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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阿勒颇的建筑和风景。行动的决定往往就是在这些旅途中作出的。“我伪造的报告和你让你手下做的有什么区别？”科普兰问冷峻而博学的阿奇？罗斯福，“至少我的看上去破绽更少。”这些一线人员快速而卖力的工作方式很快就受到了华盛顿的注意，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告诫说：“今后我们不会容忍这些不负责任的自作主张。”然而在处理伊朗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依然得到了采纳。
　　　　英国官员在1952年底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国有化将导致伊朗经济衰退的担心，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共鸣。在华盛顿的一次例会之后，美国开始动手。中情局驻德黑兰情报站对摩萨台感到担忧，并建议华盛顿应在伊朗“扶植一个继任政权”。政策制订者马上决定必须使伊朗国王成为统一与安定的代表，以便“合法或者准合法”地解除首相职务。
　　　　劝服国王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这位自负且有些神经质的国王第一次听到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的时候，他惊恐不已。英国的介入让他尤其害怕。据一位美国策划者称，国王对英国这只“看不见的手”有着一种病态的恐惧，担心这一行动是个陷阱。于是针对国王的威逼利诱开始了：BBC广播用一系列关键词语表明，这一行动得到了伦敦最高领导的批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更是明确地承诺会支持伊朗，这进一步说服了他；同时，克米特？罗斯福还在私下告诉国王，如果他不合作，伊朗将会被“赤化”，成为第二个朝鲜。
　　　　为了确保反对摩萨台的“公共舆论达到最高点”，华盛顿拿出重金结交关键人物，并使他们转变立场反对首相。几乎可以肯定，克米特？罗斯福通过行贿搞定了伊朗议会中的一些领导人。他委婉地写道，其目的是“说服”他们收回对摩萨台的支持。
　　　　其他地方同样花钱如流水。据一位当事人称，巨额的美金涌入了德黑兰，以至于1953年夏天美元对伊朗里亚尔（rial）的汇率下跌了将近40％。一些资金被用于雇佣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而示威的组织者是两名中情局的特工。被资助的名单中还包括一些关键人物，尤其是像卡沙尼这样的毛拉。据判断，他们的利益与政变者的目标一致。这些穆斯林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学说和无神论是与伊斯兰教相违背的。因而，中情局与阿訇之间达成了共识，后者对共产主义伊朗的危险性尤其警惕。
　　　　1953年6月，英国与美国的策划者在贝鲁特达成了一致。之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亲自批准了一项计划；几天后的7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批准了该计划。接着，情报人员对其加以改进，使之能够被“颇为啰唆且逻辑混乱的波斯人”理解：西方国家希望平稳顺利地实现伊朗的政府更迭。
　　　　但最后还是出了大岔子。计划泄密，时间表也乱了套。随着局势陷入混乱，吓坏了的国王逃到国外，连穿袜子的时间都没有。在逃亡罗马的途中，他在巴格达见到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这使后者有机会向他提议：“为了国王考虑，我建议，永远不要透露任何有关外国人参与了近期事件的消息”，这对您的名声没有任何好处；要想尽可能地保留余地，必须把美国撇干净。伊朗国王“经历了三个不眠之夜，他对事态的转变心有余悸”，几乎没有办法思考。不过，大使最终还是发回了令华盛顿欣慰的报告：“国王同意了。”
　　　　当得知国王流亡意大利后，伊朗的广播电台发布了严厉的声讨，媒体将其形容为一个男妓、强盗和小偷。这段艰难的日子让国王年轻的妻子苏瑞亚（Soraya，许多人私下说她结婚时年龄还未满19岁）难以忘怀：她身穿红印有白色波尔卡圆点的连衣裙漫步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Via　Veo）上，讨论着德黑兰险恶的政局，并且悲伤地听从丈夫的建议考虑买下一小块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也许是在美国。
　　　　然而，国王的逃离却造成了戏剧般的误解：街头巷尾充斥着摩萨台觊觎王位的谣言，事态随之逆转。几天后，尽管困难重重，国王还是踏上了回家之路，并在巴格达作了短暂停留以便穿上空军总司令的制服。盛大而光荣的回国场面表示他不是一个因害怕而逃走的懦夫，而是一位回来掌控局势的英雄。摩萨台被逮捕并遭到审判，他被单独监禁，之后又被长期流放，直到1967年去世。
　　　　为了削弱西方势力并把他们彻底赶出中东，摩萨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将人们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担心激发成对整个西方的厌恶和憎恨。这使得他成为了伊朗头号的麻烦制造者，足以促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制定出斩草除根的肃清计划。不过，态度强硬的并不只有他一个，控制着东西方连接通道的西方人还遭到了其他地方的强烈批评。在埃及，不断增加的仇恨情绪引发了反英暴乱，当地人要求英国军队撤出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基地。一位访问开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准确地描述了当地的局势。他写道：“人们痛恨英国人。这种仇恨既普遍又强烈，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英国必须制定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时代在改变。关于西方撤出亚洲中心后该地区的新前景，摩萨台是表达得最清楚的一个。尽管情报机构将摩萨台下台的细节档案保密了数十年，并警告解密这些材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摩萨台的下台显然是西方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策划的一场阴谋。因此，摩萨台可以说是该地区众多后继者的精神之父。尽管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奥萨马？本？拉登以及塔利班的手段、目标和野心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核心理念，即西方人是奸诈和邪恶的，想让当地民众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点有很多途径，但是摩萨台的经历表明，那些给西方制造麻烦的人都要为可能面临的后果做好准备。
