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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精华:胜在三十六计 赢在孙子兵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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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释义】
  全军退却,避开强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语出《易经·师》卦。《象》辞说军队在左边扎营,没有危险。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如宋毕再遇与金人对垒,度金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豫缚生羊悬之,置其前二足于鼓上,羊不堪悬,则足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相持数日,乃觉,欲追之,则已远矣。可谓善走者矣!
  走为上计,不一定是失败时或选择战机时才做的事情。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历代名臣于叱咤风云建功立业之后,多有急流勇退的例子。其中原因殊为复杂,总体来说不过是雄主们屠戮功臣的习惯性冲动造成的。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东山再起,成为春秋末期最后一个霸主,把越国的领土一直推进到今天的山东省。在勾践复国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的贡献不得不说,他们就是文种和范蠡。当年勾践就是因为不听文种的劝阻,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率兵抗吴,才惨败亡国。战败之后文种并没有抛弃勾践,而是忍辱负重在吴国为勾践多方奔走,才使得吴王勉强答应不杀勾践。勾践本人被囚禁于吴国三年,在此期间文种代为掌管着越国的大小事务。他在国家沦丧之后力撑危局,鼓励人民发展生产,等待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文种向勾践提出了七条计策来对付吴国。勾践采纳了文种的计谋,终于打败吴国,还被诸侯尊推为霸主。勾践复国成功,洗刷了在吴国做牛做马三年的耻辱,群臣争相朝贺,全国上下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但勾践却没有半点喜笑颜开的表情。另一位功臣大夫范蠡看见这种情景叹息说:“是离开朝廷的时候了。”于是上书越王请求告老还乡。勾践当然是再三劝留,但是范蠡去意已决,最终不辞而别。
  范蠡临走之前送了一封信给文种,信上说:“越王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脖子很长,嘴巴像鸟喙一样尖利。这个人有惊人的耐力,能含垢忍辱。但是他有可怕的忌妒心,这种人只能与他共患难,却不能与他共安乐。现在举国欢庆,越王却不开心,这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担心功高之人今后难以领导,由此露出了杀机。你如果相信我的话赶快辞职引退,走得晚了恐怕难得善终。”
  果然,勾践复国后很快就和功臣们疏远了关系,很多大臣纷纷辞职引退。文种对范蠡说的话将信将疑,加之难舍得来不易的荣华,就只是称病不出,却没有离开朝廷的意思。
  一天,勾践亲自去文种家里探望病情。文种装作病得很严重的样子,强作支撑迎接勾践。君臣之间漫无目的地谈了一阵之后,勾践对文种说:“先生曾经赐给我七条计谋,我只运用了其中的三条就消灭了吴国,勾践真不知道剩下的四条计谋先生准备用来对付谁呢?”文种只好回答说:“现在天下太平,那四条计策我看不用也罢。”勾践却似笑非笑地看着文种说:“那都是很好的计策啊,不用岂不可惜。文大夫,麻烦你代表寡人带着这四条计谋到九泉之下,帮助我去对付一下吴王死去的祖宗们吧。”说完勾践起身离去了,走时留下了一把宝剑。
  文种接过这剑一看大惊失色,因为当年吴王夫差就是用这把剑逼迫吴国的栋梁之臣伍子胥自杀的,勾践是希望自己步伍子胥的后尘啊!面对此情此景,文种叹息道:“我不听范蠡的忠言,终于被勾践所杀,愚蠢呀!”说完就拔剑自杀了。而范蠡却携带家眷和财宝到了齐国,自己经营家业,过着舒服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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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战察兵,国之大事(1)
战争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大事,以战略的高度对军事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体现了“一代兵圣”对战争问题的慎重态度和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不察兵而轻易发动战争,不察兵而轻易与敌国作战都是危险的,轻者丧师杀将,重者失地灭国。因此,孙子在篇首就提出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里不仅提到了察兵之于战的重要性,同时也包含了慎战的思想。
  用兵不察,师败身死
  春秋时期,宋国是弱国,却一心想做霸主,不断攻击比自己更弱小的国家。一次国君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慌忙向楚国求救。楚国国君派能征善战的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本土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兵,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非常清楚宋国绝非楚国的对手,劝宋襄公道:“楚国是大国,兵多将广,土地辽阔,我们宋国弱小,哪里能与它相匹敌呢?还是跟楚国议和吧!”
