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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6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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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得干不下去。
去掉了赵祯私事的手诏,徐平才细看关于政事的手诏。哪些可以施行,放到一边让宰执传阅签字画押。哪些徐平不同意,直接就收起来,入宫奏事的时候跟赵祯说明理由。徐平认可了的,其他宰执有不同意见,会在政事堂聚议的时候提出来,大家一起拿主意。
这就是徐平每天在政事堂里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
治国理政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皇帝决定的是谁来当这个宰相。君权和相权的牵制是由制度来保证,而不是看皇帝的品性,看宰相的能力。权力和责任是配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当然也就没有了责任。皇帝直接来处理政事,就没有哪个宰相愿意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了,这世界上谁也不是傻子。官员是从属于政权的,而不是皇帝的家臣奴才。
前几天徐平跟赵祯谈论过奴仆制度,认为现在还残存着唐时的奴婢,是不合理的。赵祯考虑过后,同意了徐平的意见,直接下了手诏,不论官私,放天下奴婢为良。
从真宗皇帝时候起,私奴婢已经不合法,民间虽然还有奴仆之名,实际上是雇佣来的良人,拿钱干活而已。不过还有官奴婢,主要来源是反叛的人员的家属,多配属在京城各司下的场务里。这些人的人身限制已经不多,但在法律意义上,确实还是奴婢贱民。
此次废奴,主要针对的是官奴婢,彻底去除他们的人身限制,法律上面天下从此不再有贱民。当然,民间的娼妓、卜算之流称为杂类,宗室、士大夫不得与他们结亲。这是针对职业的岐视,这些人不是贱民,不从事这一行了,同样是正常的普通人。对这些职业岐视合适不合适徐平还没有想好,此次先略过不论,以后再议。
在手诏旁边徐平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后边让宰执传阅议论。一是法律上的主仆之义是不是应该废除,即奴仆不得告主的内容,改为完全按照家庭的同居共财之人来论。
法律必然会涉及到伦理,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伦理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大多都是牵涉到了法律。徐平前世欧美的热门议题同性恋,要害不是社会岐视,而是法律同意不同意他们可以结为夫妻。这个年代,牵涉到法律的伦理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庭。父子祖孙有血缘关系,那么继父继子呢?夫妻组成家庭,依据什么组成?是爱情?还是因为法律认可的一个名份?还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没有爱情,没有孩子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认定,涉及到遗产的继承,涉及到夫妻可不可以离婚,涉及到政权的税赋怎么收取。宋朝使用了一个笼统的做法,即以同居共财之人,来代替家庭。这是在征收税赋的意义上采取的作法,即登记为一户,财产归于一户而没有私财的,即视为同居共财之人。奴仆无私财,指的是在这一户里没有私财,他原来的家里当然还是有的,不过那是另一户的事情。财政意义上,受雇到别人家里为奴仆,他对政权赋税差役的责任,便从原来自己的家里,转到了雇主的家里。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比如服兵役,奴仆参军,是为雇主家服兵役,还是为自己原来的家里服兵役?还是兵役无关家庭,是所有成年百姓的义务?那么在雇佣期内奴仆去服兵役,雇主的损失由谁来承担?政权要示民以公,这些都不能随意乱来。
徐平写下的第二条意见,是主仆雇佣的契约,明确费用由雇主承担。政权提供雇佣关系的法律保证,当然不是免费的,不然很容易失去严肃性。收费可以少,但不能免,这就是印花税的内容。明确雇主承担,是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扯皮官司。
第三条意见是雇佣年限,徐平建议明确下来为三年。三年后双方愿意保持,则需重立契约。现在的五年、十年,时限还是太长了些,灵活性不足。在年限内,有一方毁约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给另一方多少补偿,也是要确定下来的。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就是劳动法。后面朝廷的精力要慢慢从乡间农业转移到城镇的工商业上来,雇佣关系必须要确定。中国的传统,历史上的宋朝,并不需要劳动者进行流血抗争,朝廷会帮助他们确定一个底线,徐平只是尽量把这个下限提得更高一点。
