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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姜、丁香、甘松和高莎草。这些植物在印度有很多，都是从那里进口的。”他的吃惊还不止于此：银质的迪拉姆被用作货币，甚至还有撒马尔罕铸造的钱币。
　　　　事实上，伊斯兰世界货币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公元800年前后，英格兰麦西亚国（Mercia）国王奥法（Offa）（著名的防威尔士人入侵的矮石墙的建设者）就模仿伊斯兰金币的设计来铸造自己国家的钱币：一面印有“奥法王”字样，另一面则是仿制拙劣的阿拉伯文——而这对该国臣民来说可能毫无意义。大量银币窖藏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库尔谷（Cuerdale）中被发现，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中同样收藏着许多铸造于9世纪的阿拔斯钱币。这些货币能抵达不列颠群岛的偏远地带，足见伊斯兰市场的影响之远。
　　　　出卖奴隶的收入支撑着9世纪欧洲进口贸易的飞速增长。靠着在大规模人口买卖中赚取的资金，人们对一些紧俏奢侈品——丝绸、香料和药物的需求量开始增加。从贪婪的人口交易中获利的不仅是维京人，凡尔登（Verdun）商人在买卖阉人过程中也赢得了巨额利润，买家通常是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从事长途贸易的犹太商人同样深深涉足于“少男少女”（包括阉人）的交易——如这一时期的某阿拉伯文献所说。另有其他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将这些“少男少女的奴隶”带出欧洲时，会对男孩子实施去势手术，以符合某种残忍的合格认定程序。
　　　　贩卖奴隶的利润如此诱人，不仅仅是欧洲人将奴隶售往东方，穆斯林商人同样卷入了这样的生意。他们从伊朗东部袭击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抓捕奴隶，尽管被抓的奴隶并“没有被去势，幸而保留了身体的完整”。但这些被抓的人最终还是会成为阉人，因为这样售价更高。当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说，如果有一对斯拉夫双胞胎，哥哥被阉，那么他肯定会比未被阉割的弟弟更灵巧，“在智力和沟通上”更活跃，而弟弟则总是无知、蠢笨，显示出斯拉夫人天生的单一思维。阉割被认为能够净化和改进斯拉夫人的头脑。该作者还说，虽然阉割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的天生才智”会因去势而减损。斯拉夫奴隶的买卖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影响到了阿拉伯的语言：阿拉伯语中的“阉人”（？iqla逼）一词就来自一种斯拉夫族群的名称？aqāli逼。
　　　　穆斯林商人在地中海地区非常活跃。北欧各个地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带到马赛（Marseilles）繁忙的奴隶交易市场——通常还会经过鲁昂（Rouen）这样的二级市场，爱尔兰和佛兰德（Flander）奴隶将被在这里卖给第三方。罗马是另一个奴隶贸易的中心（尽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公元776年，教皇哈德良一世（Pope　Hadrian　I）指责有些人将人口像牲畜一样贩卖，居然将男人和女人卖给那些“不值一提的撒拉逊人”。他指出，有些奴隶是自愿卖身上船前往东方的，但“那都是被逼无奈”，近来的饥荒和贫困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好在我们从未干过卖掉基督徒同伴这样令人羞耻的事情，而且上帝也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做！”他写道。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的奴隶贸易影响甚广，连人们日常打招呼都和人口买卖有关：在意大利，人们相互打招呼都说“schiavo”，用的还是威尼斯口音，其实这个词就是“奴隶”的意思；西班牙文的“Ciao”的原意并非“你好”，而是在说“我是你的奴隶”。
　　　　然而有人认为，基督徒被抓并被卖给穆斯林当奴隶是不可避免的。德国西北部不来梅城（Bremen）的主教林伯特（Rimbert）就持这种看法。他曾在9世纪末远游到海泽比（Hedeby，位于今德国和丹麦的边界）市场，赎回那些声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对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奴隶自然不屑一顾）。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敬重宗教。在那些对贩卖奴隶毫无愧疚之心的人贩子中，有一群居住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北岸荒芜的潟湖岛礁上，他们靠着奴隶贸易和他人苦难积攒起来的财富，将为日后华丽转身为中世纪地中海上的耀眼明珠奠定基础——这个地方，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这片原先的珊瑚湖沼之地，靠着从大规模的东方贸易中获得的巨额收益，摇身一变成了一座点缀着精美教堂和奢华宫殿的富丽都市。