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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土耳其少数政治家已认识到，一个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纲领是帝国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　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们两人都担任过最高的大臣，颁布过许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国内的一次财政危机和巴尔干地区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位。然后，他制订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一个民选议会、一部权利法案和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这一宪法，然而，他无意遵守宪法。1877年1月，他撤销米德哈特的职务，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当时，仅有的抗议迹象是在墙上出现了少数标语。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临着一种群众的惰性，这种惰性可与1825年使俄国十二月党人彻底失败的那种群众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纪其余的时间里作为其帝国的无人挑战的主人进行统治。　　　　　
　　在那数十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分裂性力量来执掌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阻止人们去国外旅行、学习，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对新闻界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他的特务们时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满分子撵走；这些不满分子多半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通常逃到巴黎避难。他们在那里出版批评哈米德独裁政权的期刊和小册子，因而在西欧一般被称作青年土耳其党。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各从属民族的革命领袖们也加入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这些民族的代表为了组成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共同战线而于　1902年2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苏丹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取得一致意见。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优势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而另一群人则赞成实现一个权力分散的、各从属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国。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陆军军官是这一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协会被组织成　5人小组，因此，每个人仅了解组内的4个成员。新加入者必须由一个正式成员做保证人，并在预备期内受到仔细观察。为了通讯联络，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指导者”，他从另一小组的　“　指导者　”　那里接受最高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必须立刻传递命令。有人对协会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为了应付开支，每个成员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委员会的金库，而富裕的成员除交纳这笔会费以外，还要在委员会需要资金时作慷慨的捐赠。委员会秘密地购置武器和弹药，并每年拨出很大一笔款子供那些在为事业奋斗时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员的家属维持生计。分派给成员们的任务有好几种。有些人任通信员，以各种方式乔装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国各地传送口头的报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须暗杀那些被委员会到处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险的热情反对运动的政府官员和正在找到猎物的臭迹的宫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员为了事业起见而奉命充当间谍，终于将反间谍活动进行得非常彻底，以致挫败了宫廷的间谍活动。……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马其顿驻军即第三军站到事业一边。……渐渐地，许多青年军官被接纳为会员，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们争取过来。……最后，整个马其顿军队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一边。　　　　　
　　这些谋反者于　1908年7月公开造反，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发展有两个。一个发展是外来干涉的威胁。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马其顿自治政权。这时，所有土耳其人，不论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独立的序幕。稍后，有人宣布，英、俄两国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尔会晤，讨论马其顿的改革问题。萨洛尼卡的组织这时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它担心雷瓦尔会晤的最后结果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所以决定立刻来取行动。　　　　　
　　委员会用电报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碟，威胁说，如果　1876年宪法不在24小时内得到恢复，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国务会议劝阿卜杜勒　·　哈米德答应最后通牒的要求。伊斯兰教法典权威即帝国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拒绝作出同意镇压造反者的判决。因此，　7月24日，阿卜杜勒　·　哈米德宣布恢复宪法。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他又说，他以往一直赞成立宪政体，但是，被邪恶的地方议员们引入了歧途。英国大使说：“我想，这位苏丹是当代喜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大众面前摆出了这样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纯朴的、慈爱的父亲，只是　40年来在关于人民的真正愿望的问题上一直为其顾问们所欺骗。”　　　　　
　　苏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拥抱。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大声说；“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穆斯林。我们都是同一蓝天之下的兄弟。我们人人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自豪。”这种欣快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权与权力分散的问题，这时必须作为一个迫切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予以正视。此外，新的领袖通常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　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反革命活动、夺取对首都的控制时，这种不和达到了顶点。青年土耳其党聚集起他们在马其顿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尽管他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犯罪未得到证实。根据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讲，他10年里没读过一份报纸。因此，他充当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温顺的傀儡，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已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使其现代化，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愈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愈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阿尔巴尼亚人于　1910年拿起武器，两年后，巴尔干各国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土耳其人。其时，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决定与同盟国共命运以前，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断地处于交战状态。　　　　　