第42章 方田均税
揉了揉额头,徐平放下各种公文,喝一会茶。宰相位高权重,一言可决天下大事,但确实也是一个苦差事。要把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施政措施,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每天不知道要死多少脑细胞。徐平做了几个月,就有些吃不消了。
在这个年代,徐平有各种各样赚钱的办法,为了钱他实在没有必要坐这个位子。耐着辛苦做下来,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真地要给这个天下做些事情。金钱、地位,这个年代又没有能够传给后世永远不变的,再多又有什么用。
这是好事,天下成为少数人的天下,最终就会离心离德。只想着自己后代永远都做人上人,凭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多少年前就有人喊过了。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天下没了,人上人想骑到谁的脖子上去?让后人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更多上进的机会,凭着自己的本事,而不是祖荫享受富贵,才是长远的做法。
吕夷简是个聪明人,他自己专权少不了结党营私的本事,但对后代的教育,一直抓得很紧。从他的儿子们起,吕家便成为学术大家,这才是家风不堕的根本。以为凭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就可以永远操控天下,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了。绝了别人的上进之路,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掀桌子,眼里只有自己干脆就不要玩了。
这不是徐平对这个天下的施舍,是他的责任,施舍天下他还没有那个资格。
公吏从外面进来,敛容行礼道:“相公,时辰到了,该到政事堂接见离京官员了。”
徐平答应一声,看了看旁边桌子上的大刻摆,巳时,众宰执该来政事堂了。
每位宰相和参政都有自己的官厅,政事堂里则轮流当值,轮流押印。今日正是徐平当值,他在政事堂里处理政事,到了时间其他宰执过来商议大事。
官员外任,先到大内面君陛辞,然后到政事堂来辞宰相。皇帝和宰相都会对外任官员有吩咐。皇帝偏向于体察民情,让官员用心办事,不要因私害公上面。宰相的吩咐则偏向于具体的事务,到了地方干什么,怎么干,遇到了难处如何处理,如此等等。
公事不得到私人府第,这样做的宰相不是没有,如丁谓等人,都会被视为权相。正常的程序,官员对政事有看法,要提意见,该穿公服到政事堂来,慢慢排班。
晏殊、章得象一众人进来,与徐平简单议论了几件政事。当值公吏过来,道:“诸位相公,今日前来辞行的是新任京东路体量安抚使郭龙学,已等候多时。”
徐平道:“请他进来,正有事要吩咐于他。”
郭谘在西北的时候,便就升到了天章阁待制,此次回京,进龙图阁直学士。本来是要任他为三司副使的,因为在京东路方田均税,让他先去做体量安抚使。
方田均税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多收税。宋朝几次方田,都是以原来的税额不变为前提,即清量出来的田亩多了,那每亩的税就少了。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赋税摊到真正要承担的人身上去。方田均税的阻力,盯着查隐田,从而让兼并豪强之家多缴税,说是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才施行不下去,就找错了焦点。方田的阻力,并不在这里。
宋朝的赋税差役,是按照户等制征收的。方田之后,会导致户等改变,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阻力所在。方田之后改变的税赋并不多,但户等一变,负担就重得多了。真正的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大,反而是那些中等户,因为查出隐田,或者因为土地按贫瘠程度分等,之后带来的户等上升,承担的差役上升,才是天下骚动的原因。
宋朝对大官僚大地主并没有想象中软弱,但中等户是天下根本,动了他们的利益,阻力便出乎想象的大。官员对方田的反对,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什么阶级,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反对的。按阶级屁股反对的自然是有,但却不是主流。最重要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为百姓设身处地想,只求查出大量隐田来,从而引起了大量百姓户等的上升。
