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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旋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陈剑轩笑着安慰：“小旋，你们所有的女同胞都将乘坐安司令的专机去叙府。现在日本人已经卯足了劲想找我们动手，此去叙府一路上估计不太安宁，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这些公司的宝贝疙瘩吃苦的。对了，安司令可交代我了，一定要保护好你，他还想在叙府听我们的金嗓子唱歌呢！”

周旋眉开眼笑：“真的吗？司令真的这么说的吗？那我得准备好，随时都要以最佳的状态出现，这样只要碰到司令，他就可以听我的歌了！”

陈剑轩和何京相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不知安大哥如今怎么样了，他肯定很难过吧……”周旋真情流露地喃喃自语。

周崇安望着这位娇小女子，心中颇为感动，细细一想心里也充满担忧，安毅确实承受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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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二三四章一往无前

第一二三四章一往无前

宋哲元还是上当了，连续接到安毅、冯玉祥、陈诚、何应钦、胡家林等十余名军中将帅的劝慰电，可惜最终还是比不上环绕他身边的齐燮元等大批亲日派官员和智囊的谗言，宋哲元思虑再三，还是毅然决定接受日本驻北平领事馆的邀请函，前往天津，与日本军政首脑举行和平谈判。

日本汉奸组织利用报纸杂志，煽动极度渴望和平的平津市民上街游行，举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标语旗帜，四处游走，马友山、徐亮等一大批日寇暗中收买的地方部队也都纷纷前去觐见宋哲元，表示对和平谈判的支持，兼之此时二十九军内部将领也明显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蓄意挑起战火的丰台日军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也偃旗息鼓，返回军营，终于造成了宋哲元和中间派军政官员的严重误判。

七月八日中午，宋哲元宣布前往天津举行中日和平谈判的消息，经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后，立即以电波方式传遍全国，正在庐山展开紧急会议的蒋介石和中央军政委员无不大惊失色，此时关东军四个师团已经开到了长城一线，另有六个独立混成旅团正在以最快速度从奉天、朝阳、锦州等地隆隆南下，中日大战爆发的态势已经极为明显，这个时候宋哲元仍然抱着如此幼稚愚昧的和平幻想，仍然没有认清环绕身边的众多汉奸嘴脸，怎么不让人心急如焚，悲愤交加？

下午一点，忍无可忍的蒋介石，终于以明电命令的方式致电宋哲元：“……切不可有丝毫侥幸之心，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以及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即便进行最后之和谈努力，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发出电令之后，立即以全国军队最高统帅之名义，命令孙连仲部两个主力师北上保定，弥补前出后的第十七军腹部空虚。自此，全面抗战思想完全确定，再也不允许有任何怯懦退缩的声音。

下午两点十分，军事委员会庐山会议室。

短暂的休息时间刚刚开始，将帅们各自放松，有的出去透透气，有的默默点上烟，冯玉祥、徐永昌、唐生智、陈诚等七名委员仍然站在大幅军事地图前，紧张进行讨论。

上午，陈诚代表蒋介石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绝密计划：一旦中日战争全面打响，驻扎江浙之中央军将在最短时间，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利用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包围上海地区，以最快时间消灭驻扎上海的日本军队和军舰，另以沿长江中下游驻扎之各部军队，配合海军长江舰队封锁长江航道，尽数收缴并俘虏所有日本军民两用舰船，若遇反抗，必将以最坚决之打击予以击毁。

这一重大机密计划，令所有与会的军政界核心将帅触目惊心，近乎半数人一时间难以消化。

紧接着，到下午军委常委、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再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作战计划：利用日军大部队无法及时增援平津地区之有利时机，命令第十七军、五十三军主动出击，以一往无前的精神，主动打击平津地区日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占据主要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毕其功于一役，抢先把握战争主动权。