　　　　现在，这场政变正处于一个心理上的关键时刻。伊朗国王错误地认为自己很受伊朗人民的爱戴。事实上，人们对这位国王的态度顶多只能算是摇摆不定，毕竟从他那位当骑兵军官的父亲夺取王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他出逃罗马无疑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懦弱表现。他坚信自己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但是这一身份需要很强的把握主流政治风向的能力，以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干涉保持距离的能力。这对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从而为敌人提供机会、让自己手足无措的人来说，要求太高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中情局支持下的1953年政变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区角色转变过程中的分水岭。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判断，伊朗还存在被“第二次”拯救的机会，一个确保伊朗留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机会。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告诉国王，鉴于“目前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伊朗”。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自由的、“非民主的独立伊朗”，或者一个“永远被铁幕笼罩的、非民主的独立伊朗”。这与西方国家在同共产主义就自由和民主斗争中所大声宣传的内容截然相反。
　　　　美国开始介入了，介入这个被丝绸之路连接沟通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地区，并试图将之纳入自己的控制。但是前途充满了荆棘。一边高举民主的旗帜，一边实施制裁甚至策划政变，这让美国的诸多盟友都感到非常不快。脚踏两只船是十分危险的，早晚会引发信任危机和信誉瓦解。当英国之星持续暗淡，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能否从1953年的事件中学到什么。
　　　　
　　　　第二十二章
　　　　
　　　　美国之路
　　　　随着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老大，它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方面要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支持那些令人讨厌的政权和统治者。在推翻摩萨台后的那几周里，国务院开始着手联合美国的石油企业，以接管英伊石油公司的油井和基础设施。但是很少有人热衷于此事，人们更倾向于清除随着伊朗国王的回归而给油井带来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为了稳定局势，后者正在考虑处决他的前首相，这可是个不祥的信号。
　　　　虽然其他地区的石油产量在增加，虽然一些新机会的出现能够帮助人们赚取比诺克斯？达西多得多的财富，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摩萨台下台前几周，约翰？保罗？盖蒂的一家公司在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的中立地区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罢工。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卷入德黑兰糟糕的政治局势。但是接管事宜对美国来说是首要且必须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危机期间，伊朗几乎停止了石油出口，如果不尽快恢复生产，该国的经济就会崩溃，这将为那些危险分子打开大门，并可能将该国推向苏联的怀抱。石油供应的枯竭和价格的升高同样会给战后正努力重建中的欧洲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美国国务院不得不鼓励美国生产商组成财团收购英伊石油公司的股权。但这也意味着这些生产商在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的特许权将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的话。
　　　　美国政府现在扮演的是驯兽师的角色，试图诱导美国公司彼此合作。正如一位石油公司的高层所言，从严格的商业角度来讲，“我们公司”对进入伊朗的石油工业“没有太大兴趣”，“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将涉及到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准备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地”提供协助。另外一位石油商人说道，如果政府“不敲打我们脑袋”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和伊朗扯上关系。
　　　　然而，这些充当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石油公司却被指控违反了司法部的反垄断法，这让插足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正如宣扬民主的说辞能够变通，美国的法律也能够如此操作。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作出了表态：“针对石油公司组建财团一案，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应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954年春天，各家石油公司得到了被免予起诉的正式保证。掌控伊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政府连它的法律条文都可以丢到一边了。
　　　　鼓励美国石油公司参与收购，仅仅是扶植伊朗并使其免受苏联支配的更广泛计划中的一部分。发展伊朗社会也是美国人需要努力的目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伊朗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收入微薄。在一个地主反对农业改革的国度里，他们的机会十分有限：给予小农的借贷利率从30％到75％不等，这无疑会大大阻碍社会的流动性。
　　　　于是，大量的资金开始被投入到这些事务当中。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为小地主制定了微金融方案。合作社的成立使得他们能够走出当地低效的棉花交易市场，而将棉花销售给欧洲的中间商。尽管效果有限，而且那些试图说服伊朗高官重视农村的文盲和不平等现象的人也未成功，但伊朗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还是被迫接受了开发农村的理念。
　　　　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也出现显著的增长，比摩萨台倒台前的年均2700万美元增加了五倍。美国还提供贷款以资助卡拉杰河（Karaj）大型水坝的修建。该水坝位于德黑兰东北大约40英里处，将极大地提升首都电力及水资源供应的能力，同时也是伊朗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
　　　　这些行动只是美国人中东策略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巩固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尽管伊朗的石油财富使得该国对于西方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其邻国的重要性同样在日益提升，原因是它们都位于苏联的南部边境，而此时的冷战已经开始升温。