科配、和买、差役,这些民间负担的大头,都依附在户等制上面摊到百姓身上。户等一升,一个小康之家,可能就会在几年之内一无所有,阻力怎么可能不大。
所以方田均税,必然是伴随着差役法的改变,伴随着科配、和买的取消。没有这些配套措施,方田均税是推行不下去的,这也不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办法。
徐平在京东路开始方田,首先就是取消那里的科配、和买,改变差役法。他没有采用历史上王安石的募役法,因为违反了政治原则。如果原来的差役改为募役,与百姓接触最紧密的衙前、里正这些所谓重役,执行者就成了政权内部的人,没有了缓冲。百姓对政策和施政有了不满,不会因为来执行的是公吏,就把怨恨从政权身上摘出来的。
募役法下,公吏和衙役也是政权雇的人,你雇的人当然责任在你。所以这些最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是让治下百姓轮差。大家都知道政策是什么,执行出问题不怨政权。
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政府喜欢用临时工一样。徐平前世在农村跑来跑去,跟他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最多就是临时工,他深有体会。一起做事的临时工做着最多的事,担着最重的责任,偏偏工资少,待遇差,心中多有不满。甚至很多临时工,根本就不关心事情做得怎么样,只想着不丢掉工作,怎么尽可能地为自己捞点好处。这种状态,工作也难做好。
临时工是政府雇来,政策执行中出了问题,政府推出来背锅,自己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想推御责任,只会让人民嘲笑,这不是糊弄傻子吗。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就是一竿子捅到底,不要给基层官吏选择的权力。选举容易被操纵,不可靠,所以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或者从中上等户,或者从中下等户,按着时间轮流来做。
政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也不是属于哪一群人的,而是属于天下人的。各个职位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大家各自捞好处的,不然就容易失人心。轮差之下,可以发工钱,但基层的办事人员,却不是政权雇来的,由百姓自己监督。执行出了问题,不要赖政策不好,不要赖官府,谁把利益截流了找谁去。
取消了科配、和买,衙前、里正这些重役负担的大头也就去了。单纯的赋税,并不会让百姓倾家荡产。再配合发工钱的轮差法,方田均税最大的阻力也就消失了。
第43章 盼盼要定亲了
郭谘进了政事堂,拱手而揖:“下官郭谘,即将安抚京东路,请相公们教诲。”
宰执们不分治省事,是指日常有衙门专管的政事。这些临时性的政策和施政,比如方田均税,比如禁军改革,比如市易会社,还是有专门的人主抓。负责京东路方田均税的是参知政事杜衍,向郭谘具体安排了他到京东路应该做的事情。
杜衍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与兄长一起生活。稍长大成人,不堪兄长虐待,跑到改嫁的母亲那里。可惜继父又不肯收留他,只好在河南府、孟州一带流浪。当地的一个大户相里氏看他将来能成大器,招为女婿,大中祥符元年进士甲科及第。
现在的宰执里面,杜衍无论资历还是人品、能力,都是上上之选,是徐平最看重的一个人。几年之后,徐平必然会外任,十年宰相不要说赵祯和百官会有疑虑,徐平自己也干不了这么多年苦差事。晏殊和章得象两人,徐平不放心让他们主掌朝政,那个时候能接的只怕是杜衍了。陈执中和程琳,长于理事,于一个公字上,稍差了一些。
只是杜衍不知道是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苦还是什么原因,四十岁便须发皆白,到了现在六十余岁年纪,更是连眉毛也白如雪。他人又沉静,望上去就如个老神仙,要不是精神头一直很好,徐平都怀疑他是不是老得太快了。
杜衍安排了具体政事,晏殊又叮嘱郭谘到地方除了方田均税事务,还要查地方官吏的贤能,作为朝廷以后用人的依据。晏殊在用人上有独到眼光,发现了很多人才。说晏殊是太平宰相,是在政事上经常会犯糊涂,他自己也不在这上面用心。但说到选人用人,这个年代能比得上晏殊的不多,他当宰相并不是混日子。
最后到徐平面前,郭谘行礼:“此去京东,请昭文相公指挥。”
徐平道:“此时让你去安抚京东路,非为天灾**,只因方田均税。你切记一点,方田均税自有州县衙门和京东路转运使司办理,他们如何做,做得如何,非关你事。体量安抚不是去安抚官员,而是安抚百姓。让百姓知道朝廷要做什么,为什么做,不要心生怨恨。”
郭谘道:“禀相公,方田均税之法,实出下官十余年前之千步方田之法。此次只怕地方官吏于此法不精熟,下官前去教州县如何去做。相公为何言州县做得如何非关我事?”