今日的威尼斯是古代辉煌成就的缩影，但让威尼斯崛起的星星之火却发端于无情的人口贩卖。早在8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威尼斯刚刚成为定居地的黎明时期，当地商人们就已参与到奴隶交易当中——尽管当时交易量并不大，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见到收益和利润。他们真正得到收获是在一个世纪之后，大批买卖的协议被签订，威尼斯人同意遵守奴隶贸易中的限制条款，包括归还从意大利其他城市非法运送到威尼斯出售的奴隶。这些协议实际上都是对威尼斯迅速崛起的一种反制，那些受到利益威胁的人企图借此剪去威尼斯逐渐丰满的羽翼。
　　　　在短期内，这些限制条款会被想方设法地规避，他们会派一些突袭团伙从波希米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抓捕非基督徒，然后将其出售获利。但从长期看，贸易活动又逐渐恢复了原样。9世纪末的一些协议表明，威尼斯人只是在敷衍那些禁止贩卖自由人的当地统治者。根据某些指控说，威尼斯人经常卖掉从邻邦土地上抓获的人，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贸易的规模逐渐缩小——至少在东欧和中欧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维京罗斯人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长途人口贩卖转移到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上。他们还开始眼红可萨人在阿铁尔等城镇获得的贸易收益，因为可萨人加大了对过往货物的征税力度。波斯著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记载，可萨的经济基础在于它的税收：“可汗的安宁和财富大多归功于海上贸易关税。”其他穆斯林学者也一再提及可萨政权从商业活动中征得的高额税款，其中包括向首都居民征收的人头税。
　　　　同样引起维京罗斯人注意的，还有各个称臣部落缴纳给可汗的年贡。罗斯人开始逐一征服这些部落，迫使他们向新霸主效忠、进贡。到了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部落不仅要向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贡，而且还被禁止“向可萨进贡，因为没有那个义务”。所有税款都应该交给罗斯国的统治者。爱尔兰也同样如此，在那里，保护费竟逐渐取代了人口掠夺。圣伯丁（St　Bertin）的编年史记载说，在遭受连年的袭击后，爱尔兰人同意向罗斯统治者支付年贡，以此来换取和平。
　　　　在东方，罗斯人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不久便引发了他们与可萨人之间的直接冲突。罗斯人先是对里海地区的穆斯林贸易集市发动一系列“血流成河”的袭击，之后开始“疯狂掠夺”，最后可萨人本身也受到了直接攻击。公元965年，阿铁尔被洗劫一空，全城被毁。“如果还有片叶子留在树枝上，罗斯人也会把它揪下来，”一名作家说，“（可萨）没有留下一颗葡萄或一粒葡萄干。”可萨的败落打破了原先的平衡，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利润开始以更大的数额流向北欧，正如沿俄罗斯水路发现的大量窖藏钱币所显示的那样。
　　　　到了10世纪末期，罗斯人已成为西部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占有从里海、黑海远跨至多瑙河流域的大片疆土。一份资料谈到他们繁盛的市场，你能在这里买到“黄金、丝绸、葡萄酒、各种希腊水果、白银、匈牙利及波希米亚的马匹，还有罗斯人的毛皮、白蜡、蜂蜜和奴隶”。然而，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并非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资源竞争，他们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通常十分紧张。比如，此时期佩切涅格草原半游牧族就成功抓获了一名罗斯的著名领袖人物，他们欢呼雀跃，并将此人的头颅镀上黄金，在庆祝仪式上朝这个战利品举杯共饮。
　　　　不过在10世纪，当罗斯人还在为控制水路及草原地带不断努力时，通往南部的通道却已变得越来越安全，商业、宗教和政治运作也在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度过了三百年稳定富足的日子之后，巴格达的哈里发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乱。繁荣昌盛削弱了中央和边远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此引发了地方权贵的相互竞争和摩擦。危机就此爆发：公元923年，巴士拉遭遇什叶派叛乱分子的洗劫；7年后，麦加受到攻击，克尔白天房中的黑色圣石被盗走。
