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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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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武工队要完成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格子网里“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的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抽调军政大学第六分校的干部学员作为各个分区武装工作队的主体，再吸收各个分区部队中的优秀战士、班排长参加。
在配合夏季反“扫荡”中，乘敌军侵入太行山腹地后方空虚之机，这些武工队纷纷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展开抗日政权恢复活动，镇压恶贯满盈、证据确凿的汉奸特务，使相当一批地区恢复了抗日政权，严重地打击了敌伪的凶焰，打开了一些地区退缩、麻木的局面。
陆定一（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到路线问题时说：“像武工队就是一个创造，这是好的，有功绩的。”
刘伯承不仅为武工队制定战略方针，还亲自向武工队的干部讲授战斗战术技巧。
他明确指出“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的需要与否而决定之，不能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在敌占区要“从保护壮丁、粮食，反特务，保卫群众，团结中国人做起，一直到繁殖游击战争。”
“游和击需要巧妙配合，游中有击，避免穷追，击中有游，避免被消灭；游要隐蔽，击要突然，游来游去，击来击去。”
不寻常的一年（4）
要懂得“不善于使用武器，就什么都没有办法。
军人不会使用武器，就等于剃头匠不会使用剃头刀。”
在组织武工队这个问题上，不难看到刘伯承不但善于在关键时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并且善于组织力量实现方针，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善于提出如何实现方针的主要方法（战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小道理自然要服从大道理，但大道理要充实，不然，也会是空道理。”
战略家预见1942年8月，刘伯承集中精力完成了《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
这是一篇12万字的重要文章，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同他为抗战两周年写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样，都是刘伯承军事学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正如戎伍胜（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所说：“他写出的东西非常精深，有人说他今年（1942年）写的《五月反‘扫荡’总结》是太行山的《论持久战》，实非过誉。”
苦战出佳作，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同年9月，刘伯承在太行军分区参谋长会议上作了夏季反“扫荡”总结中的敌情估计、我军对策以及八项具体工作的报告。
报告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如：“游与击必须有机地巧为配合。”
“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不但是军队，而且特别要有群众武装斗争。”
“我们军队不但要帮助地方工作，而且要帮助地方党军事化。
同样，地方党也要教军队做地方工作，发扬我军传统。”
提高干部素质，从来就是刘伯承十分关注、并为之尽力的一个基本问题。
1942年8月，为了使干部注意“世界军事的进度与趋势”，刘伯承在完成了苏联斯米尔洛夫的《合同战术》中译本的“校正任务”之后，又写出了一版序言。
他仍然同30年代初一样，在每一篇序跋中都要求读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地消化外国经验。
刘伯承希望干部能从《合同战术》（第一部）中“窥见人民红军的战术全部的精神与实质”，同时要求注意“我们处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同，而且干部也多半不是从学校转到实际中去，相反的，是在实际斗争中的在职学习。
因此之故，我们只有更艰苦些，更紧张些，才能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4年之后，学习合同战术的现实意义大为增强，刘伯承“于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了这本《合同战术》（包括新译的第二部）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
刘伯承的一片苦心，目的是使干部以“知己知彼”为出发点，要懂得“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化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
解放战争，刘邓大军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绩，为刘伯承在最艰苦的1942年游击战争环境里，从事校译《合同战术》作了最好的诠释，体现了他的战略家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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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1）
刘伯承在语言艺术上的运用，有很高的成就，尽管他是军事指挥员，可是各界人士对他形象化语言的深刻涵义印象至深。
抗大政治理论教员、文学家徐懋庸的感受很有代表性，他回忆当年太行抗战的情景时，写道：“我对刘伯承同志的敬爱，是由于多次听过他关于反“扫荡”战役的总结，内容丰富，军事理论联系战斗实际十分自然，语言又非常生动幽默，无论知识分子干部或工农干部，都听得津津有味，很受启发。”
为了帮助干部理解战术原则和掌握使用兵器，刘伯承经常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见解。
刘伯承在1939年7月写道：“游击战，与运动战在战术上连贯的一环，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动。
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着的。
正如俗话所说的：‘不管黄猫黑猫，咬到老鼠才算好猫’”。