两个无比大胆的计划，一前一后抛出，震惊了全场，会场足足沉默了三分钟时间，才发出阵阵惊呼声、欢叫声和嗡嗡不绝的议论声。

蒋介石看到众将帅情绪激动，显然一时间难以平静，便授意主持会议的曹浩森暂时休息，给个轻松时间让大家好好消化一下。

总参谋部三位正副厅长围在安毅身边，紧张询问，七八名军级将领围成了第二圈，将会堂左侧院子里刚刚修剪的草坪踩踏得不成样子。

安毅吸着烟，非常诚恳地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也没有平常讨人喜欢的半点儿笑容，有的只是严肃与认真，还有一丝淡淡的自信。

蒋介石握着喝下一半的水晶杯，站在落地窗后，默默凝望不远处被众将帅紧紧围着的安毅，无比复杂的心中，包含丝丝歉意。

在上午举行的紧急会上，冯玉祥、李烈钧两人在战区司令长官的人选决定中，力主任命安毅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就连一贯审慎从不轻易表态的程潜，也同意了冯玉祥等人的意见，但是，蒋介石最后还是说服了众人，坚持由自己来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则不出意外地确定为宋哲元，但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地把程潜这个德高望重的元老任命为战区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则挑选了刘峙。

众人听到蒋介石非常慎重而又不容置疑的决定，面面相觑，感到非常的吃惊，但细细一想，立刻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知道蒋介石一定是通过秘密渠道，取得了宋哲元麾下主要将领的支持和效忠，企图通过对宋哲元的高调任命，让全中国军民看到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对宋哲元、对二十九军十五万将士的信任，从而截断宋哲元的所有退路，迫使宋哲元不得不打消幻想，幡然醒悟，继而保持二十九军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使其不至于在关键时刻倒向日军。

这一力排众议的任命，完全没有考虑到战功卓著才华横溢、但是却缺少足够资历的安毅的心情，在蒋介石看来，安毅不是那种独霸一方、听调不听宣的地方诸侯，不管如何，坚决抗日、顾全大局的安毅，肯定不会因此有何想法，哪怕一时心中失落，也都能理解自己这个校长的良苦用心。其次，目前华北最强大的、堪称中流砥柱的第十七军出自安家军，虽然安毅亲自前往指挥会更有效果，但是年轻气盛的安毅极有可能无法做到全局折服、步调一致，相反，如果换成宋哲元来负责统筹安排，再有程潜这个元老压阵，第十七军、万福麟部、庞炳勋部都能放弃心中那点儿自私自利和所谓的老资格，都能做到全力以赴，不计得失。这，便是蒋介石最大的考虑。

“委座，担心安将军心里不好受？”

白崇禧不知何时来到蒋介石身边，与蒋介石并肩而立，望着已经蹲在草坪上，不断用手比划的安毅。

蒋介石微微一笑：“不，我从不担心安毅会有何想法，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也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他定能体会到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个时候，二十九军的立场太关键了……健生，谢谢你支持我的决定，想必安毅也非常感谢你在短短半个晚上时间里，协助他拿出第五号华北作战计划来。

“说实在的，抓住机会主动出击的设想，此前我也仔细想过，只是，没有你们想得如此细致全面，就连最坏的打算及补救措施，你们两个都能在转眼之间计算出来，令我叹服，更让我倍感欣慰啊！”

白崇禧没有半点得意，反而对蒋介石的另一个计划由衷地赞叹：

“委座客气了，其实委座早已制定的淞沪作战计划，才是令属下叹服的，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委座会对上海日军一直存有雷霆一击、力争全歼之详尽计划，看来，委座不但把敌人瞒过了，也把军中所有将帅瞒过了，此时属下心中仍然满是钦佩和感慨啊！”

蒋介石难得地笑了：“健生过誉了，谁能瞒得过你这个小诸葛？不用想，我都知道你肯定早已有此念头，否则你断然不会在看到这个绝密计划的那一刻，显得那么的平静，呵呵……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安毅和你匆匆制定的五号作战计划吧，虽然在全局指挥上有颂公，前敌指挥有刘经扶，但是具体指挥还得要个人去才行，你觉得何人可以代替啊？”

“胡家林！”

“嗯，正合我意……不过，是否健生去和安毅私下商量一下，否则我担心等会儿复会，他会据理力争，弄不好，焕章兄几个又要叫唤起来。”