　　　　1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连年的严冬季节给穆斯林雪上加霜。食物短缺成为常态，“人们从马粪和驴粪中挑拣大麦粒为食”的情况也并非罕见，一位作家写道，民间暴乱经常出现。正如一部美国编年史所称，10世纪50年代连续七年的粮食歉收让“很多人都失去了理智”，他们开始掠夺和攻击对方。
　　　　一个新的王朝在内部动荡中诞生，即白益（Būyid）王朝。它在伊朗和伊拉克等哈里发核心地区建立了政治控制，虽然哈里发的领袖地位得以保留，但他的权力大幅缩减。然而在埃及，整个政权都被推翻了。据记载，什叶派穆斯林以前曾在北非建立了一个酋长国，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逊尼派主流统治，如今他们转移到了埃及的首都，当时叫福斯塔特。公元969年，尼罗河暴发了年度性洪灾，很多人陷入饥荒，革命风潮开始遍及整个北非。新的王朝君主统称法蒂玛（Fā？imid），他们作为什叶派穆斯林，在合法性、权威性和什么是真正的穆罕默德遗教上都有不同见解。他们的崛起对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性影响巨大：缺口已被打开，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一些有关穆斯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
　　　　时局的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下滑，是维京罗斯人没有沿着伏尔加河向里海扩张的原因之一。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注入黑海的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并将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了拜占庭帝国、转向了君士坦丁堡——即挪威民间传说中所说的“米科利加”（Mikli…garer），意思是“伟大都城”。拜占庭人对罗斯人不得不倍加警惕，因为罗斯人曾在公元860年向他们发起过一场大胆的突袭，让当时的居民和守卫官兵都大吃一惊。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元老哀号道，这些“勇猛残忍”的武士都是什么人？他们“扫荡乡村，毁灭一切”，“长剑所指，所向披靡，毫无怜悯，毫无珍惜”；那些最先死去的人算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给随后而来的灾难敲响了警钟。
　　　　进入君士坦丁堡市场的罗斯人是受到当局严格限制的。10世纪的一份条约写道，任何时间段，单次入城的人数最多不得超过50人；要在指定的城门入城；必须登记人名，行动有人监控；他们能卖或不能买什么东西也有规定。他们被当作应该小心对待的危险分子。不过，随着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Chernigov）特别是基辅（Kiev）这些贸易站点发展成为永久居住地，双方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走向正常。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公元988年皈依基督教一事也很关键，这不仅导致了当地教会网络的建立（由君士坦丁堡的教士牵头指导），帝国的文化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借鉴到了北欧——从钱币样式到宗教器物，从教堂设计到罗斯人的装束，影响渗及方方面面。随着罗斯的经济更具商业性，传统的武士社会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都市化、全球化。贸易者们用桦树皮书写着账单和收据，从拜占庭运来的葡萄酒、食用油和丝绸等奢侈品被销往各地。
　　　　罗斯人的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君士坦丁堡，是西亚局势动荡的结果。继任的罗马皇帝想利用阿拔斯政权的动荡和危机捞取利益。拜占庭的许多东部省份曾经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中丧失，这导致了帝国行省管理结构的根本性重组。然而到了10世纪上半叶，局面开始逆转：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上那些曾被用来向帝国领土发动进攻的基地被一个个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也被夺回，几十年来一直在阿拉伯海盗控制下的东地中海和爱琴海重获安定；然后在公元969年，作为主要商业中心和纺织品生产中心的著名城市安条克也被帝国拿下。