  宋襄公生气地说:“楚军虽说兵力有余,但仁义不足;我们宋国兵力不足,但仁义有余,仁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你为什么要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公孙固还想争辩,但宋襄公怒气冲冲地说:“我意已决,不必说了!”宋襄公命人做了一面大旗,高高地竖了起来,旗上绣着“仁义”两个醒目的大字。
  战斗开始后,楚军强渡泓水。宋将司马子鱼看到楚军一半渡过河来,一半还在河中,就劝宋襄公下令进攻,乘楚军尚无立足之处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宋襄公却说:“寡人一向主张‘仁义’,敌人尚在渡河,我军趁此进攻,那还有什么‘仁义’可言?”
  楚军终于渡过了河,开始布阵。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楚军现在队列未成,较为混乱,我们赶快进攻,还有希望获胜,赶快下令吧!”宋襄公指着迎风飘扬的“仁义”大旗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怎么能趁敌人布阵未稳就发起进攻呢?”宋军由此坐失战机。
  楚军布好阵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宋军冲杀过来。宋军一战即溃。楚军乘势掩杀,宋军丢盔弃甲,宋襄公本人也被一箭射中大腿,“仁义”大旗则成了楚军的战利品。
  宋襄公惨败后,还不服气,他对司马子鱼说:“仁人君子作战,重在以德服人,敌人受了重伤,不应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敌人,也不应抓他做俘虏。敌人还没有摆好阵,我们就击鼓进军,这不能算是堂堂正正的胜利。”
  司马子鱼长叹一口气,说:“我们宋国兵微将寡,根本就不是楚国的对手,本不应该跟楚国交战。可是您却非要交战不可。一旦交战,就应抓住战机,痛击敌人,可是你却讲什么仁义。不伤害重伤的敌人,就等敌人来伤害我们吧;不抓头发花白的人做俘虏,就让敌人抓我们做俘虏好了。”
  宋襄公无言以对。第二年五月,宋襄公因伤势过重,久治不愈,死了。
  宋襄公在不了解敌人和自己的情况下就勉强用兵,用兵之后又不断丧失战机,完全无视战争规律。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即是讲察兵、用兵的重要性。宋襄公无视自己的力量,先伐楚之盟国郑国,引来楚国重击,又不听劝谏,滥讲仁义,导致兵败身死,实在是不察之罪也。
  失于察兵,丧师覆国
  察兵,孙子在其书篇首就提到这个问题,可知察兵之于用兵,之于国家,之于人民的重要性。因失于察兵而导致惨败失利,灭国丧生的典型代表是前秦皇帝苻坚。用兵之前,其弟苻融曾痛哭流涕谏其不可对东晋用兵,苻坚不听。苻融以良相王猛弥留之际不可伐晋的遗言再次相谏,苻坚依旧一意孤行。当时整个前秦王朝的主要敌人并非偏安于长江以南的东晋,而是崛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苻坚灭掉前燕、前凉后,国内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他属下的慕容氏。在这场战争的初期,灭晋计划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只有心怀异心的慕容氏及其他几个素怀异志的人支持他,因此战争动员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作战察兵,国之大事(2)
苻坚在良相王猛辅佐下,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可是天不假年,王猛英年早逝。临死之际,王猛嘱托苻坚千万不可伐晋,苻坚也点头应诺。当时东晋立于江南一隅,后在谢安等名相治理下已趋于稳定,有了相对稳固的基础。时人赞誉说: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王猛在苻坚的重用下,打击豪强,稳定民心,使前秦的国力空前上升。可是王猛死后,苻坚便把其遗言抛到九霄云外。好大喜功,无视前秦政权内其他少数民族对他的反对,拼凑近百万大军,忽略军队的后勤补给,行军战线过长,军事情报的不准确性,致使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局面出现。对降将朱序的失察,更是重大的失策;对军队的其他军事首领,如慕容垂的失察,也是失败的原因。最致命的弱点是对东晋的力量估计不足,导致重大失败,结果丧师覆国,致使北方再度陷于分裂。
