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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1918年夏天，英国上将莱昂内尔？邓斯特维尔（Lionel　Dunsterville）接到命令，从波斯西北部向里海进军。同时其他高级军官被派往监视高加索地区，以确保土耳其人不会占据控制阿塞拜疆的油田、里海以南地区或通向阿富汗边境的中亚铁路。这是典型的伸手过长，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土耳其的先头部队包围了巴库，在放邓斯特维尔一条生路之前将他围困了六个星期。当地人在该城投降之后实施了报复性的血腥屠杀。
　　　　恐慌之情包围着伦敦的印度事务部的官员们，他们极力请求向中亚派出情报人员，以监视土耳其复兴及俄罗斯动荡的后续发展。撒马尔罕地区、费尔干纳谷地和塔什干的暴动和游行示威，为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全境爆发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8年初，国务大臣在给印度总督切尔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的信中写道：“因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倒台，以及俄国军队的瓦解，所有对土耳其斯坦当地居民的有效统治都消失了。”
　　　　出于对这一地区高涨的穆斯林反英情绪的担忧，英国政府派出使节监督局势的进展并且着手开展亲英宣传工作。英国向喀什和麦什德派出官员以了解当地居民的心态，但对是否向阿富汗和塔什干派遣武装部队，或者是否推进更加不切实际的计划——例如怂恿阿富汗的埃米尔向西扩张，并占据从穆尔加布（Murghab）河谷到梅尔夫一带的地区——的讨论都举棋不定。俄国革命之后，随着自我表达甚至是民族自决的呼声越来越大，整个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萌发了新思想、新认同和新渴望。
　　　　当那些夺取了俄罗斯政权的人发现他们的国际革命梦想在欧洲受到了挫折时，他们将注意力投向了亚洲。托洛茨基（Trotsky）以其一如既往的热情投入到东方的革命事业中来。“当前局势下，在印度成立苏维埃政权，要比在匈牙利容易快捷得多。”他在1919年给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要先从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入手，最终进入巴黎和伦敦。”
　　　　来自“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的代表，连同那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劳苦大众，被召集参加了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一次会议。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托洛茨基的发言毫不隐讳。他告诉听众：“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点燃反对西方的圣战之火”，时机一到，“我们要教育东方的民众憎恨富人、反抗富人”。这意味着反抗富有的“俄罗斯人、犹太人、德国人、法国人……从打倒英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人民圣战”。换句话说，东西方最后对决的时刻到了。
　　　　这种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现场的欢呼声，一些人还开始采取行动，如《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伊斯兰民族》的作者、知识分子穆罕默德？马拉卡图拉（Mu？ammad　Barakatullāh），就在亚洲的穆斯林地区极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报纸、大学和军校纷纷在中亚成立，使得当地民众更为激进。
　　　　苏维埃政权展示出惊人的灵活性，他们愿意同任何有助于其事业发展的人妥协。例如，在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试图疏远英国并对开伯尔（Khyber）西部的驻印英军发起攻击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毫无顾虑地向他传达了善意。尽管这次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布尔什维克政权很高兴他们能在东方找到一个盟友，并向后者提出了援助建议，宣称将东方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革命事业的根本任务之一。当然，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令阿富汗国王彻底放心。
　　　　俄罗斯人大胆的投机行为引起了英国人的高度警惕，《泰晤士报》刊登文章《布尔什维克威胁印度：阿富汗是跳板》。于是英军开始向北移动进入阿富汗。其中有一位叫作查尔斯？卡瓦纳赫（Charles　Kavanagh）的年轻下士，最近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里面生动地描绘了他所见到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近几年来西方军队在同一地区的经历。他写道，叛军的伏击和进攻是家常便饭；阿富汗男人经常装扮成妇女，这样他们的脸和来复枪就可以藏在长袍里了。卡瓦纳赫还写道：“不要和你不认识的当地人握手，他们会用左手抓住你，然后用右手捅你一刀。”
　　　　人们对于一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未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看法。一方面，民族自决的冲动开始出现，并多多少少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拥护。列宁宣称：“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安排你们的命运，没有任何障碍。要知道，你们的权利和所有俄罗斯人的权利一样，都受到革命的竭力保护。”后来，这还引申出了男女平等的进步观点：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地的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了妇女选举权——这比英国还要早。1920年，一份张贴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街头的海报，描绘了一位妇女向她面前四位戴着面纱的妇女呼吁穆斯林女性的解放：“女人们！投苏维埃一票！”
