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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水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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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扰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台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当天的号子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官太太好生不快,见他颈根里黑黑的一圈,见他耳朵里生出几根长毛,更是不以为然,暗地里咒了几声“塌鼻子”——有什么了不起呢?
轮到她就诊了,塌鼻子一见她就摇手“我一个塌鼻子晓得什么!你还是找个高鼻子去看。”
对方听出了话中有话,吓得面如纸灰,忙不迭地道歉,一定要请他消消气,说她刚才腹诽的不是郎中,是另外一个什么人。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这一禁令是不是出于仇人暗算,不得而知。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其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挑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呵。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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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老地主
吴县长这个人也值得记录一二。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一个阉鸡脑壳又长又尖,相貌要说多丑有多丑,为人却不失厚道。以前当地主的时候,他见了乞丐就施粥,见了死人就请人来埋,见到路上卖咸鱼的挑子,就一把拦下,要对方挑到粥厂去,说几担咸鱼值几个钱呢?你们只管吃,吃不穷我的。
有一年,山里发生宗族械斗,双方都咬死理,他就卖田来平息纠纷。
他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县长,但贫下中农对他印象不错,土改的时候纷纷说,先不能斗他,要斗就斗世癞子。世癞子的田其实没有他的多,但那人太厉害一点,年三十到别人家催账,见对方没有谷,也没有茶油,就把人家准备过年的一个猪头提走了,好不尖钻!好不歹毒!正人君子不齿。
农民总是通过细节来论人的,总是记忆着细节和传说着细节,重细节甚于任何政策和理论——这与很多新派人士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吴县长虽然成了革命的敌人,但靠一大堆细节挡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挨过打,还颇受乡亲们尊重。有的人家生了娃崽,请他来取名字。有的人家办酒席,请他来坐头一桌。有一次某家嫁女,请他写对联,听说他做客去了,硬是追出五六里地,一定要讨他贵人吉言。他没有办法,只好站在路上口授一联:“易挑养育千斤担,难显关怀一片心”,算是马虎应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逃脱的一劫。他还是被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斗争,只差没把他当只猴子吊起来。他前面挂了一块牌,上写“牛鬼”二字。后面挂了一块牌,上写“蛇神”二字。他游行的时候就恨恨地喊:“我前面是牛鬼,我后面是蛇神!”民兵们开始还不觉,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问他怎么能这样喊。他说你们如何写,我就如何喊,都是照你们写的喊,要不得么?民兵们觉得他也没有说错,只好马虎带过。
工作队总算找到他一个岔子,指控他搞封建迷信,一直给人看相。
他不服:“你们说看相是搞迷信,那你们买条牛不也是要看犍?”
我用这个“犍”是取其音Jan,指牛身上的旋毛眼。农民们常常查看犍的多少和位置,以此判断牛的质量和性格。在老地主看来,这不也是给牛看相?不也是革命的唯物主义?为何牛相可以看而人相不可以看?
工作队说不过他,只好再次带过。
同其他反动分子一起跪着挨斗的时候,他跪功最好,跪上两三个钟头,挺胸昂首,腰身笔直,纹丝不动,让台下所有的人都啧啧称奇。大家不听台上的发言,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膝下和腰上,让会议组织者颇为恼火。到后来,他还可以跪着睡觉,一睁眼,打一个哈欠,吞一丝涎水,发现大会还没结束,合上眼睛再睡回笼觉,身板还是稳如磐石高高挺立。会场里油灯的光线暗淡,没有人发现他去南柯国走了好几个来回。
大概是这样跪着睡习惯了,睡舒服了,他后来不跪还不行。人家坐着铡猪草,他就要跪着铡。人家蹲着栽菜秧,他就要跪着栽。动不动就给人一个罪大恶极的姿态,让人惶惶不安。他来参加一般的会议,没有人要他跪,但他坐着坐着就双膝滑落在地,要过一过下跪的瘾。“我瞌睡来了,不得了,不得了,” 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不跪一下硬是不行了。”