  公元370年,前秦灭掉了前燕、前凉,攻占了东晋的襄阳等地。苻坚认为一统天下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调征各地人马九十万,向偏安南方的东晋杀来。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任命丞相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兵迎击前秦军队。谢安胸有城府,临危不惧,他委任谢玄为前锋都督,选派谢石代理征讨大都督,指挥全军作战。
  苻坚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攻克了寿阳,随后派降将朱序到晋营劝降。朱序是在四年前与前秦作战兵败后的降将,当时实为迫不得已。如今回到晋营,不但不劝降,反而将前秦的兵力部署全部告诉了晋军。谢石根据朱序提供的情报,派猛将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强渡洛水,偷袭洛涧的前秦军队,歼敌一万五千人,晋军士气大振,前秦士气则遭受挫折。谢石、谢玄指挥晋军推进到淝水东岸,与前秦军夹岸对峙。
  苻坚人马众多,可后勤补给困难,一心只想速战速决;东晋军担心前秦的后续部队与前军会合,不能制胜,也想乘胜击败前秦军。于是双方约定:秦军稍稍后退,让出一块地方,让晋军渡过淝水,进行决战。
  苻坚认为:只要趁晋军上岸立足未稳之机,以骑兵冲杀,就能把晋军全歼。
  决战开始前,苻坚命令淝水前沿的前秦军队稍稍后撤,让晋军过河。开始的时候,前秦军还有秩序地后退,但缺乏统一部署,片刻之后阵势大乱。
  早已潜伏在后军中的朱序乘机指挥自己的部队齐声呐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军不知虚实,以为真的败了,顿时溃散。成千上万的士兵,潮水般地向后涌去。车骑大将军苻融连杀数名后退的士兵,企图阻止秦军后退。结果不但没有遏制住秦军的后退,反而连人带马被后退的人马撞倒,死于乱军之中。
  谢石、谢玄哪肯错失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立刻指挥八千骑兵率先杀入秦军,后面的晋军也奋力杀敌,掩袭过来。前秦军兵败如山倒,一发而不可收拾。
  苻坚仓皇北逃,一路上风声鹤唳,九十万大军灰飞烟灭,从此一蹶不振,没过多久就死掉了。当初支持苻坚的慕容氏则最先叛变了他,战争失败后最先逃回北方,慕容垂再建燕国,分裂了前秦,苻坚之败实则败于察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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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胜之法(1)
孙子提出了夺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即“道”“天”“地”“将”“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统帅才能和法令制度。通过对敌我双方在这五种客观条件方面的对比,判断战争的胜负。
  昭王伐齐,道在其时
  孙子所言“道”除了国家政治的清明,百姓对国君的拥护,还包括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战争的正义性在外交上可获得的支持。战国时期燕昭王重用乐毅几乎灭掉齐国,首先一个条件就是具备了“道”。当时齐湣王骄横无比,接连攻打赵、魏、楚等国,乘燕国内乱进行入侵,几乎灭燕。所发动的战争几乎都是非正义的入侵,各国都非常痛恨他。燕昭王为雪入侵之仇,励精图治,重用贤才,整军经武,使燕国渐渐强大起来,又重用乐毅为统帅。在以乐毅为帅伐齐的战争中,燕国可谓占据“道”“将”“法”之三大法宝,取胜是在预料之中的。
  乐毅是春秋时期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喜好兵法,文武双全,治军严格,用兵有方。
  乐毅在魏国时,听说燕昭王正在招贤纳士,于是投奔燕昭王,被昭王封为亚卿。乐毅受重用后,日夜操练军队,演习攻防战术,很快就训练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精锐部队。燕昭王向乐毅请教复仇之计,乐毅说:“齐国是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单凭我们燕国的力量是不足的。如果大王一定要伐齐,最好联合赵、魏、楚三国共同出兵。赵、魏、楚三国对齐国恨之入骨,大王派使者去,他们肯定会出兵。”
  齐国国君齐湣王依仗齐威王创下的霸业,骄横无比。向南击溃楚军,向西打败赵军、魏军,将自己的地盘扩大了一千多里。楚、赵、魏对齐湣王极为仇视,一听说要伐齐,立刻响应燕昭王的号召,积极派兵参战。