　　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因为宗教传统和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方的攻击。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诸民族同巴尔干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奥斯曼的统治达四个世纪。他们并不象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外来枷锁。首先，早期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样，用西方的神权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真正的密切关系。在近代，这种感觉由于欧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强；欧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亚和南亚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国。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护卷土耳其人虽然在后期变得愈来愈腐败和暴虐，然而仍比异教徒好得多。这些原因说明了为什么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响和发展民族主义抱负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巴尔干基督教徒。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　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在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以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有个阿拉伯学者曾参观由这些新来的人建立的一个实验室，法国科学家的影响就反映在他以下这番表示惊讶的话中：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个负责人拿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从瓶里取一点蒸馏水倒入一个试管中，再从另一瓶里取少量液体倒入蒸馏水中。两种液体上升，一朵彩色的云从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为止。试管里的东面完全变干，成为一块黄色的石头……一块我们摸过、检查过的干石头。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制，制造出一块蓝色的石头。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复这一实验，制造出一块鲜红色的石头。接着，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块铁砧上，用锤轻轻地敲，结果是响起一种可怕的声音——类似于枪声的声音，使我们十分惊讶。所以，他们都嘲笑我们。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的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开始兴修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辟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不过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译学校，在　1835至1848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　·　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结构，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处和欧洲诸强国的反对而失败。　　　　　
　　这些成就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这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义上的霸王马哈茂德苏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马哈茂德曾试图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扩张，但是，也很快就被决定性地打败了。实际上，只是外国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去结束有　50O年历史的奥斯曼王朝。同样，也正是外国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徳实现他似乎已考虑到的一个备用计划。这一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已在进行中，因为他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包括一些圣城。但是，一个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线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1833年3月21日，帕默斯顿勋爵对穆罕默德的野心作了如下的评论：　　　　　
　　他的真正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在内的阿拉伯王国。就这样一件事本身而言，也许没有危害，然而，由于它意味着土耳其的解体，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同意。此外，土耳其是前往印度的道路的占据者，而一个有活动力的阿拉伯君主同样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占据者。　　　　　
　　这意味着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任何可能性的结束。穆罕默德在外力强迫下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诸强国的利益使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的实现延迟了一个多世纪。不过，应该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许实行他的计划，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帝国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　19世纪初叶诸阿拉伯民族中间缺乏民族觉悟的观念。　　　　　
　　由于拿破仑的远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极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桥头堡。　1870年以后，包括当时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在内的叙利亚，作为西方影响的一个中心可与埃及相匹敌。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大量的叙利亚商人去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对国内的同胞施加同样的催化影响，就象巴尔干商人在早几十年时所做的那样。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国耶稣会会士和美国长老会教徒从事的广泛的传教、教育活动。到1865年，美国人已创办了叙利亚新教学院，这所学院后来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而闻名整个中东。几年后，耶稣会会士在贝鲁特建立了圣约瑟夫大学。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俄国的学校随后相继建立，不过它们的规模较小。这些学校培养阿拉伯学生，印刷和分发阿拉伯书籍。如此，叙利亚阿拉伯人重新发现了他们的过来，了解了西方的文学、思想意识和技术。　　　　　
　　这种来自外界的刺激导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开始时的领导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为穆斯林直到较后的年代才进入教会学校。　1860年，新教的一个皈依者布特鲁斯　·　布斯塔尼开始发行报纸《叙利亚号声报》。　10年后，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学的和科学的杂志《盾》。这家杂志的箴言是　“　对我们国家的热爱是一种信仰　”—　一这种情感以往一向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于奥斯曼当局的镇压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公开地进行政治鼓动。因而，第一个被公认的政治活动，是　1875年新教学院的5个学生组织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制订了一个民族纲领，该纲领要求实现自治、出版自由和采用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土耳其官员进行了调查，试图查出这一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员。后者惊恐起来，于1878年解散了他们的团体。然后，他们动身到埃及，因为帝国特务对埃及没有什么控制，那里的形势对有现代头脑的阿拉伯人来说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尔从　1863至1879年统治埃及，同穆罕默德　·　阿里一样野心勃勃。在他统治期间，铁路得到敷设，亚历山大港给扩大，苏伊士运河通航，近代银行建立，货币被稳定。外侨的人数从　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经济机会。教育机构的巨大发展也同样重要。到1875年，创办宗教小学4685所，有学生111896人，创办宗教中学3所，有学生15335人，创办平民学校　　　　
　　36所，有学生4778人，而开罗的历史悠久的爱资哈尔大学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学生15000人。　　　　　
　　这种活动把叙利亚商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吸引到埃及。后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的、科学的思潮的报刊杂志。同时，象形文字的解释、博物馆的建立、埃及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人对埃及古代历史的认识，促使埃及人对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初期的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对埃及的不断增长的支配而被进一步唤起。这种支配是强加的，因为伊斯梅尔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借贷大笔的钱，导致了破产并最终导致了外来的军事干涉和统治。在伊斯梅尔统治的　16年间，长期借款从300万英镑上升到6800万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建设性项目，但同时，埃及正遭到被恰当地称作“金融骗子”的人的无情掠夺。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样，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