　　　　这种早期的后革命时代进步主义，同当时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立场以及他们为维护国家利益控制财产和资源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英国人更加积极活跃了，因为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障对石油供应的控制。他们在这些地区驻军，并以符合自身需要的方式来重新布局。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例，他们在这里缔造了一个名叫伊拉克的新国家。这是一个由三个前奥斯曼帝国的省份组成的大杂烩，它们的历史、宗教和地貌没有任何共同点：巴士拉港面向东南的印度和波斯湾，巴格达和波斯关系密切，而摩苏尔则更偏向土耳其和叙利亚。除了伦敦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合并感到满意。
　　　　这是一个傀儡国家。英国人将麦加谢里夫的继任者、昔日的盟友费萨尔（Faisal）扶上宝座，作为他在一战中与英国合作的奖赏，以及对他被赶出叙利亚的同情和补偿（他最初得到的许诺是叙利亚的王位）。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英国没有其他的合适人选。英国人认为，通过一些诸如换防仪式、新国旗（由格特鲁德？贝尔设计）以及承认伊拉克国家主权的条约——但是伊拉克国王及其政府在“所有重要事务上”要听从英国的安排，包括外交和国防——等新的象征性手段，能够掩盖费萨尔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而当地绝大多数居民都是什叶派这一事实。不久之后，英国人还取得了任命该国司法官员的权力，并通过安插财务顾问以左右该国的经济。从财政角度看，对于面临着战时欠下巨额债务的英国政府来说，这种假手于人的帝国统治方式要比完全的殖民占领更为省钱省力。当然，这也会削弱政治影响力：在1920年中，有两千多名英国士兵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和内乱中丧生。
　　　　英国在波斯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19年，一纸条约使得英国可以派出顾问干涉波斯的财政和军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这些举动在波斯等地遭到了抵制。鉴于英国控股了英波石油公司，俄罗斯人和法国人也认为英国在波斯的影响力已经过于强大。英国人凭借贿赂（或“佣金”）使条约通过的做法，也在波斯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尤其是针对国王本人。当时一位著名的诗人写道：“真主将谴责这一永久的耻辱/他背弃了萨珊的土地。”他还提到了波斯久远而光荣的过去：“告诉热忱的‘长手’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敌人侵吞了你的王国/将其并入英格兰。”这些批评者后来都被关进了监狱。
　　　　缺乏经验的苏联（Soviet　Union）外交人民委员同样对此表示愤慨：英国人“正在试图往波斯人民的脖子上套上奴役的枷锁”。他在一份声明中宣称，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将“你们卖给英国强盗”的行径是非常无耻的。巴黎的反应有些许不同。法国人对石油之战毫无准备，而且包围摩苏尔似乎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的顾问能够在德黑兰占有一席之地，以进一步争取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寇松勋爵对此毫不理会，每当被问及是否会批准任命法国顾问时，他都难以压制自己的怒气。他告诉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全靠着英国的援助，波斯才免于彻底的破产”，法国不应该打这里的主意。
　　　　法国人对此愤愤不平。波斯的报纸收到了用于反英宣传的资金，同时法国本土的媒体也开始发表严厉指责英波条约及波斯国王的文章。《费加罗报》（Le　Figaro）的一篇文章在德黑兰被引用：“这个半厘米高的侏儒，将他的国家卖了一分钱。”虽然法国是一战中胜利的一方，但却终究不敌他们的盟友。
　　　　实际上，英国人对波斯国王像战前一样提出的金钱要求束手无策。法尔曼？法尔玛亲王方面也有问题，他的任命并没有像英国人希望的那样成功。一些发回伦敦的报告中说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去上班”，并且十分“贪婪”，这样下去“不可能保住他的官位”。英国需要一个更加可靠的人选。
　　　　乱世出英雄。英国驻波斯代表珀西？洛兰爵士（Sir　Percy　Loraine）在1922年的报告中说，礼萨？汗（Reza　Khan）是“一个实力强大、威望很高的大块头，并且拥有鹤立鸡群的身高”；他说话简洁明了，“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辞藻优美却空洞无用的恭维上”。尽管他“鲁莽无知、缺乏教养”，但让洛兰印象深刻的是：“和他交谈时，我感觉到的不是一颗未经开化的头脑，而是一颗未受重用的头脑。”这正是外务部想要的人选。伦敦一位官员对该报告的意见是：“洛兰爵士对礼萨？汗的评估无疑是鼓舞人心的。虽然他身上有着他同胞们的各种缺点，但他的心似乎长对了地方。”他的种族血缘也得到了认可，另外一份备忘录称：“他拥有一半的高加索血统（得自他的母亲），这是他的优势。”总之，他正是英国政府认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那类人。
　　　　在受命保卫波斯北部的英军司令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Sir　Edmund　Ironside）看来，礼萨？汗似乎是“一个强大而无所畏惧、牢记着国家利益的人”。英国人激烈地争论着到底要给予他多大的支持，以及到底该在扶植他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最终登上宝座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不过，后续的众多相关事件证明，英国人最终还是充当了国王缔造者的角色。美国驻德黑兰代表约翰？考德威尔（John　Caldwell）认为，礼萨？汗和英国人走得太近，他“实际上就是个间谍”。
　　　　美国人也同样密切关注着这一地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1918年美国海军计划处的一份报告提到，美国准备同英国在商业上展开竞争。该报告指出：“世界上曾经兴起过四个大国准备要挑战英国的商业霸权。”西班牙、荷兰、法国和德国都曾打算把英国人赶走，美国是“第五个，而且还是五个商业强国之中最大的……历史提醒我们必须盯紧”英国人的下一步动作。油田的重要性将美国人的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
　　　　美国越来越重视其自身的石油供应。当战前的英国人还在担心资源匮乏时，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战后可能会立即出现的资源短缺而犯愁了：满足新兴的消费理念是犯愁的一个因素，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预估是另外一个因素。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判断，这些石油储量将在九年零三个月后被耗尽。威尔逊总统承认，缺乏“国内外的稳定供应”是一个大问题。
