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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袁世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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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认为，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专制并不完善。于是，就职伊始，便极力加强专制独裁统治。
首先是破坏责任内阁。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经其提名、参议院通过，任命僚属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绍仪提名各部总长。10名阁员中有4名为同盟会员，尽管他们只占司法、教育、农林、工商4个被称为“冷衙门”的部门，然加上唐绍仪后来也加入了同盟会，此届内阁仍被人们称为“同盟会内阁”。袁世凯发现，责任内阁成了他施政的阻力与障碍，事事都要通过内阁，重###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原以为能言听计从的唐绍仪也发生了变化，主张与同盟会合作，强调遵守约法、对国家负责，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于是，袁世凯故意架空唐绍仪，指使内务总长赵秉钧等不服从唐绍仪的领导，处处刁难排挤唐绍仪，直至使唐绍仪及同盟会国务员全体愤然辞职。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总长陈其美未到任），于6月21日、22日两次联袂辞职，袁世凯不准。7月初，四人又赴总统府向袁世凯面辞。袁世凯道：“我代表四万万人挽留总长。”蔡元培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同盟会阁员坚辞，正合袁世凯心意，加之财政、交通总长也已辞职，袁世凯便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采用威逼恐吓之法迫使参议院通过补充阁员名单。赵秉钧上任后，对公文概不批示，一切事务均直接请示袁世凯办理，责任内阁完全成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附属机关。
其次是镇压国民党。1912年，孙中山将所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对袁世凯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世凯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国民党争取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组织政党内阁的活动中，宋教仁首当其冲。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是实际主持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孙中山为理事长）。他认为共和国家必须实行政党内阁，国民党必须争取议会多数。在他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国民党获得占压倒多数的席位，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拟乘火车离沪北上，晚10时，在上海车站突遭凶徒枪击，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逝世，年仅三十二岁。去世前，宋教仁口述致袁世凯遗电：愿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
宋教仁惨遭暗杀，震惊全国，强烈要求查拿凶手，国民党更深知此“非仅二三奸徒为之，而内幕中必有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为之指使”，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处理宋教仁被杀一案，强烈要求严惩幕后指使人。袁世凯起初故作“愕然”：“有此事乎？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才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立即批准给予巨额优恤，并命查明宋教仁子数，派遣游学深造。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侦缉、掌握了大量证据，使宋教仁被杀案的真相昭然天下，原来暗杀宋教仁的主谋正是袁世凯和赵秉钧。
具体指挥者是###会头子应桂馨，直接凶手是被裁而流亡上海的前滇军管带武士英。一时间，激烈抨击袁世凯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北京政府是“杀人政府”、“强盗政府”、“专制政府”、“背叛民国之政府”，“杀宋者袁，破坏民国者亦袁”！有的更入木三分地揭露袁世凯此举的真正目的在于“厉行专制”，为“变更国体”张本：以堂堂民国之大总统、国务总理而行此心狠手辣之暗杀，是则古今中外所未闻，而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者。夫袁赵之杀宋，志不仅在杀宋也，所以去平民政治与政党内阁之主张者，藉以放胆厉行专制，为变更国体而张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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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大总统（2）
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心武力消灭国民党。他公然践踏刚刚成立、国民党占多数席位的两院国会权力，在国民党公布宋教仁被杀案真相的4月26日当晚，命赵秉钧等违法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作为发动战争的军费。7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袁世凯当即派北洋军南下，迅速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政府的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
暗杀宋教仁的一干凶手均无好下场。武士英当时即在狱中被毒杀灭口。应桂馨越狱，“二次革命”后回到北京向袁讨赏，被袁派人乱刀砍死。赵秉钧因此发了几句牢骚，不几天突然七窍出血而亡。此是另话。
再次是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以若要取得外国承认、使国家免受瓜分之祸，必须先选出总统为由，首先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程序，于1913年10月6日进行正式大总统选举。当天，袁世凯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会场一步”，在会场外面捣乱。议员们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据说，选举时袁世凯在办公处所十分紧张，不时打探消息，绕室彷徊，面笼严霜，直到最后揭晓勉强达于规定票数方颓然坐下。耐人寻味的是，新“选”出的民国正式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10月9日给清逊帝溥仪呈上了一份明白宣示袁世凯与前清的政权授受关系的报告。这份报告使前清遗老重新燃起了复辟旧梦，使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下一步野心不寒而栗。报告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稳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督国民，幸新治化，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再次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11月4日，新任民国正式大总统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非法收缴350余名国民党员、80余名前国民党员及跨党人员共计438名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宪法起草委员会20多名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资格，加上辞职人员，也无从开议而宣告解散。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会。
袁世凯所解散的国会系根据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产生。而《临时约法》被一些人认为具有“紧箍咒”作用，能够以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国会既已解散，袁世凯即着手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以前，袁世凯已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的亲信官僚、政客组成的“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咨询机关。按照他的意旨，政治会议建议成立“约###议”，制定一个适合他所需要的约法以代替《临时约法》。1914年3月，袁世凯召开约###议，并为这个会议规定了“约法增修大纲”。在他“国会专制，固不适宜，内阁集权亦多窒碍”，唯总统制最为有利的指导思想下，“约法增修大纲”的要点是：1。取消议会制。“外交大权绝对归于大总统”，“官制官规制定权及官吏任免权”也都属于大总统，不需要经过议会。且大总统有权不经过议会“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政令”，有权“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2。取消责任内阁制。不设国务总理，政府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3。取消民主制，“关于人民的权利，其褫夺恢复等，得由大总统自由行之”。根据此大纲，约###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袁世凯独揽军政实权；成立一个类似议会、无权监督大总统而只能听命于大总统的“立法院”和一个名为“参政院”的咨询机关。