　　　　在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一条亲西方的国家带被成功地构建了起来。它们都得到了美国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不苟言笑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将这一国家带命名为“北线”（Northern　Tier），主要有三个作用：充当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桥头堡；保证能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的安全，并使其继续为西方输送石油，从而刺激欧洲经济的复苏，同时为本地区的稳定提供至关重要的财政收入；构成一连串的情报站以及军事基地，以防备与苏联阵营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开冲突。
　　　　例如在1949年，一份就南亚问题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就提出，巴基斯坦“可以充当空袭苏联腹地的军事基地，以及防御或进攻中东油田的军事集结地”。同时该报告还指出，该国无疑是一个对苏联进行谍报行动的前沿阵地。因此，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北线”国家提供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对西方保持中立，“或者更糟糕的，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一担忧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政策。1955年，在一个西起土耳其、经伊拉克和伊朗直至东方巴基斯坦的区域内，各国签署了一份单项条约，以取代之前在相互之间或与英国达成的联盟协议，建立了为人熟知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尽管该条约的宗旨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在此目标下进行共同防御，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使西方能够对这一具有关键战略及经济意义的地区施加影响。
　　　　尽管美国人在费尽心思地确保该地区对自己有利，但是华盛顿所犯的错误还是让莫斯科有了可乘之机。例如在1954年底，阿富汗的领导人曾经小心翼翼地向美国提出援助和装备请求，但却被国务院拒绝了。阿富汗首相的兄弟纳伊姆（Naim）亲王被告知，阿富汗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家门口，例如解决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而不是寻求武器援助。这一拙劣的回复是为了展现对巴基斯坦卡拉奇政权的支持，前不久一位国防官员还称该政权“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
　　　　这一消息传回喀布尔没多久，苏联人就介入了，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及发展资金。这一提议迅速被阿富汗接受了。苏联人的首笔拨款就高达1000万美元，随后又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支援，以帮助阿富汗修建桥梁、升级通信设施和扩建公路系统，包括坎大哈与赫拉特之间的公路。来自莫斯科的资金和专家还被用于建设了1。7英里长的萨朗隧道（Salang　Tunnel），该隧道所在的公路向北一直通到苏联治下的中亚地区。这条象征着苏阿友谊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成为了苏军最重要的补给线。讽刺的是，它同样也是21世纪初将美国及其盟国车队带入阿富汗的关键运输路线。这条原本是为了增强阿富汗实力以对抗西方而修建的公路，后来却成了帮助西方根据自身利益重塑阿富汗的核心要道。
　　　　这无疑是一次冰冷的教训。然而几个月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且更富戏剧性。1955年底，曾经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推翻了埃及国王法鲁克统治的革命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也想向莫斯科寻求军事援助。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立即表示愿意与英国和世界银行一起为阿斯旺（Aswan）大坝的修建提供资金。华盛顿与伦敦进行了数次高层磋商，讨论如何继续安抚纳赛尔。讨论的结果是承诺向埃及提供武器，并且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同意与埃及签订条约，希望以此改善两国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
　　　　其实，惹恼纳赛尔的是《巴格达条约》。他认为该条约阻碍了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并且为西方人维护其在本地区的地位提供了工具。如果西方的资金和援助能够马上到位，他也许不会那么暴躁，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是，由于美国议员担心大坝的修建将使得埃及棉花的产量激增，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农民的利益，因此资助的承诺最终又被取消了。这一私心是致命的，它成了压垮美国同埃及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纳赛尔是一名玩弄政治冒险的高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曾经说他一心想要“成为阿拉伯的拿破仑”。现在，他决定让事态升级。英国外务大臣在1956年春天傲慢地评论说：苏伊士运河是中东石油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对英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对此，纳赛尔尖锐地反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埃及就该分享运河的利润，就像石油输出国分享石油的收入一样。他十分清楚，西方人为了维护其资产会不择手段，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将运河国有化必定会给埃及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美国人开始计算关闭运河将给石油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时，英国的领导层却已陷入了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当中。“真相是，我们进退两难。”颇受好评、人缘极佳的英国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手段从而导致运河被关闭、通向黎凡特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