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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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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 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
196人。虽然他们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导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 · 戈培尔在 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个小时。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 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一原因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润。地主和商人都满腔仇恨地指责他，并把兴登堡拉了过去。施莱谢尔很易受到伤害，其原因与布吕宁和巴本先前易受伤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国会中组成多数。 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被迫辞职，两天后，希特勒成为一个由民族党人和纳粹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的总理。
6个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据他关于种族和领导权的思想，将整个德国组织起来。3月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运动之后，一个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纳粹党人得到了288席和550万张选票，但它们仍然只占总票数的
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的票数，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授权法》。《授权法》给了他长达4年的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到1933年夏时，他已在实际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国人生活中所有独立的成分 —— 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早在 1933年4月22日，戈培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的权力在内阁中完全占支配地位。将不再有投票。元首个人决定一切。所有这一切的取得比我们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这样成为德国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断自夸的那样，是通过法律上的合法手段当上德国主人的。大萧条使他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起来。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时候，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迹诺时代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
我察看了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 1931年7月，在胡佛总统的倡议下，各强国同意延缓偿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这种延缓偿付表明，在协约国间的种种债务和赔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尽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这种联系。第二年夏天，在洛桑会议上，各强国虽然不是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完全取消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时，结束了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支付，虽然在以后几年中作过几次象征性的支付。因此，赔款和战争债务这一棘手的老问题终于被大萧条释放出来的经济风暴扫除了。
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 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 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O个月，但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国家摆脱经济萧条，是因为他在其国家的备战方面做得最彻底。此外，大萧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伴随而来的失业给人们以极大的伤害，因此，各地民众都欢迎新的工作，哪怕是军工厂里的工作。很可能没有一项措施能象给绝望的失业者以工作的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一样，使希特勒为其人民所爱戴。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必然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与此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明显的出路是扩张，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除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地、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了使“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它还为那种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即使在“富”国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这些理论解释，为随之而来的侵略进行辩护。甚至连一些不愿轻信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时候也不得不因国内的紧迫问题而对侵略行径视而不见。 20世纪30年代中，公然违犯《国联盟约》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首先须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
引起张伯伦于 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就是这样。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这不是和平。这是 20年的休战。
—— 福煦元帅， 1919年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0世纪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10年。20年代的和解在欧洲是以法国联盟体系为基础，在远东则是以华盛顿会议的协定为基础，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地区的现状。这一目标在20世纪20年代中得到实现，但在随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决定性地颠倒过来。德国和日本的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做。他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向现状挑战的唯一的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力量，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国、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因五年计划而变得强大的苏联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发展起来了，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响解释了20世30年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满洲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作出的，因为它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蕴藏已久的野心。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错过的良机，日本人早些时候已迅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太费力地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山东半岛上的特权。不过，他们的全部野心表现在 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些条款若得到实现，就会把中国改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远征军在英国和美国军队于1920年撤离西伯利亚后继续留在该地是其大陆野心的又一表现。
日本人的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满足。“二十一条”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警告，他说，美国不会承认任何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条约。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确保住了从前的德属岛屿，但只是作为三级托管地而不是作为地道的领地。威尔逊总统拚命反对日本对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山东的要求。作为妥协，日本被准许“暂时”占有这座半岛，但日本退一步承认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这片领土归还中国，“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国的经济特权”。
在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上，日本正式放弃了它也许仍怀有的领土野心。与会九国签订了《九国公约》（ 1922年2月6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在这个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还签订了《四国条约》（1921年12月13日）；通过这一条约，他们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岛屿领地”上的权利，通过协商解决今后的一切争端。此外，经过美国的积极调解，日本同意将山东归还给中国并从西伯利亚撤军；这两个诺言于
1922年被履行。
在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对外冒险之后，日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问题和引起骚动的投票问题。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区，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投票问题引起了骚乱和政治动乱，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选制，将选民从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为止。
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问题。日本同美国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大大繁荣起来。 1914年至1920年间，对外贸易的价值增加了近4倍，即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不过，这一繁荣的分布情况很糟，因为经济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的财阀（Zaibatsu；Zai意为富豪，batSS意为集团）手中。 “ 财阀 ” 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占总人口一半的农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穷困不堪。他们中只有 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亩。城市工人则遭受着食品价格高、工资低、工会没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机商将物价抬得很高，1918年爆发了米粮暴动，使政府必须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
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日本工业主要依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大萧条到来时带来了灾难。 1929年至1931年间，对外贸易减少了近50％。农民以往靠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
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上的人这时能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军方代言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鼓吹这一学说，但大萧条的破坏这时为他们提供了易起反应的听众，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将军在给天皇的建议书中写道：英国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原料，美国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资源。“但是在日本，粮食供应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减少。如果我们只希望发展贸易，最终必将被打败。……最后，我们将一无所获。……景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去获取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权利和特权。……”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 1931年夏即日本军队侵略满洲前仅6个月时本庄将军提交给军事大臣的备忘录中：
为了加强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苏联还未完成五年计划和中国尚未成为统一国家的形势，同时还要利用世界经济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利用，以达到更进一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目的，实现早先远征西伯利亚时的积极目标。中国的统一、苏联的存在和美国的入侵远东，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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