独裁大总统（3）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作为辛亥革命标志性成果的《临时约法》，代之以袁氏《中华民国约法》。8月，参政院秉承袁世凯意旨，制定了《大总统选举法》（12月29日公布），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选举大总统由参政院和立法院各推五十人进行，且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而不用进行选举。更有一项奇特规定：继任大总统的确定，犹如清室的秘密立储，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密藏于“金匮石室”中；到选举时，人们只能打开石室，取出金简，照单“选举”。所以当时舆论认为，袁世凯不但有终身任总统、终身独揽统治权的保证，而且由于有权指定继承人，还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这样，除了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袁世凯已和专制皇帝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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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1）
袁世凯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进而成为终身总统。传统观点以为，袁世凯的野心没有满足，利令智昏，竟然违背历史潮流，梦想恢复帝制。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袁世凯既在其位，便要为所欲为，身体力行，贯彻他以中国国情唯宜实行君主立宪之思想，遂示意心腹爪牙四处活动，制造舆论，声言共和制度行不通，只有改为帝制，国家才能富强。
1915年8月，袁世凯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发表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指称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的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袁世凯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8月，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组织了“筹安会”，人称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名为“学理讨论”，实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他们援引古德诺之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通电全国各地文武官吏、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支持者纷纷派代表进京参加讨论。仅数天，筹安会即宣布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向全国通告：立国之道不外两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中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立君主专制。
9月，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随之，各种请愿团纷纷出笼，什么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各省请愿团一起，向参政院投递实行君主制的请愿书，掀起复辟帝制的风潮。9月19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随后，在“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名义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分省进行国体投票，然后再将票汇集北京。投票代表获赠巨额“川资”、“公费”，安排豪华旅舍、宴饮、娱乐；所投之票一律印上“君主立宪”四字，实行记名投票。投票场所刀枪林立、武装巡查，将军、巡按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主立宪，要求代表慎重从事，最后代表在监视人员虎视眈眈的监视下投票。四川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一盘刻有“赞成帝制”字样的绿豆糕。主席宣布投票意义后，众多监视人员手指墨盒和绿豆糕，叠声叫喊：“写！”见有人沉思，更连叫“快写！快写！”场外士兵则将枪栓拉得哗哗响。结果，1993名代表全票拥护君主制，无一人反对。参政院立即于当天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作态将劝进书退回，并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当日下午，参政院再次开会决定“再劝进”，15分钟内“草成”长达20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次日，即12月12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命令，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正式接受推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义愤。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成为资产阶级各党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1915年，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等往南洋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初，发动停泊上海的肇和舰起义。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先追随袁世凯，后遭到袁世凯的遗弃。他们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恐在袁世凯倒台后“我为牛后，何以自存”，而走上反袁道路。梁启超的态度，对他的弟子蔡锷有直接影响。蔡锷是云南爱国将领，自滇至京后，一直处于袁世凯的监视之下。他谨慎沉静，巧妙掩饰了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愤慨，潜赴天津与梁谋划反袁。1915年9月，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古德诺、杨度等人的谬论，反对帝制。袁世凯闻说，以20万元高价收买，被梁拒绝，发表于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随后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等地报刊相继全文转载。文章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反响。11月上中旬，梁启超助蔡锷登上日轮山东丸，秘密赴日转滇，统一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的“护国军”。1916年元旦，袁世凯受百官朝贺之时，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其19大罪状，武装反袁。1月27日，贵州亦宣布独立。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支持，决定了反袁战争的胜利。继贵州之后，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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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2）
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袁世凯手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他们都盼望继袁之后出任大总统，因此对建立袁家世袭王朝一开始就态度消极。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袁世凯的女儿后来回忆说：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风雨欲来，段祺瑞托病退隐西山；袁世凯老友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而去；大多军政长官逐渐与袁世凯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集团分崩离析。
帝国主义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也随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变化。日、英、俄、法等国一再警告袁世凯，指出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影响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云南起义后，日本见风使舵，转而倒袁，突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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