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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受过他的提携和指导。更重要的是范仲淹树立了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时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是真君子，徐平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但要说聚在他身边的就是君子党，人人都是君子，徐平不信。欧阳修和蔡襄出言无忌，专门喜欢论人长短，哪里有君子醇醇之风了？滕宗谅好财，怎么就不说“小人喻于利”了？

　　　　透过千年的迷雾，再加上固有的印象，前世徐平只有一个朦胧的粗略印象，置身这个时代，却不能够再那么糊涂。

　　　　那个穷其一生东奔西走，因言论迂阔而一生不得重用，有志难伸的孟子，像一个若有若无，巨大的影子，在影响着这个时代。

　　　　汉儒已降，诸学派纷纭，到了五代儒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宋儒要剥离汉儒的天命论，谶纬之学，不尊荀就尊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打倒以前的各家，尤其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带神秘色彩的儒，而代之以人为基础的儒家学派，是合力。

　　　　而旧儒已倒，新儒未立的时候，夹在尊孟非孟之间，以“义利之辨”为基础，分君子和小人，党同伐异，便就成为了主流。

　　　　孟子“吾养浩然之气”，“合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当年他也只是跟人辨论的时候嘴痛快，千年之后投射到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身上，就发生了变异。欧阳修这些人那么奇怪的性格怎么来的？跟思想导师孟子脱不了关系。

　　　　荀子那著名的：“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而奸民不惩。”后人经常提起前一句，后一句的杀气腾腾也不能忘了。尊荀子的一派上台，做起事情来往往更加狠辣，恨不得将对手斩草除根。

　　　　这两派你方我唱罢我登场，纷纷扰扰了几百年，最终随着中原沦陷，归于沉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思想终究还是植根于社会现实，存在即合理，但存在也不一定就是正确。这个时代产生了这种思想，是历史和现实的合力，并不是哪个人心血来潮。孟子早已经被埋在故纸堆里，一千年来地位怕还不如稍知名一点的孔门弟子。到韩愈把他推起来，地位越抬越高，自然有其社会的现实需要。

　　　　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有思想的，社会自然也就有自己的主流思想。没有，也会自己造出来，要不就会被敌人硬塞进来。儒家兴起，与佛道势力的扩大不无关系。

　　　　欧阳修排佛抑道，但对佛道经典极为精通。范仲淹也排佛，学问更是兼通道佛两家。他们都是在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来排来抑的。

　　　　生逢这个时代，徐平便也就要适应这股潮流。以自己一个人的思想，去弓虽（女干）一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徐平不是那种疯子。学习、理解、改造，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只要用功，总能够改造成功。

　　　　儒家再腐朽，能腐朽得过一神教？孔子再保守，能保守得过那说天下人都是待罪羔羊的？从到处抓女巫，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欧洲人该信什么还是信什么。横跨一千年，面对相对容易改造的儒家，如果连改造成功的自信都没有，那要让人笑掉大牙了。后人不肖，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动不动恨祖宗，也太过没出息。

　　　　义利之辨是命门，由此发展到君子小人之争，徐平所做的一切一不小心就会毁于一旦，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欧阳修动不动由论事到论人，已见端倪。范仲淹周围聚集了一群人，时不时就论吕夷简是小人，小人当道，国运不久。

　　　　现在他们针对的是吕夷简，这还一小心就溅射到了徐平身上，等到吕夷简真地一倒台，徐平只怕就会被挂起来当那个小人了。历史上王安石一上台，富弼就指他为奸邪小人，势不两立，最后王安石被逼到了什么样子？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徐平都必须把这股邪风压下去。朝政论事不论人，议人则论迹不论心，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否则，很快就会无法收拾。

　　　　徐平现在需要吕夷简在台上顶着，这是最后一个压得住朝野场面的传统意义上的大臣，思想派别上比较中立，不会激化矛盾。从心理上，徐平赞同范仲淹大公无私一切为国的思想，但范仲淹手里的刀太钝，砍下来该切的地方切不掉，受到连带的伤害太多。徐平受不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做好准备。