“属下遵命！不过，散会后委座恐怕还得费点儿心机。属下猜想，安将军会去找委座私下据理力争的，因为，第五号计划最为关键的部分，并不是先发制人的第一阶段战役，而是第二阶段，这才是最要命的血战啊……”

正文　第一二三五章以下克上

第一二三五章以下克上

一直以来，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

日本人出现“以下克上”的源自于“皇姑屯事件”。二八年六月三日，日本关东军试图制造混乱，占领中国东北，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在沈阳郊区皇姑屯炸毁了中国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作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若公开处分河本，会严重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勃然大怒：“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作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作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直接导致了后来日本军队中“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

日本第二次出现“以下克上”，是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日本天皇都不知道，完全是由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三人一手策划的。根据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满洲”。最初“满洲事变”行动日期是九月二十八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九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因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决定把“满洲事变”提前到九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日本大本营派遣的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的日子。

当然关东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有人曾经反对说，东北张学良拥有三十万精锐部队，而关东军加上在东北的日军铁道警备队、在乡军人、警察部队和日本浪人，最多不过五万人，由如何同东北军对抗？石原莞尔对这样的言论嗤之以鼻：“张学良很清楚，我们后面有强大的日本！而他的后面的同床异梦的蒋介石！东北军有张学良，就好像是一头长了绵羊心脏的老虎，他能不惧怕狼吗？”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安排了周密的计划：首先由今田新太郎大尉带人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谎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再由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以及平田联队向东北军发起攻击。九。一八事变三元凶，都是中低级军官，是“以下克上”。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赌博是赌这么两点：第一：假如本庄繁不同意，不派援兵，假如日本陆军部坚决反对，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柳条湖事变就会流产。第二：假如张学良坚决抵抗，蒋介石坚决抵抗，以装备精良的三十万东北军，以日本在东北的五万兵力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但石原莞尔认为国内陆军部肯定会支持，张学良肯定不会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九月二十四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日本代表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军将立刻开始撤退。然而，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驻朝鲜的日军增援。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拒绝了关东军的请求，向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一郎竟自行派出三万多军队增援关东军。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再次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十月十八日又向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未作抵抗，很快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全境沦陷。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这让越来越软弱的日本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责任。由于战争得不到首相的认可和支持，军部激进势力大为恼怒，他们制订了袭击首相官邸、刺杀首相，成立军事独裁政权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后因为内讧泡汤了。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年过七旬的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是孙总理的老朋友，他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十二月二十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这一秘密和谈被曝光，惹怒了军内的激进派。三二年三月一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犬养首相却没有承认“满洲国”，这更加激怒了激进派军人。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一伙狂热军人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杀害犬养毅首相。犬养首相被杀后，日本政府在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认“满洲国”，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令人深思的是，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还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要为凶手开脱减刑。一些少女甚至写信，说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军“以下克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兵变中包括两名首相在内的一大批日本温和派官员先后被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趁机控制了政权。

这次在华北大地，日军依然采用了“以下克上”的方式，冷静面对其国内大本营发出的“暂停战争，等待援助”的命令，主动挑起战火。七月八日傍晚六点，日军一个大队又一次对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调动火炮猛烈轰击城墙，九辆轻型坦克冲击中国守军的城外阵地。

宛平城城墙千疮百孔，城内被炸成一片废墟，城西一线被日军迅速突破，以密集火力掩护工兵冲向城墙，安装大威力炸药实施爆破，几经攻防，终于成功引爆，古老的城墙被炸出两个口。二十九军将士已经打红了眼，不惜牺牲，顽强回击，用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等武器猛烈回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浴血激战，日军付出沉重的、伤亡数百人的代价，仍无能越雷池一步。

此刻，第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率领的第一一〇旅奉命增援而来，日军在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两面威胁下，只能选择停止攻城，飞速撤退，并寻机对增援部队进行凌星的冷枪射击。

宛平一线枪炮声不停，北平和天津两地却在进行艰苦谈判。受宋哲元委托的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与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谈判，坐镇天津的张自忠奉命在天津与日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