你回去吧,快些回去!……工作队后来也这样打发他,怕他留下来继续搅乱会场秩序。
他后来过得比较清闲。据说老婆病故的时候,他想过自杀,拿蜂蜜拌葱吃。俗话说,蜜拌葱,快如风,一吃肯定要死人的。但他吃了两回,居然就是不死,八字铁硬的。
总算等到了政治运动的结束,他重新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两个儿子也都上了大学,后来还去了美国。其中一个当了公司经理,另一个学问大得很,据说专门研究机器人的后脑壳——这是他对儿子专业成就的描述。听他这样说,好像机器人是有后脑壳的,可能还有额头和下巴之分,有五官科和泌尿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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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卫星佬
当年的一位插友姓刘,眼下在电视台当差,来我家玩过一次,执意要帮我装上电视卫星天线,决不让我成为文明的弃儿。
一辆工程车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开来了。车上跳下两位技师,手操对讲机,分咐手下人搬出监测器、钻孔机、定向仪、解码器、手提电脑等等,还忙着检查基础工程,即一个直径一点五米的水泥座——我家已经遵照分咐提前打造好。
他们架上铝皮锅,靠定向仪确定方位,靠监测器查验信号,靠电脑上网搜寻参数资料。一拨人在野外操作天线,另一拨人在室内调试电视,双方在对讲机里哇啦哇啦呼叫,忙得一个个满头大汗。碰到什么疑难,他们还打手机咨询更高级的专家,甚至直接打到出产设备的厂家。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过程中,我只能端茶倒水,完全帮不上忙。
朋友送来的这口锅,本身就价值两千。这笔厚礼实在让我过意不去。买一车西瓜送去电视台还礼,是后话不提。
几个月以后,雷击打坏了天线。我不好意思要工程车再跑一趟,正在为难之际,一位邻居对我说:“何不喊毛伢子来一趟?”
毛伢子是谁?
毛伢子就是桥头村路边那个杀猪佬呵。邻居说,他近来也兼营卫星天线安装,别人也叫他“卫星佬”。我不大相信杀猪的能玩好卫星,没有接受邻居的建议,含糊了一下。没料到邻居很热心,竟自作主张拜托一位运竹木的司机,捎了个口信下山去。卫星佬就这样进山了,站在院门外高声大叫。
我不认识他,见两个汉子的裤腿上满是泥点,以为是打鱼人来卖鱼,连连表示我们不要鱼。“不是你叫我来的么?”毛师傅很纳闷,给我出示一只用草绳拴着铝皮锅,让我明白他们的来历和来意。
他们当然没有汽车,只骑来了一辆浑身哗啦啦乱响的旧摩托。一个人抱着大锅反坐在车尾,另一个挂着两个工具袋向前开车,一正一反珠联璧合,就像一棵歪着头的大蘑菇上了路,更像一只支着锅形天线的预警飞机嗡嗡嗡进了山,哪怕在田间小道也能七弯八折,一往无前。进了大门以后,大脚板踩得到处是泥印,他们既不细察,更不多言,三下五除二就打上前去,动作如果不说是粗鲁但至少是猛烈,简直是在杀猪。他们不由分说把肥胖的电视机抬到室外,扔在草地上任它哼哼,接上电线,就当成监测器用上了。他们既不需要定向仪,也不需要用量角器,只是抬抬头,看看太阳的位置,甚至是太阳在云中可能的位置,把一口铝皮锅左挪一下,右旋两下,再踹它三两脚,差点踹出了我想象中的尖叫,很快就校准了卫星方向。他们对锅座安装更无教条主义,如果你同意,他们更愿意省掉钢架,找来一些断砖废石,不一会就砌出三个砖墩,让锅座由一条钢腿变成三条砖腿,不像是架天线,倒像是砌猪圈。
卫星锅成了潲水锅。这样虽不大好看,虽不符合技术规程,但实际上更结实和更稳固,有抗风和防锈的诸多实惠。在锅中央的高频头上,他们随手罩上个底朝天的可口可乐半截瓶子,算是乡下人的即兴创造,一个防雨的小把戏。
猪杀完了,肥胖的电视机也被捉回室内重上屠案。杀猪佬揪去一把鼻涕,在裤子上擦了一把,对各种解码参数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对“亚太一号”“泛美二号”“雅玛尔”一类卫星名称如数家珍脱口而出,随手调试出屏幕上中国的、港台的、南亚的、中东的、欧美的各种音画,就像从竹笼里掏出一只只猪,看你要哪一只,看你要剁哪一块,他都可以熟练地剁好,足斤足两,老幼无欺。价格也便宜:装一口锅,连人工和线材费用总共三百左右,不到一头猪的钱。
我这才知道卫星天线已经大大降价。
我要他们吃了饭再走,他们连连摇头,说天已不早,还要顺路去茶盘砚收猪,准备明天卖肉,说完一溜烟骑着摩托走了。
我目送他们远去,怀疑他们的小小摩托无所不能,不但能把肥的瘦的卫星节目统统带上山来,也能把电子化数码化的大肥猪运下山去。
39 意见领袖(1)
乡下电视多了,报纸就少了。我订了份报纸,不料成了批发式的周报甚至旬报。乡邮员小吴一个月难露几次脸,来一次就批发一大堆:总理的出访和归国同步报道,球赛的预测和回顾联袂而来。我对这种时间杂串很恼火,差一点要打电话向邮政局投诉。后来一打听,得知小吴的月工资才一百多元,摩托车的汽油也不能报销,因此他不得不把副业当正业,兼职开上了推土机,实有谋生的无奈。
我只得把话咽了回去。
比较自己当知青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乡邮员没有摩托车,连脚踏车也没有,靠两条腿步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当天报纸。为何三十年后的乡村邮政竟糟糕到如此地步?乡邮员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市场化分配看似合理,但对贫困山区的某些公益事业而言,岂不是要斩尽杀绝?