“此法中书已经着人演练精熟,列为条贯,下京东路运司和州县。有不明处,他们向你请教,你可依条贯解释,不可自作主张。地方上方田均税,必然会在民间起争端。你到了京东路,用心体量百姓与官府的争端到底起于何事,帮着百姓约束州县。地方官员做事不得体,自有中书责备,你前去是息百姓之怨的。”
体量安抚使不是钦差大臣,实际上宋朝也没有钦差大臣。徐平前世所说的钦差,是明清皇帝视天下为自己私有,官员是自己的家臣,生怕家臣做内贼而出现的。所谓的我不给你,你不能自己要,更加不能自己拿,就是视官员为家臣奴才的意思。此时官员是政权的官员,不是皇帝的家臣,就没有这个道理。皇帝派钦差也没用,中书不会认,地方的官员不会理,一个不小心,还会被地方官员修理。徐平在邕州的时候,赵祯要了解情况,派石全彬出去,用的是到南海买珍珠的名义。赵祯真让石全彬做钦差,他到不了邕州,路上的州县根本不会让他过,中书有可能会把他押回来。
尚方宝剑也是同样的道理,明朝之前是没有的。徐平西北为帅时的天子剑,是因为军情紧急,用来临时执行军法的,配套的是使持节,并不是借皇帝的权威来斩大将。皇帝也没有那个权威,赵祯并不能因为觉得哪个主将能干不能干,顺眼不顺眼,说杀就杀。能杀大将的,只有军法。皇帝和宰执因为私怨害人,也要借军法办事。
神宗时出现了党争,两党都想借皇权巩固自己一党的地位,就有了皇权上升。斜封墨敕横行,官员神神密密地说自己有内旨,其他人就不敢抗衡。这是党派利益与皇权相勾结夺权,到宋徽宗时达到顶点。一旦党争消失,宰相会迅速地把权夺回来。
沿边几路的安抚使,是与契丹的安抚使司对应,处理两国事务的。内地有几路常设的安抚使,则是为了剿灭境内盗寇而设,有用兵权所以称帅司。徐平正在着手削掉内地几路的安抚使司,军队不能够对内作战,境内剿灭盗贼全部归于都巡检司。
实行征兵制,百姓参军的义务是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保哪一家的皇位。一旦用于对内剿贼,很容易让军队在意识上产生混乱,不知道自己当兵是为了什么。另一方面,百姓会认为这支军队不是自己人,容易失去民心,战力飞速下降,制度和装备补不回来。
不管是官吏,还是将校士卒,都是从民中来的。一旦不把百姓当自己人,天下就会离心离德,什么样的制度和武器装备都不能够补救。执行制度和使用武器的,终究还是人。
安抚使到地方,不是为了监督地方官员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而是前去查民心,息民怨去的。他们无权对地方官员指手划脚,地方官员也不会理他们,无非是带了监察权,有的官员会阿谀奉承而已。这是跟钦差根本的不同,安抚使没有指挥地方事务的合法性。
郭谘是个实干型的官员,对于把事情做好很执着。到了京东路,看到地方官员对怎么方田,怎么算面积不会做,只怕就会忍不住把重心放到帮州县做事情上面。所以徐平特意提醒他,地方做得好不好,自然有中书派人去帮助,他这个体量安抚使不要去管。
正是因为郭谘对方田的算法精熟,才让他到京东路去,帮着百姓监督地方官府,不要让官吏胡来。要施政,必然会对下级官员有考核指标,会有赏有罚。人都是一样,当然是想先让上级满意,自己有功升官,百姓满意不满意是次要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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