　　　　立言，这个时候徐平是不得不立。只要再过十年时间，就没有了安心做事情的空间，大半朝臣都会陷入到君子党小人党的争论中去，党同伐异。

　　　　在这两年里，徐平必须解决义利之辨，把引起混乱的引信拔掉。解决的办法，自然还是从财富是什么，劳动可以创造财富入手，这才是思想争论的根子。义利之辨在这个年代争论这么激烈，本来就说明了问题，时代需要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蔡齐和李咨两个人从远处走过来，对徐平道：“刚才看你们几个人在这里说得热烈，不好打扰，我们让韩琦和王拱辰两人带着在庄里走了一圈。徐待制，你这个庄子了不得啊！无论是耕是牧，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

　　　　晏殊是个八面玲珑的人，没有什么开一代新局面的志向，两位宰执过来刚好解了尴尬，他出了口气，说道：“可不是。徐平在邕州能建蔗糖务，绝非侥幸！在他这庄子看一看，如果天下农耕都是如此这般，何愁国不强民不富？”（未完待续。）

第153章　破局的作物

　　　　迎着蔡齐和李咨两在在上首坐下，徐平把桌上放西瓜的盘子推了推，道：“两位相公，吃片瓜解一解渴。”

　　　　蔡齐和李咨两人相视一笑，也不客气，一人拿了一片在手里。

　　　　徐平家里种的西瓜既不卖也不送人，谁到了自己府上作客谁吃，不想这奇怪的规矩恰恰是坑了朝里的几位宰执。这几个人高高在上，没有道理到一个三司副使的家里作客，他们够能放下面子朝廷也不允许。宰执怎么可以跟朝里大臣私下交往？

　　　　蔡齐和李咨两人，还是借着到宫里议事的机会，沾皇上的光才尝到了西瓜的滋味。

　　　　这次到了徐平的庄子上来，刚才见到了地里种着的一二十亩西瓜，两人心里都是大喜过望，可算是有机会吃个痛快了。

　　　　吃过了瓜，聊过了几句闲话，徐平看天边的那一轮红日已经西垂，便就吩咐庄客上了酒来。就在这游园里，摆下筵席，招待来到庄里的各位官员。

　　　　这个季节，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徐平的庄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先是五颜六色的葡萄放在盘子里面端了上来，给众人下酒。紧接着是地里种的甜瓜、西瓜等等各式瓜果，再是各种各样的诸凡桃、李、林檎，基本这个年代中原能种的水果徐平庄里都有。甚至一些野生的酸枣之类，也都上了让人换口味。

　　　　不一刻，光是各种瓜果就摆满了桌子。紧接着，一些新鲜蔬菜，如黄瓜、嫩藕、萝卜这些可以生吃的，也都切好了放在一个一个小碟子里，插花摆在各种瓜果之间。

　　　　这些东西或许都不是多么稀罕，多么珍贵，难得就是一个多，一个全。换了另一个地方，很难在一张桌子上摆齐这么多东西。

　　　　徐平对蔡齐和李咨道：“两位相公，喝什么酒？我的庄里，最出名的自然是各种烈酒。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果酒，淡一些，但易于下口。”

　　　　蔡齐笑着道：“今年京城里卖一种透瓶香，听说是你庄里的第一好酒。”

　　　　徐平听了笑道：“相公说笑了。只要在外面卖的，怎么可能是第一等好酒？真正的好酒，都是不卖的，外面绝见不到。”

　　　　“哦——那就拿你庄里不卖的好酒，取几瓶来！”

　　　　徐平应诺，转身让庄客去取庄里最好的酒来。

　　　　李咨却道：“我年事已高，烈酒饮不惯了，待制只管取两瓶果酒来。”

　　　　徐平点头，一样吩咐人去取最好的。

　　　　蔡齐年不满五旬，身材英武，神貌磊落，在大中祥符八年由真宗皇帝钦点状元及第，连称得人。谢恩之后，特赐卫士和诸般导从，并赐御马给蔡齐去相国寺聚会。状元唱名之后骑御马游街，自蔡齐始。

　　　　现在政事堂里吕夷简和王曾渐行渐远，争论越来越激烈，几位参知政事不管愿不愿意，不得不分成了两派。蔡齐和王曾是一派，宋绶则是吕夷简一派，章得象很少发表意见，貌似中立，其实也是吕夷简一派。

