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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在你手中，你并不能证实在北京某处买到的，事实上北京没零售这份报。因此，可以起诉，但应到报社所在城市起诉，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眼看这一立案的构想不可能实施，我也不知怎么办好。一天中午，王富打来电话：“我想了一个办法，到您家在电脑中下载这份报纸。”但我当天暂时不能回去，他问您家有谁在，我说可能儿子在家，他正复习功课准备赴英读研。他说：“那您放心吧，我带人到您家取证。”
　　王富请了北京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到我家，由赵方接待，通过我家电脑上网登录到南京某报网页，搜索到Z某的《买鞋才能获签名　赵忠祥泉城卖书遭冷遇》一文，公证员从我家电脑上下载了这份证据，并进行了公证，说明我在家中就看到了Z某的不实报道名誉受到损害。拿到公证书后，王富去海淀法院递交了诉状，七天之后，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一时间，媒体噪声顿息，我耳根清静不少，而山东案子也不再催促开庭了，暂无进一步审理的信息。
　　从电脑上取证，并被法院认可，据我个人所知，在司法中是王富首试成功。
　　果然，两个案子并没有被合并，山东案子虽在先而立，但海淀案子却是这个事件的先导，Z某不歪曲报道何以引起赵忠祥的气愤之情。于是海淀的判案成了两个案子的关键。
　　

2000年的“卖鞋风波”引出三问
2000年的“卖鞋风波”引出三问
　　这三问从2000年的“卖鞋风波”的虚假报道中就生于心头，但并没机会一吐为快，这层窗户纸一直没捅破，今次在此敬请当时报道“卖鞋”事件的京鲁两地诸君思考。
　　一、赵某人的一本《岁月情缘》定价22元，以当时图书市场上的价位来评估，这是较低的价钱，而一双皮鞋就是在2000年的大商店柜台上也远高于我拙作的价钱几倍或十几倍。何况赵某人的书就在这个商场的书档和毗邻商场的新华书店销售。编文的诸位，你自己会为了得一本《岁月情缘》先去买一双贵得多的鞋吗？因此，买一双鞋才能得到赵忠祥的一本书，或为了得到一本满大街都有的书非要先去买双鞋不可，是智者难于想象的事情。
　　二、我的书不是困难时期的购物券，商店的鞋也不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货物。“只有先买一双鞋才能得到一本书”是商家答谢的行为。现场没人去柜台白要书，喜欢这本书，花不多的钱去买一本，不喜欢的送人家也不要。无论您是买鞋后获送的书，还是仅花二十余元买的书我那天在现场一律都签名，这有什么分别呢？再者，如果我的书能造成商品大量促销拉动内需，我就愿意一直签下去。
　　三、我断定山东Z某的文章纯属想象，他绝没到过现场。
　　这是我当时签书的照片，我身后的人是商店人员，左边的女孩子叫笪笑，是这次签书事宜的组织者。
　　当时现场秩序井然，人虽不少，但绝不喧闹，我仍一如既往地申辩，没有任何人像Z某文中写的那样高喊：“赵老师，您是售书，还是卖鞋？”因为那一天我既不卖书，更不卖鞋，只给喜爱我的读者签名。我所有签名活动都没拿过一分钱出场费。
　　想买书的人尽可以十分方便的唾手可得，愿意买鞋的人，商家送一本书表示感谢，没什么不妥，又有什么理由喧哗呢，惟一可以想到的是Z某其实不在现场，许多情节是他凭想象编造的，这是我今天的文字，支持我的判断的是昔日法院审理后的判词揭开Z某编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卖文，你卖文吃饭，但别伤害无辜之人，否则你吃饭香吗？这已是出于某种心思，对我进行诋毁，已经给我造成了舆论上的伤害，Z某不但不加收敛与检讨，又抢先告状，居然把一个与他素昧平生，他已伤害过的人又拽上法庭，又以这个案子为平台，他和他的律师及其他人，在媒体上鼓噪，重复编织假象，并一味地进而羞辱一个从未伤害过他的和他素不相识的人。
　　我告他并非出于一还一报之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审我胜诉了，用北京晨报在头版上的一条消息的标题来做这三问的小结。
　　“赵忠祥一审赢了官司。”
　　晨报讯“近日，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赵忠祥与《华商时报》记者Z某、新华日报社名誉权诉讼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终结。被告Z某因撰写的新闻报道严重失实、新华日报社因在其子报《××晚报》上登发失实文章，被判决侵害赵忠祥名誉权违法行为成立，分别赔偿赵忠祥精神损失费2000元和1000元，并要在报刊上共同向赵忠祥致歉。”
