唯一有效的管理手段，他们不再谈政治思想工作，开始谈企业文化。他们在许多时候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感觉，政治思想工作似乎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只要你追求发展，它就伴随着你，并不在乎你把这项职责或者工作内容叫做什么。”
　　以上介绍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如比较偏重于实际经验的概括，缺乏对思想教育内在机制的深入探讨，因而显得系统化、理论化不足。这一点毛泽东当年已有意识。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数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为此，他曾计划就军队政治工作专门写点东西。可囿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历史条件，毛泽东未能如愿。后人学习、借鉴毛泽东思想建设理论时，又常常满足于“照着说”，没有“接着说”，特别是在深入研究揭示思想教育规律上做得不够。因而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一些曾经十分有效的教育方法便无法继续使用了，如忆苦思甜等。这也是影响人们认识毛泽东思想教育理论价值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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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防止出现叛军、叛将
——毛泽东军队组织建设思想
　　
　　活力与控制是组织建构时必须考虑的一对基本矛盾。组织发展壮大后，不分权不行，分权后控制不住更不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才能在二者之间取一平衡，这是组织问题的要害。
　　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毛泽东没有使用现代管理学关于直线型、职能型、矩阵型、网络型的思考模式，领导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复式管理结构，即在正式组织机构上附加了一层信仰组织。这是毛泽东组织理论最大的特点，是以往管理理论未曾注意并加以研究的地方。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坚持一项根本原则，落实三项制度，发挥三个作用，来解决组织设置中活力与控制这一基本矛盾。笔者有一个同学，多年前下海经商，一段时间里生意做得还不错，后来听说遇到了些挫折。一次同学聚会，大家闲聊，问他下海后感到最难办的是什么。大家原以为会听到一些生意经，不料他的回答很简单：最难的是缺少好帮手，也就是人才。虽说现在从社会上找人容易，可往往能干的人都靠不住，而老实可靠的又大多不能干。
　　同学的回答虽然简短，可笔者却记住了。因为，岂止是经商，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是人才难得啊！但凡当领导的，谁不希望手下的人既聪明能干，又忠实可靠。现实生活中，聪明人倒很多，用好了也能帮忙做点事。可人一聪明，想法就多，一旦做出成绩来，心眼马上就活了，往往以此抬高身价，要求晋职加薪提高待遇。如未能如其所愿，轻则心怀不满，从此消极起来；重则不辞而别，另谋高就；个别人甚至将公司的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和客户关系带走，另立“山头”，成为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当然，还有更恶劣的，就是利用公司资源偷偷做自己的事，成为内部“蛀虫”。笔者虽然没有经商的经历，可这一类事情，近些年耳闻不断，听到的实在够多了。
　　笔者认为，能干的人不可靠，可靠的人不能干，表面上看是人的事情，而实质是如何巩固和发展组织的问题。当企业扩展到一定规模，这个问题自然会突出。因为，企业发展了，人手增加了；要想实现“1＋1>；2”的效果，就必须组建相应的机构，实行层次领导和科学分工。关于如何组织和分工，现代管理学从组织设计、结构类型、管理幅度、职权划分等多个角度进行过研究，提出了各种理论。应该说，有些研究确有价值，所揭示的规律对管理者考虑组织建设有一定帮助。但也有部分研究成果过细、过碎，没有点出组织问题的要害和实质，让人阅后不得要领。笔者认为，组织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是：当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管理者必须分权，只有分权才能充分调动助手及部属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可分权势必产生误用、滥用权力的风险，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有可能给企业带来无穷隐患。轻则造成组织内部号令不统一，各行其是，一些人以权谋私，拉帮结派，重则直接导致企业的解体。组织发展中的“天花板现象”、“瓶颈现象”等，均由此产生。可见，活力与控制是组织建构时管理者必须考虑的一对基本矛盾。现代管理学研究组织问题，提出种种理论，设计种种方案，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些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商业竞争跃上了新的技术平台。反映到组织建构方面，即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调控方式上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管理者进一步下放权力已成为大势所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适应“快鱼吃慢鱼”的生存环境。权力下放后，反过来对组织的凝聚力、控制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什么现代管理学特别关注组织建设，如《基业长青》一书所说，高明的管理者越来越重视“造钟”，道理就在这里。
　　商战中的上述情况，似乎很像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路枭雄野心勃勃，都想争霸天下，相互间挖墙脚，争地盘，打打杀杀，攻城略地。他们时而结盟，称兄道弟，时而火并，刀兵相见，明争暗夺，纵横捭阖，没有原则，没有情义，也丝毫不讲信誉，唯一真实的就是各自的利益。整个社会像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大小小的野兽到处横行。
　　有历史学家提出，这一乱象起源于曾国藩办团练。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军队都属于国家，吃的是皇粮，将领由朝廷委派，听命于中央，即“兵为国有”。而曾国藩通过办团练组建起来的湘军，却是自行招募，自筹粮饷，自主管理，将士只听命于曾氏集团，即“兵为将有”。受湘军影响，后来的带兵者都学会了抓军权，打个人旗号，培植个人势力，由此演变为大大小小的军阀。这一说法有些道理。不过再往前看，每逢乱世，中央政权的权威下降时，军事将领都会打出自己的旗号，包括“岳家军”、“戚家军”等，并由此生发种种变乱。为有效控制军队，防止出现“兵为将有”现象，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想尽了办法，包括向各路军队派出监军。所谓监军，说白了就是监控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这一做法明显不符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常理，但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见，组织发展壮大后的分权与控制是管理学始终面对的难题。不分权不行，分权后控制不住更不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才能在二者之间取一平衡，这是组织问题的要害。