　　　　这一逆袭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种强势复兴。大量的资产和资金开始从巴格达向君士坦丁堡转移：以前缴纳给穆斯林政权的税金和商业收入，如今统统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同时还预兆着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开始：一个让哲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尽情复兴艺术和文化的时代，一个大规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创立各种学院特别是法学院（培养法官以监督扩张之后的帝国的运作）的时代。拜占庭还是10世纪末巴格达与埃及关系破裂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10世纪80年代末，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与新登场的法蒂玛哈里发达成协议，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承诺让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每日祈祷咏颂法蒂玛哈里发的名字，而不是对手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焕发了新生，而阿拔斯的哈里发则只能陷入自省和担忧。东方贸易通道也随之改变，原先的可萨和高加索的内陆通道开始向红海通道转移。陆上通道曾给梅尔夫、赖伊和巴格达带来过辉煌，现在却被海上的货运路线所替代。福斯塔特、开罗特别是亚历山大港的重新崛起已是确定无疑，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拜占庭有天时地利，很快就开始享受到与法蒂玛建立商业联系的成果：据阿拉伯和希伯来资料，自10世纪末开始，从埃及各港口始发和入港的商船昼夜不停，它们的目的地都是君士坦丁堡。
　　　　埃及纺织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价格不断走高。当时的作家兼旅行家纳西尔？霍斯鲁（Nā？ir…i　Khusraw）写道：“我听说拜占庭统治者曾给埃及苏丹传信，他愿以他治下的一百座城池来换取一个提尼斯（Tinnīs）。”消息一传出，提尼斯的亚麻立即变得供不应求。自11世纪30年代起出现在埃及的阿玛菲（Amalfi）商人和威尼斯商人，连同30年以后出现的热那亚商人都说明，即便在那些比君士坦丁堡远很多的地方，人们也都已看到全新的贸易货源。
　　　　从罗斯人和北方新贸易网的角度来看，东方商品（丝绸、调料、胡椒、硬木等）运输通道的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影响，他们无须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穆斯林的巴格达之间进行任何选择。就算有影响的话也是好的影响，有两条可能的买卖通道总比只有一条强。人们在挪威出土的奥塞贝格号（Oseberg）海盗船上拼接修复了一百多块丝绸断片，证明运抵斯堪的纳维亚的丝绸数量巨大；在维京人的墓穴中同样发现了来自拜占庭和波斯的丝绸，这些墓穴主人生前喜爱的高贵物品都被用来随葬。
　　　　即便到了11世纪中叶，仍有人认为他们能像先辈一样在东方的伊斯兰土地上发大财。比如，有位叫托拉的妇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梅拉湖（M？lar）竖了一座刻有卢恩文字（rune）的石碑，目的是纪念她的儿子哈拉尔德及其战友。石头上写着：“像其他男人一样，他们远行去寻找黄金”，他们成功了，但后来死在了“撒兰（Serkland）南部”——也就是说，死在了撒拉逊人即穆斯林的辖地。还有一块石碑是古德列夫为纪念他儿子斯拉格夫设立的，他“最后在花剌子模丧生”。萨迦（saga）文学中关于哈拉尔德的兄弟英格瓦的故事，同样记载了斯堪的纳维亚人采取大胆行动到里海及更远地区探险的经历。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波斯湾沿岸，很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殖民地。
　　　　然而，人们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方的基督教，集中在拜占庭。随着西欧人眼界的开拓，那里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拜访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死去并复活的土地。不难理解，能够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是一种多么高的荣耀。亲临圣城的热情还凸显了西方基督教遗物的匮乏，特别是和拜占庭帝国相比。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就已经开始将一些圣物带回到君士坦丁堡。到了11世纪，城中收藏的珍品数量已令人震惊，包括钉过耶稣的圣钉、圣荆棘冠、支离破碎的圣袍、部分真十字架，还有圣母玛丽亚的头发和施洗约翰的头颅。相比之下，欧洲留存下的遗物几乎毫无记载。尽管国王、城市和教堂都在日益富裕，但这些物质成就似乎都和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和守护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尤其是帝国的首都——他们或是从事贸易，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