我是这里不多的私人订报者之一。只是不知这是对小吴有利(让他的业务效益有所增加)还是不利(如果无人订报,他每月下山一趟也许就够了)。
没有报纸,并不妨碍山里人放眼中国和世界。这一天我妻子去胖姑娘家买豆腐,回来大笑不已。我问她笑什么,她几次刚要开口又忍不住捧腹弯腰,眼泪都出了眼眶。原来,她刚才在大路边听一堆人聚议国事,绪非爹正在那里发表口头社论,议题是海南岛上空的中美撞机。
“……美国飞机来了,你有狠,就一炮打他娘的尸,跟什么踪?闻屁臭么?你的飞机又不硬,做得蛋壳子一样,假冒伪劣,撞不过人家的美国货,怪谁?”这是他对中国飞行员和飞机质量的不满。
“美国也他娘的太毒了,就是欺侮你不敢打。上次还炸我们的南斯拉夫(正确说法应该是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说是误炸。屁!你相信么?你以为他们飞机上的炸弹真是没捆好,一不留神滚下来一个?飞机上捆炸弹,总不会是用草绳捆吧?起码要拿六码丝(一种农民所熟悉的铁丝)来捆吧?他娘的,一炸就是三弹齐发,明明不是滚下来的,硬是起了毒心。最后说是赔钱。谁知道真的赔了没有?再说,他美国反正是有钱,扯几张票子不碍事。就当是摸了你老婆的屁股,赔五块钱,输钱没有输气呵。你拿他如何办?”这是发泄对美国当局的嫉愤。
绪非爹端着一个保温杯朝乡政府走去,见到这个爹那个婆的,还是一路上心潮难平:“不得了哇,不得了,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飞机犁一路去,轮船又犁一路回,到现在,一块降落伞的布也没找到。你们说那个飞行员是不是也有点蠢?未必手机也没带?打个电话回来呵!说我在哪个弯角,省得这么多人耽误瞌睡呵!”
这位绪非爹已在供销社退休,成天捧着个保温杯到处游荡,这里站一下,那里站一下,经常说得唇干舌燥,也确实需要茶水及时补充。实在没有话题和听众的时候,他有些无聊,就搓一手麻将,打一轮桌球,骑着摩托去镇上飚车,当一回玩酷的时尚老年。直到有一次翻车受伤,他好几天撅着屁股哎哎哟哟,扶着墙壁走路,才不再沾摩托。
方方、、蒋韵、李锐、蒋子丹等朋友来乡下时,听我一番介绍,对这位意见领袖大为好奇,要我领头前去拜访。但那天运气不好,我们没找到他,只看见到他家墙根刷有石灰标语“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弹子。这粒弹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弹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弹子。”
“真是要感谢邓小平,说我们的弹子怎么能卖给你呢?就一举把香港收回来了。现在我们胯里要痛,也只痛一粒了。”他补上重要的结论。
这些话女士不宜,但纯属说话的常识化和形象化,其实并无下流之意。看他的脸色,也是一本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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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意见领袖(2)
我夏天里下水游泳,有幸在水中被他偶尔接见过三两回。他把汽车轮胎当成皮筏子,一块木板当作船桨,慢慢地朝我划过来,一个黑点由远而近。待看清他了,我发现轮胎上还横绑两块木条,就像船上的左右舷板,塑料袋里还藏有肥皂、毛巾、保温杯一类,看得出主人不是来游泳,是装备齐全地来洗澡。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势力:“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嗵!”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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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面子(1)
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决不会用一个电话,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得“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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