  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率全国军队。这时,韩国也主动加入了攻伐齐国的行列。于是,乐毅统率燕、赵、韩、魏、楚五国军队浩浩荡荡杀向齐国,在济水将齐军打得一败涂地。
  济水一战后,赵、楚、韩、魏各自夺得了齐国的数座城池,就不再进攻了。乐毅独率精锐的燕国部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齐军望风而降,齐湣王外逃被杀。乐毅将齐国的珍宝财物和齐王祭祀用的礼器都运载回燕国。
  燕昭王亲自到济水边上慰劳燕军、犒赏将士,并封乐毅为昌国君,以昌国为其领地。
  燕昭王之伐齐可谓是深谙孙子之“道”的先决条件,也深谙将与法的原则。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将领的优秀程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孙子在兵法里特地提出了道、天、地、将、法,“将”为其中的重要元素。韦睿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名将。韦睿对继母十分孝敬,因此受到乡里人的称赞。伯父韦祖征为郡守,常带韦睿去办理公事,视之如子。当时韦睿内兄王憕、姨弟杜恽在当地都颇有盛名,韦祖征一次问韦睿:“汝自谓何如憕、恽?”韦睿谦虚不敢回答,韦祖征说:“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而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
  永元元年至二年(499—500),齐国太尉陈显达和护军将军崔慧景相继叛齐,屡逼京城,以至人心惶惶。时有人向韦睿请教,韦睿说:“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兴于吾州矣。”于是派他的两个儿子和萧衍结交。

第二章  制胜之法(2)
萧衍起兵后,韦睿率郡人伐竹为筏,带两千人和两百匹马日夜兼程投奔萧衍。萧衍见韦睿到来非常高兴,手按桌角说:“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萧衍多用韦睿方略,顺利攻取了郢城。中兴元年(501)八月,萧衍将率大军继续向前,但苦于无良将留守郢城,考虑良久,对韦睿说:“弃骐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于是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驻守郢州。
  天监元年(502),萧衍称帝建梁,任命韦睿为廷尉,封都梁子,邑三百户。天监二年(503),改封永昌,户邑如先。萧衍立太子后,迁韦睿为太子右卫率,出为辅国将军、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天监三年(504),魏军来攻,韦睿率州兵将其击退。
  天监四年(505)十月,梁武帝萧衍兴师进攻北魏,以昏聩的萧宏为统帅,率军进驻洛口。天监五年(506)二月,梁徐州刺史昌义之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战于梁城,昌义之败走。四月,北魏以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军十万迎击梁军。五月,梁太守右卫率张惠绍攻徐州,进抵宿预。昌义之复攻梁城,拔之。
  是月,韦睿派长史王超等进攻北魏小岘(今安徽含山北),未克。韦睿亲自巡行围栅,魏军数百人忽出城外列阵。韦睿欲发动进攻,部将都不赞成,认为:“向本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韦睿则认为:“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入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但部将仍犹豫不决,韦睿遂出示符节说:“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于是进兵,梁军殊死作战,大败魏军,占领小岘,继之乘胜围攻合肥。
  韦睿进至合肥城下,见合肥城池地势低洼,遂决定作堰围淝水以灌城。堰成,“水通舟舰”。此时,魏将杨灵胤率五万援军来救。梁军见敌势强大,也要求增兵,韦睿曰:“敌已至城下,方求援兵,无异于远水救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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