　　Z某和F律师在海淀法院当场表示，他们要上诉。接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也裁定驳回了Z某的诉讼请求。
　　

江湖风波险　人际怪事多（1）
正当等待二审为暂时的法律“休战”而精神稍获松缓之际，忽然一个电话传来，一个女声：“我是××记者，Z某自杀了。”犹如一声霹雳炸响在我耳边。读者诸君，但愿您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局面。
　　我忙问：“我对他的轻生感到震惊和难过。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处理后事？”这位女记者说：“他没死，送往医院后已没危险了。”我心想有你这么通报的吗？忽然有一种被对方联手愚弄的感觉。于是，我决定情况不明之际再遇媒体采访此事，一概不予回应。
　　是Z某自己在报端发表虚假报道，损害我的名声，而这点法院已一审认定。当我向外界说明原委，以正视听时，他竟然反说我损害了他的名誉，把我告上法院，我只能应诉，听从法律裁判，并得到法律还以公道的一审裁判，不支持Z某的主张。咦！他忽出奇想，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令我又一次心绪难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别都让我一人遇到呀！
　　这场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源于报端，炒于报端，又给报端平添情节，让某些撰稿人“兴奋”不已，一些混迹于新闻圈周边的人，他们惟恐天下无事，事越离谱越热闹，他们就越高兴，不管是骂是捧，他们并没一定的主张，他们也不对报道的后果负责。当然他们也怕一种人，他们对真正横的人是不敢惹的，而他们围攻的大多是对他们无可奈何的“名人”。若不是名人，比如面对捡垃圾的老人你就是给他们磕头，他们也不会“报道”　什么花边新闻。
　　现在，Z某和被Z某“追打”的赵某人，借“自杀”一事，又上报端：“据传张记者突然自杀，闻讯赵主持深表震惊。”报载：
　　上月底，CCTV主持人赵忠祥、广东《××时报》驻站记者Z某互诉对方名誉侵权案尘埃落定，宣判结果是“赵大叔赢了”。本来，事情该告一段落，大家该干嘛还干嘛去。记者也只是想采访一下替赵大叔打赢官司的那两位律师，可不曾想，就在记者准备搁笔之际，忽然又发生“Z某自杀”一事。这一来，原本渐渐就要结束的文章忽然间又要重新开头。
　　前几天打电话问赵忠祥，这辈子第一次打官司，而且一打就是两个，打完以后有什么感想？没想到赵大叔叹了一口气说：“尽管赢了，今后还是轻易不要打嘴上的官司。凡是涉及到自己的事儿，能不表态就不表态。”看来，经历此事，赵大叔的法律意识，绝对是大大增强。
　　王富解读稀罕事
　　就在记者此文即将写就之际，忽然在网上看到“Z某自杀未遂”的消息，大惊之余，找到王富律师。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他首先感到很不理解，当初，诉讼是　Z某挑起的，他对两案一审判决和裁定不服，已经提起上诉，如果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目前应该满怀信心地为二审做准备；其次，Z某采取这种方式，于事情是无补的，法院不会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影响裁判，法律是基于证据、事实裁判，因为法律是公正的。

江湖风波险　人际怪事多（2）
另外，王富还说，8月10日下午，有一位自称是Z某朋友的人打电话给赵忠祥，说了Z某自杀一事。那个人说，Z某律师到Z某家里，发现他已昏迷，立即送往医院，经查，是服了安眠药。没多久，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也打电话给赵忠祥，所说内容基本相同。王富说，我不明白，告诉赵忠祥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但我的一个山东的好朋友，也到那家医院去核实了一下。一名护士告诉他，Z某当时是自己去医院的，没有昏迷，他对医生说，我吃了安眠药了。医生说，那就快洗胃吧。Z某说，不用。王富认为，Z某“自杀”一事，不管是真是假，与法院最后的裁判关系不大。
　　赵忠祥：见怪不怪，其怪必败