　　　　独相就要专权，两相并立则不免植党。这么多年，朝廷里的官员也好，高高在上的皇帝也好，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不过对于帝王来说，权衡来权衡去，宁可让臣下植党，也要防止专权，两相或者三相已经成为惯例。

　　　　蔡齐是莱州胶水人，王曾是青州人，同是京东路，两人家乡相距不远。当然他走到一起跟老乡的关系可能也不大，还是性情政见类似。

　　　　政治斗争中拉帮结派稀松平常，靠一个人单打独斗也很难做成大事。徐平对这种分党分派也没有什么看法，他防的是那种对人不对事的君子小人分党。君子小人党可不是简单的政治斗争，而是夹杂着思想学术和私人恩怨的大乱斗，真正的政事反而被放到了一边，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

　　　　倒是李咨，一是年事已高，枢密院到底还是跟政事堂有距离，再一个他独来独往的性子，不阿附，不结党，反而是此时宰执里面最独立的。

　　　　这次两府派蔡齐和李咨来，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从三司使的位子升任宰执，都曾经长期主管过三司，也都在三司使任上主持过大的财政政策变更。

　　　　不大一会，庄客取了酒来，放到桌子上。

　　　　这是徐平庄子上的极品好酒，底子还是建庄的时候存下来的陈酒，经过了精心的勾兑。经过了这么多年，所剩的已经不多，只有四入头以上的贵客来，才会拿出来待客。至于今天来的其他桌上客人，就喝不上这酒了，不过也比外面卖的透瓶香好就是。

　　　　徐平亲自给与自己坐在一起的蔡齐、李咨、晏殊、李淑和范仲淹、王举正、郑向几个人倒满，对李咨道：“相公，这酒十年陈酿，极是难得，您也喝一小杯尝尝味道。”

　　　　李咨笑呵呵地道：“好，只是一小杯，想来也是无事。”

　　　　至于其他客人，自然是王拱辰、韩琦和自己手下的几个官员招呼。这么多人，徐平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

　　　　见众人的酒已经倒满，蔡齐举杯道：“今日徐待制款待，甚是难得，且满饮此杯！”

　　　　众人哄然应诺，喝了自己杯中的酒。

　　　　把杯子放下，李咨咂了咂嘴，叹道：“果然是好酒，老夫虚活六十余年，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只是年已老迈，喝不得这酒了。”

　　　　一边说着，一边连连摇头，把手里的杯子恋恋不舍地放下。

　　　　桌上的其他人都笑，想喝不能喝，实在是对酒鬼的折磨。

　　　　李咨景德二年进士第三人及第，与张士逊是同年，名次还远在张士逊前面。只是到了现在，张士逊从宰相降为枢密使，还是李咨的上司。

　　　　酒过三巡，大家放开。徐平一向不喜欢行酒令，也不喜欢劝酒，只是让大家尽兴。

　　　　此时夜幕低垂，白天的闷热渐渐散去，凉风起来，到了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

　　　　游园里点起了灯烛，亮如白昼。又在中间的空地上点起了一大堆火，火边摆开一个大烤炉，边上一个大案板，上面堆着新宰的羊肉。火堆的另一边，则是几个火光冲天的旺灶，边上是新鲜择好的蔬菜，和宰杀干净的鸡鸭鱼，以及精修过的猪肉。

　　　　那边烤，这边炒，食材丰富，想吃什么尽管吩咐庄客去现做。

　　　　徐平的庄子里有耕有牧，跟一般的庄子不一样，吃起来显得粗犷而丰富。

　　　　乡下地方，比不得开封城里，农村好养的就便宜。像是徐平庄子周围，现在隔些日子也有小草市，基本就是附近村里的人互通有无。在这种小草市上，猪肉是最贵的一种肉，比羊肉还贵一些，鸡鸭与羊肉同价，再便宜一点的是鸡蛋，最便宜的是鱼虾之类。这就是自然经济，村民不以交换为生产目的，与城市迥然不同。

　　　　徐平一直在观察记录自己的这个小村庄，从最开始的自己家里招几个庄客，到现在有佃户，甚至还有不种徐平庄里的田，而专从门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只在村里租房子，占个户籍。庄主是侍从大臣，总有一些便利。