　　　　为此，国务院怂恿美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之一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研究“与伊朗政府就在英波石油公司特许权范围之外的伊朗北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美国的兴趣在德黑兰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当地媒体称，英国人和俄罗斯人在波斯的介入已经足够深了，他们不断地侵害着这个国家的独立性；美国这个新兴帝国是最好的救星。一家波斯报纸满怀希望地宣称：“如果我们国家能够与富裕的美国人建立经济联系，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资源上将不会再一无所获，而且我们将很快脱离贫困的折磨。”这一光明前景成了波斯全国的共同期望，潮水般的电报涌入首都，以表示对美国投资的欢迎。受宠若惊的美国大使注意到，在这些电报上落款的都是一些“最著名的毛拉、杰出人士、政府官员和商人”。
　　　　英国人对此很是气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国务院，美国对波斯石油的觊觎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是不合法的。英国人宣称，尽管争议地区没有授权给英波石油公司，但是他们之前已经就该地区与波斯政府达成了另外的协议。因此，不能将此地的勘探权给予美国或其他任何人。这些狡辩之词并没有起到效果，波斯人最终还是给了标准石油公司50年的特许权。
　　　　然而，美国人的行动又一次成了梦幻泡影。他们曾希望通过对波斯的介入和投资，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事实证明，任何经营者都需要与英波石油公司交易才能获得输油管的使用权。而谈判一旦开始，就会让原本充满期待的波斯人失望不已。一位驻华盛顿的波斯代表评价道，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当然，这并不是恭维之词。德黑兰的一份报纸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社论：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就是一回事，他们都是“欺负弱小的拜金者”，只想着为自己捞好处，“并试图分割我们宝贵的石油资源，将它们从幼稚的波斯政客手中夺走”。
　　　　这个故事就像是400年前发现美洲大陆时的翻版。尽管当地居民没有像美洲土著那样，被西班牙人屠杀殆尽，但实际过程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对宝藏的掠夺意味着财富从一个大洲流向另一个大洲，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却几乎毫无所得。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再次重演。正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30年后的《萨拉戈萨条约》瓜分世界那样，西方国家现在正搜刮地中海与中亚之间的资源。
　　　　地图上用彩色铅笔圈画出的区域构成了英国与法国之间所谓的“红线协定”（Red　Line　Agreement）的基础。这一协定规定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如何在英波石油公司与土耳其石油公司（前者英波石油公司，即英国政府，是后者的大股东）之间进行分配，两家正式同意不在彼此的地盘上竞争。这对要确保在黎凡特强势地位的法国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法国人自古以来就与这一地区有着贸易联系，而且数十年来不断地在此地投资。正如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做的那样，英国和法国称他们对财富的掠夺是理所应当的。这似乎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帝国时代。
　　　　不过，大英帝国在该地区很快就身陷痛苦的现实当中：世界正在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快。维护对石油和输油管的控制是有代价的。英国的国债激增，帝国驻军需要大量成本，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寇松勋爵写道：“无法再维持这一高昂的开销了。”时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即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识到，“中东的一切政策都要让位于削减开支”。
　　　　野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会带来灾难，而高级外交官们的顽固则加剧了这一危险。例如，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在波斯人面前颐指气使，被鄙视为“狡猾的臭畜生”。同时，英国驻巴格达的代表“为了扩建英国大使馆的花园”，把周围的房子拆了。一位观察家讽刺道：“这无疑会让这栋原本就美丽无比的住宅更加辉煌，但是在伊拉克人中却不太受欢迎。”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该地区的今天和未来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地的统治权是由伦敦的决策者恩赐的，他们几乎不会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而是会优先关注英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仅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就直接或间接地操纵了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三国统治者的更替，同时还插手了埃及在1922年独立后的国王称号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径将使问题更加恶化。格特鲁德？贝尔早在1919年就曾正确地预测：近东正在变成“一团可怕的乱麻”，这种情形就像是“一场噩梦，你在其中可以预见到所有将要发生的恐怖事情，但是却无力伸手阻止”。英国人正在玩一项危险的游戏：选择支持谁，以及在何时何地插手。
　　　　从黎凡特一直向东，充斥着失信的诺言和失望的人群。支持、帮助和保护当地人利益的承诺，最终都成了对英国商业和战略利益的促进和保护。哪怕这意味着需要沿着人为的新边界线重新分割土地，或者放弃诸如生活在伊拉克的亚述基督徒这样的人群——这些基督徒在中东被瓜分完后，发现只有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脆弱境地。
　　　　这对伊拉克来说是一场灾难。随着当地权贵获得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