　　突然间“Z某自杀”成了网上炒作的热点。上周末，网上又发出赵忠祥就此事的5点声明，为了慎重起见，记者打电话到赵忠祥家。赵大叔说，我没有专门发表过什么声明，所谓5点声明是记者从我的谈话中整理出来的，总体意思基本没有什么歪曲，大体就像说的那样。但其中添加了该记者自己的一些主观想法，当然，这些想法也许是记者出于好意，可后果却有可能是消极的。
　　赵说，首先，Z某突然自杀，我感到非常震惊。作为新闻同行，我对他表示真诚的慰问，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这场官司本是一场他挑起的民事纠纷，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据称，Z某不堪压力自杀，这压力是个别新闻媒体恶意炒作的结果（但Z　某是第一棒炒作人）。本来，济南签售并未引起什么风波，但“卖鞋搭书”的消息刊登后，全国许多报刊爆炒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的媒体大肆渲染、恶意炒作，假如记者们一开始就调查说明真相并帮助我们双方调解，而不是只图热闹，就不会发生今天的“Z某自杀事件”。
　　赵大叔还说，我希望Z某早日养好身体，为二审作好准备，只要他行的正，又有证据，法律会公正裁判的。因为现在这件事已进入法律程序，我们双方事情的最终解决，应当尊重法律的裁判。
　　巩沙：自经沧海难为水
　　14日，记者打电话到赵忠祥济南一案的律师巩沙的办公室，希望听听他对“Z某自杀”这一新情况的看法。巩沙说，这个消息是他的朋友从网上看到，然后下载给他看的。他说，首先，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确实，因为他也听说了“Z某自杀”的另一个版本——巩沙强调是“据不可靠消息”：Z某在神智清楚的情况下来到医院，说吃了安眠药，医生叫他洗胃，他不洗，说喝酒吐出来了，等等。
　　巩沙说，不管怎么说，Z某自杀这种情况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在第一个案子中，Z某是原告，对胜败应当有思想准备，采取这种消极的办法是不好的，相信法律，就应该等待二审。另外，Z某这件事情有待核实，他是真的受不了压力自杀未遂，还是受人唆使，刻意造成“损害后果”，给二审施加压力呢？二审的时候，Z某的律师一定会强调一审造成的所谓“损害后果”。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二审法庭对事实和证据的判断。
　　我的律师应记者之约在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Z某的律师也发表了谈话，当F律师回忆起那一幕时，仍然心有余悸，他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的全身都在发抖……”但F律师表示：一方面作为Z某的朋友，他认为Z某的这种做法不值，生命是多么可贵啊！为了这两个官司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太不值得了，虽然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但应该坚强面对！另一方面作为Z某的代理律师，他认为，目前，整个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一审败诉并不等于彻底失败，坚持把官司打到底很重要。“那么如果终审也败诉，怎么办？”F律师对此问题并没有回避。他说：“就算终审败诉了，如果Z某同意还可以申请再审程序，检察机关还可以抗诉。总之，应该相信法律是公正的，Z某这种极端悲观的做法不会对案件的进展有任何帮助。”
　　红尘滚滚，人心各异。双方律师各执一词，读者诸君圣明，会有评判。
　　俗话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律师当然向着委托人。但像F这样，眼看要出人命了，还继续添油加醋，还希望当事人不死无休的打这场无头官司，恕我多言，他这个律师越位了。
　　当年《××晚报》用半版篇幅围绕山东Z某“自杀事件”发表采访报道，21世纪的这小小一个“闹”剧，展示了那时的一幕民间风情，可供后世作为谈资。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又）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当这场法律纠纷，正节外生枝，“Z某自杀”新闻又掀波澜之际，报端又浮出一幕情节。