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刘伯承在《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又说：“炮兵不要为工事所限制。
‘黄猫黑猫捕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敌情允许时可尽量接近。
在苏联的炮兵中有这种抵近射击的说法。”
这种形象化的语言，对于大多数出身于农民的军队干部，尤其深受欢迎，因为容易消化。
1940年5月，在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中，刘伯承说：“敌军现在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的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缠起来。
作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这个“囚笼政策”专用术语产生后，不久就为全军采用。
与此相应的“交通破袭战”也被列为我军的主要战术。
1942年，日本侵略军残暴疯狂达到了极点。
刘伯承在总结《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中指出：日本侵略军“扫荡”的目标是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
抗战区不能像敌占区听日寇自由地掠夺、奴役，故日寇曾在抗战区采取“三光”政策。
这个概括，不但激起当时的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残酷本性的愤恨，而且现代的历史学家也采用“三光政策”这一专用名词。
如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光》和《中国革命思想》等书中，记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
1947年夏季，蒋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陕北、山东两翼，对我进行重点进攻。
刘伯承仅用三言两语指出：“蒋介石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
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
这里不但点破了敌方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使我军指战员懂得自己担负中央突破的战略意义，动员起来为打断这个哑铃“把”而奋战。
善于袭击敌人而又能有效地防止被敌人所袭击，是刘伯承战术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
袭击和反袭击，在他的军事论著中都有切实的阐述。
在为晋冀鲁豫军区《人民的军队》报写的发刊词中，他明确地提出：要防止“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种手段（不止是单一的武装袭击）阴谋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括弧里的十个字，是报纸即将发排时，根据刘伯承的意思临时加进去的。
1941年1月27日上午，他向一二九师直属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指示时，在讲解提高警惕性时，刘伯承说：“刚才天亮前，有个部队受袭击，死了干部，可惜！受袭击可耻！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后面这句土话，经他一运用，就成为提高警惕防止袭击的警句了。
刘伯承为了教育干部懂得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的道理，在蒋介石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前一天（1946年6月25日），刘伯承在邯郸下达的战术指标中写道：“要以我们的重点对付敌人的弱点。
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2）
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
马的战术比牛的战术高明。
狼的战术又比马的战术高明。”
正式的军事指导文件，写得如此生动活泼，没有一句官话套话，实属罕见。
将近两年后，1948年4月17日，在中原，刘伯承对干部讲解了：“狼的战术——成都有一个坡路，狼就在坡路上静坐等着，一个推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推车人放也放不下，走也走不掉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
刘伯承的结语是：“狼的战术是高明的。
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
他常常要求指挥员注意：“如果？##本酰档赜泊酉旅娑放＃卦馕薮鄣南摹薄？/p》他总结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之所以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是“因为我们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是把敌人打退而已。”
刘伯承特别讲究教学的方法和效果。
他要求学习者从最扼要的语句中得到切切实实的知识，这在他的论著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刘伯承认为指挥员下决心的依据，也就是基础，必须依靠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
为了使干部便于熟记这个致胜要素，他利用旧辞汇发展为“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的新成语，很快为部队上上下下所接受。
本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却演变成为作战指挥守则的五行，真是神来之笔！利用民间成语来加强干部的思想认识，这是刘伯承有特色也有成效的一个教学方法。
在《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刘伯承写着：“侦察是战役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没有侦察或侦察不详，就好像狗戴砂锅乱碰一阵。”
抗战时期，刘伯承师长还兼太行军区司令员，他不仅关于军区的建设方针和作战指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而且在训练民兵方面也有独到的方法和成就。
要使农民（民兵）真正懂得高级指挥员的指示，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可是大军事家刘伯承却有这种本领。