　　　　喝着酒，闲聊几句，几个便就说到了庄里的棉花上。

　　　　蔡齐对徐平道：“今天下午，到了之后我们在庄里附近转了一圈，看了你说的棉花田。地里白花花的甚是可爱，只是看起来也没什么稀奇，长得不如麻高大。以前我家里偶尔也买过两次吉贝布，确实比麻布柔软，又不像丝那样的顺滑。只是我以前听人说，岭南的木棉长得极是高大，如大树一般，怎么你庄里的不一样？”

　　　　“相公有所不知，棉分两种，一是木棉，一是草棉。木棉高大如树，但其花里的丝绵却短小脆弱，纺织不易。下官庄子里种的是草棉，虽然没有木棉那般高大，但花朵却肥，而且丝绵长且坚韧，最利于纺织。”

　　　　蔡齐点头：“哦——原来如此，还分木棉和草棉两种。”

　　　　徐平研究自己庄里的自然经济，一直也注意到底有什么作物，能够大规模的成为商品，打破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辟商品经济的新时代。观察了十年，发现还是棉花是最佳选择。传统上布帛是轻货，利于长途贩运。可以分散种植，然后集中加工，市场又几乎是无限大，可以大规模地工业化生产。

　　　　原始的草棉，比如中国历史上在明清时期广泛种植使用的那种棉花，由于纤维短而且脆，是很难使用机器织布机的。中国历史上的丝绸纺织业，很早就出现了水利纺纱织布，但却没有更进一步地发展，也没有大规模地推广。不是古人太笨，而是因为丝绸纺织业的特点，要到工业化大生产的门槛太高。而门槛低的棉花纺织业，却并没有合适品种的棉花，无法用于机织。历史上是直到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草棉和印度草棉杂交育种，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育，才出现了适合于机织的棉花品种。

　　　　徐平的庄上，有来自于他前世的棉花品种，跨过了最重要的选种阶段，直接就可以用于大规模地工业化生产棉布，这才是最重要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这些棉花品种，徐平即使能做织布机，也只能跟历史上的英国人一样，先大规模地养羊，从织羊毛开始。

　　　　（备注：自然经济时代，猪肉是比较贵的。历史记载开封城里猪肉羊肉价格相差不大，宋人说肉价一般猪羊肉一起说。乡下地方，羊肉会明显贵过猪肉。其实一直到清末都是如此，不能用现在的经济条件，去理解宋朝人为什么喜欢吃羊肉少吃猪肉。）（未完待续。）

第154章　好借好还

　　　　夜幕降临，游园里杯觥交错，热闹非常。

　　　　范仲淹有些失落，他没有想到自己和晏殊两个人给欧阳修说情，徐平还是没有领情，而且对欧阳修的态度还更严厉了一些。按以前交往的印象，徐平还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极少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只能说，这次欧阳修真地犯了徐平的忌讳。

　　　　以事论人有什么错？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进贤退不肖，所用得人。不先辨别清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又怎么能够选拔出合适的人才来？

　　　　为人臣者，先修己身，德才齐备，然后以道佐明君。如果只论事，依照事功奖惩升黜，怎么防止小人窃居高位？论起做事的能力，最近几十年，又有几个人比得上权相丁谓？按徐平的说法，几十年后岂不是又会出现“五鬼当政”的局面？

　　　　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内修己身，得圣人之道，明天地之理，以大道佐明君，惠百姓，治国家，平天下，舍我其谁！

　　　　此为内圣而外王！

　　　　范仲淹评寇淮：“左右天子，天下谓之大忠”。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背后的意思非常明确。天子是明君，则以道辅佐，天子怯懦，国家存亡之际，大臣便就应当挺身而出，不惜左右天子，挽狂澜于既倒。这个时候，哪怕夺皇帝之权，也是大忠。

　　　　君子立朝堂之上，则天下大任担于自己的肩上，上正帝王，下正朝纲。对帝王唯唯诺诺，只知道阿谀奉承的，不但不是忠臣，还是大奸。尤其是下残百姓，上媚君王的，更是大奸之中的巨奸。以事论人，这不是开了奸臣升迁的道路？而且这道路，还特别有利于小人走。君子要坚持原则，自然就会得罪人，怎么比得过欺下媚上的小人？

　　　　要想要天下清明，开太平之盛世，最先要做的就是辨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范仲淹这次回到京城，就是认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