　　在北京据说有几个自称文化界人士，就在Z某“自杀”扑朔迷离之际，搞了一次串连，联名给Z某写了一封“声援”公开信发表于报端，对Z某的“见义勇为　”（注意，此时一审已有判决）表示坚决的支持。我对这几个人大多不甚了解，有的没听过他的名字，登他们公开信的报纸称他们为十位文化人，但我相信他们如果真是文化人的话大多应经历过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或也曾受过不应有的错误对待。但他们几位仁兄却玩起了“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套路，搞起类似*串连，写个类似贴上墙的大字报式的“声援”构成对法律的施压，不知怎么就让他们如此这般发表在报纸上，颇觉时代的“幽默”。
　　但他们不早不晚在一审后凑这个热闹，一嫌太晚，二觉无聊，三显然不懂法律。什么文人？任何人都不应在法律进行时进行超理性的干扰，不管是老文人还是新文人，文人识文断字就要明是非，讲道理，上有领导，下有百姓，又有执法机关。这些人不论有什么“高见”都有经正常途径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登报发表的声明同时也有缺失仁心的一面，Z某真要轻生，这十文人断不该在一旁打气儿鼓动“劝”他再战到底。他们不懂审时度势，这当口看似热闹看似高潮，但事情闹到这一步，已经就要谢幕了，这时加入战团为时太晚。
　　

请君试问东流水　诚意与之谁短长
请君试问东流水　诚意与之谁短长
　　就在这几个文人凑热闹之际已有两位新闻界的人士挺身而出了。他们不想凑热闹。他们不管别人如何起哄、鼓噪、添乱，而以息事宁人的善良愿望，力劝当事人双方，放下嫌隙，以和为贵。他们不在报端上“显山露水”争出风头，而是避开记者，频频与双方沟通。仁者之心，感人至深。
　　这二位就是山东济宁电视台的周长行和Z某的同事张润刚。他们二人偶然相识，巧的是各与一方当事人都有交往，于是二人表示了一致的平息化解这场矛盾的愿望。展开了频繁的甚至不屈不挠的调解工作。我终于被这二位的好心感动了。
　　在他们二人撮和下，赵与Z某冲突终于化解。也很及时地化解了几位老“文人”挑唆“再战”的做法，因为他们几个人，没有一个在发表的宣言中，说过一句劝和之语，而他们十人任何一位可能都比周、张二位更具社会影响力，我为这几位扼腕叹息。
　　正必胜邪，一些奇思怪想，忽地被和煦的真情化解于无形。
　　那十位文人联合给Z某的公开信不知所云，却大论“是非曲直”。古谚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在这场本来没有生死存亡，大是大非的小小风波中，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那场风波中，一些人扮演的却是幸灾乐祸的角色。而周、张二位以和为贵，力劝和解。事隔多年，如果诸君，当事人和旁观者平心而论；各安的什么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周长行和张润刚的撮和下，我和Z某发表了和解联合声明，让好人高兴；也会让几个居心叵测者觉得很无趣。
　　历史把这一小幕活剧；撂在隐约之处；我之所以旧事重提绝无掀起旧时疮疤之意；无可回避的是岁月；过去的一切绝不是任何人如今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我绝不认为自己能改变那充满欢乐但也小有阴翳的往昔真相。诸君也切莫以为除了打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之外；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官司铺开就是这么点事；而且我有代理律师，无非举证、讲理，我自己从未出庭。
　　诉讼期间，我没有一天停止正常的学习、练字、学画、背诗文，而主持和播音更没有一个环节会因我的私人官司受到影响。有巩沙、王富等律师代我对簿公堂，因此，官司只是我那时一个十分微小的芥豆之事，甚至我似乎处在无是无非的境况之中。我以为，尽管有许多值得回味和借鉴的失误，但我一路走过来了，而且一切尚好。当然我也希望，遇到烦事的任何人都以我为鉴。
　　

疑义谁与析
疑义谁与析
　　我的律师杨晓虹曾告诉我，她在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公事接触时，对方对她说：“这个案子的结果，赵将可能赔付对方人民币五万元以内。”
　　我立即产生了这样两个疑问：
　　首先，无论如何，不应在案子未审结之前得出最终的结果，是非尚未断明，就把判决定好。这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