1942年10月10日，《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教民兵怎样打仗时说：“我们要发扬各种武器，利用敌人的一切漏洞和机会消灭它，逐渐强化我们的武器。
但是无论新旧武器，有了以后还要熟练才行。
将技术练成如用筷子吃饭的样子。
咱们用筷子吃饭是‘百发百中’的，要吃哪一块就夹哪一块。
大家不要以为懂了以后就算可以啦，还要时时练习，只有时常练习，才能熟练，只有熟练方能生巧。
筷子是‘百发百中’的，我们用枪也要‘百发百中’”。
战术和技术的关系问题，要用最简要的语言解释清楚，并且要达到准确程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但刘伯承硬是用不多的话，就阐明了两者的关系：“战术是建筑在善于使用武器之上，不善于使用武器，就等于剃头匠不会使用剃头刀。”
刘伯承的这个比喻，具有更深的涵义，他认为：要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清除武盲是一项重要任务。
文盲，谁都知道是指不识字的人，犹如瞪眼瞎。
为了便于了解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的重要性，刘伯承巧妙地创造了“武盲”这一专门名词。
当然，他的用意是唤起学军事、学技术的积极性，以应付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使命。
作为军事家，刘伯承有着经济学家的精敏。
他常计算击毙一个敌人需用多少子弹，经常向干部揭示我军射击技术尚存在的弱点，并设法通过针对性的训练学习加以提高。
1942年夏季反‘扫荡’作战中，有三个县的民兵是37发子弹或3个半手榴弹才打中一个敌人；有一次战斗中，100发子弹才打中一个敌人；还有一个基干部队是13发子弹打中一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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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3）
针对这个现状刘伯承指出：我们的射击还不高明。
为了提高学习技术的热情，他借用敌军的资料以扩展消除武盲的成果。
刘伯承说：“我在这次反‘扫荡’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论文，其中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
’我们从精兵意义来看，应该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
经过刘伯承一加工，日本人的话，就成了我们的东西。
这又把诸葛亮的“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
的思想加以发挥。
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化语言，不仅使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战士乐于接受，即使知识分子干部也是难以忘怀的。
一二九师司令部有一位科长，原留学日本，他根据自己在刘伯承身边工作的亲身体会写道：刘伯承师长“常常教导我们以‘狗啃骨头死不放手’的精神向工作钻研，他尤常高呼‘防机关主义作怪’，以警惕自己，警惕全体人员。
1941年初，他向我们提出了四句格言：‘具体的计划，科学的分工，定期的检查，适时的总结’作为我们的武器。”
老记者冯诗云经常提起刘伯承对他和林火（太行名记者）在1941年讲过：“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结合。
双方取长补短则大有作为；如相反，那就要‘糟煮豆豉——桑（伤谐音）泡味’。”
这句四川开县的歇后语的意思只有四川人才能懂得。
通常的情况下，刘伯承是不怎么用地方性太强的语言，他很注意对方的理解能力。
由于听到冯诗云操一口川东话，所以他才说了这么一句地地道道的家乡话。
据一位开县人的解释：“泡，是生长田边地角的一种荆棘上结的小果，酸甜可口，开县称桑葚泡。
桑葚甜，入药补虚。
糟用糯米酿成，味香甜酸；豆豉用黄豆酿成，味咸酥松。
两者都是可口佳品，如混煮则味怪不可入口。”
因此，刘伯承通过这一句家乡话，表达了两种类型干部必须亲密团结的观点使听者得以长久难忘，事隔半个世纪，冯诗云还能记忆犹新。
以严谨、心细似发著称的刘伯承，对于那种浮夸、粗枝大叶的作风十分恼火，为了纠正这种不良习气，有时他还加以辛辣的批评或幽默的讽刺。
在敌后抗战的太行山上，刘伯承向干部做报告时讲到：“我看到一份情报，写着敌人集结数千余人，似欲侵犯我军模样。
这种情报毫无用处，空话！究竟敌伪军各有多少？日军是什么番号？伪军是‘皇协军’还是匪顽？是从太原、石家庄来的，还是从济南来的？都不清楚。
敌军的师团各有特点。
有的擅长山地战；有的擅长平原作战；司令官的经历、战术思想和性格也有差异。
笼里笼统说‘敌人集结数千余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壳！所以我要他们重新查明情况。”
山西有种圆毡帽，正反面不分，前后也不分。
刘伯承把那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报告，比喻‘山西毡帽’。
他说：“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
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捉摸。”
为什么刘伯承对情报如此看重呢？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刘伯承当年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中就有一条：“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
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
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
估量自己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
由此也可以看到，刘伯承对人民的事业多么的负责啊！“茶壶里装汤圆——肚里有货口小出不来。
干部要掌握文化，首先语文打基础，肚里没有几篇好文章打底子，写出来的文章不成个样子。”
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4）
刘伯承曾对干部教员王南讲学习语文的重要意义，他关心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时，他还帮助王教员如何选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适合干部学习的范文。
刘伯承把培养干部当作自己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他甚至对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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