　　曾几何时，在同一社会土壤上，出现了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在建军宗旨的指引下，它异常团结，异常巩固，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叛逃现象，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打不垮，拖不烂，最终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用说，大家都清楚，它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毛泽东是怎样成功地解决了令所有实力派大伤脑筋的组织巩固问题？研究毛泽东的经验可以给企业管理者哪些有益的启示？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诀窍除前面讲的加强思想建设，用宗旨凝聚军心外，再就是独具特色的组织建设。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毛泽东没有使用现代管理学关于直线型、职能型、矩阵型、网络型的思考模式，而是从上到下，设置了两套管理系统：一套是行政指挥系统，这方面与其他组织没有明显区别；另一套是党的工作系统，即从中央军委到大军区、军、师、团以上单位各级党委，再到营一级的基层党委、连队党支部，最后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形象地说，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复式管理结构，即在正式组织机构上附加了一层信仰组织。这是毛泽东组织理论最大的特点，是以往管理理论未曾注意并加以研究的地方。毛泽东管理军队的秘密，就在这两套系统及其职能、作用的发挥上。具体说，就是通过坚持一项根本原则，落实三项制度，发挥三个作用，来解决组织设置中活力与控制这一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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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1）
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这一举措彻底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红军时代的龚楚、孔荷宠，到抗战时期的张国焘、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离队、叛逃的情况屡有发生。可他们至多只能带走身边的少数亲信，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部队。这都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了作用。
　　所谓一项根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汲取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教训，自创建军队之日起，就将我军的性质确定为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党与军队的关系。无论是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都是根据党的指示发动、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领导的。起义后，很快就在军队内部建立起党的组织，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强调部队行动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需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特别是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上层有党的前敌委员会，中间有团、营党委，基层有连队党支部，班有党员，排有小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领导体系，从组织上解决了党如何管理部队，如何直接影响士兵群众等重大问题，确保了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
　　关于“支部建在连上”，有必要多说几句。军史上特别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改编”所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对我军的成长发展有重大意义。为什么这么讲？这要从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说起。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开始注意对国民革命军的影响和领导，着手在北伐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北伐战争中最有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就是一支由党团骨干组成、由我党直接组建和指挥的部队。可当时党的领导人还不清楚该如何领导军队，只是在团一级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南昌起义虽然公开打出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却由我党直接领导，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倾向革命、反对蒋介石屠杀工农政策的叶挺、贺龙所部。南昌起义成功后部队士气很高，也曾对部队领导体制进行过一些调整，如在军、师两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团一级普遍成立党支部，并指派了党代表等。可由于基层单位没有相应的党组织，党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打胜仗时可能看不出来，一旦部队分散行动或遭受挫折，问题马上就会暴露。如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10师，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在师长蔡廷锴的率领下脱离了起义队伍。
　　据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回忆，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后，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所部尚有2　500人。由于作战失利，生活艰苦，官兵思想十分混乱。部队转移途中，每天都有逃亡现象，包括一些师长、团长甚至党代表，也先后不辞而别。朱德等领导人十分着急，天天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