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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工作——都以禅宗修行法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发现之光明，不容任何障碍。除尔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21）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第二手的东西。不论是佛陀教导、祖宗经典或者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22）都是一堆废纸”，研究这些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无法使自心灵光一闪，唯有这灵光一闪才能使人顿悟。有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记载，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23）禅僧讲得很好，弟子却失望地说：“怎么，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哩！”禅僧回答说：“禅非无知，唯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汝非来求知，仅来问经耳。”（24）
　　禅师们所传授的传统训练，在于教给弟子如何求“真知”以达到顿悟。训练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不论是哪一种，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确得效果。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基本击刺，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最初，他首先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持身体的那几方英寸的地板。这块窄小地板逐渐升高，日久天长，剑术家学到能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舒服。当他能坦然地立在那根柱上时，他就得到“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已经顺从己意，不会有眩晕之感或摔跌之虞了。
　　日本的这种立柱术是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25）派的立柱苦行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它已经不再是苦行。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习惯，各种肉体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潜入冰水或站在山瀑下之类的苦行修炼。有的是为了锻炼肉体，有的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有的则是为了进入恍惚状态。日本人喜好的耐寒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意识的自我，直到不觉痛苦。求道者的目的则是训练自己不受干扰而继续冥想。当他已不意识到水的冰冷，在寒夜凌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熟”了。此外，不求任何补益。
　　同样，精神训练也必须自适自得。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导”。因为弟子不可能从身外学到有意义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弟子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使之到达新的智慧境界。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如果，师傅猝不及防地敲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弟子就会在这种冲击中像通上电流一般地顿悟。（26）因为，这样就会打掉了他的自满自足。僧侣言行录中充满着这类故事。
　　诱导弟子努力开悟的最爱用的一种方法是“公案”（27），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一千七百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也并不罕见。“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独鸣”，或者“缅思待生儿时母”（28）；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等。此类禅问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这种方法。但“公案”在中国已告绝迹，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熟”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赤热铁球在候”的人，“想叮铁块（29）的蚊子”。他忘我地加倍努力。最后，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被破除，于是迅如一股闪电，心与“公案”融合为一，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关于高度紧张的精神努力的描述，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获得的伟大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30）花了八年时间思索“朝我而来者何人？”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31）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知：
　　僧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亦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之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就是“骑着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网罟，而是网罟所要捕捉的鱼兽”。借用西方术语来说，他们学的是“两推理”，其两角（32）皆与题旨无关。
　　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眼，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须借助其他，但求诸己。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探索者所发现的真理（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的人性的周围墙壁上，这种人性总在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幻觉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或褒或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感之甚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不再去解答公案了。功课就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脱了。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义理”之间，“义理”与“人情”之间，以及“正义”与“义理”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品味”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训练”成功地达到“圆熟”的目标。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33），“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亦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据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必然冲突。因为，行为者（的我）要求摆脱（旁观者的我的）约束”。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34），只有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如果改变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刺伤，一旦升华而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他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犹如习剑术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无所惧一样。
　　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士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扰的感受；或者说，是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当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达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经过训练的人也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伎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完全忘我之时，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掌出满了汗，他感到这是“无我的汗”。轰炸机的飞行员在接近目标将要投下炸弹之前也渗出“无我之汗”。“他并不意识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并无旁观的自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侦察敌机时，周围的世界全都消失，也同样出“无我之汗”，同样失去“观我”。凡是身处此类场合，达到此种状态的人，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就是日本人的观念。
　　上述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搞成何等重大的压力。他们说，一旦这种束缚消失，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认为，所谓“观我”或“自我监视”，就是自己内心的理性原则。因而得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以此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解脱颈上石枷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对此力图辩解并断言：当这类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识就进入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表达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听来如此）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当死去而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硬翻译成西方语言，也许就是“活着的尸体（行尸走肉）”吧，但在西方任何一种语言中，这句话都是讨厌的。我们讲到这句话，是指一个人已经死去，只在人世留下一具躯体，再无活力。日本人讲“就当死去而活着”的意思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熟”的达观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的劝勉和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在鼓励进行大批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死了，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就像被魔鬼缠身的人一样，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间里哭泣。他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终于获胜。……我要此身带上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就当已经死了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35）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死了，以报答皇恩。”这句话包含着一系列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抔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等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须再为行为恰当与否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因此，“我要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意味着：“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重荷已经不再横隔于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随之消失。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已死”的习惯中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36）的美国人，是指他在干坏事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类词（37）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同一个词，美国是指坏人；日本则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工作、致力于无私行为的人。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有罪恶感而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就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他想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第六官的障碍才能消除，才是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当你考察日本人这种自我修养的哲学时，一旦脱离其日本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就只能成为魔咒式的不解之谜。如前文所述，他们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该是日本人身上多么沉重的压力。他们的精神驾驭术，其哲学的真正意义，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说不清楚。任何文化，其道德规范总要代代相传，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局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截至本章，我们只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各种观点。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更清楚的了解。
　　注释
　　1　索尔斯坦·维伯伦（Veblen；　Thorstein　1857…1929）：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著《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7），批判“炫耀性消费”及其负面作用。另著《企业论》（1904）、《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1919）、《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1923）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弊端，均有重大影响。——译者
　　2　圣特丽萨（Santa　Teresa　de　Jesus　1515—1582）、圣胡安（Juan　de　la　Cruz或Juan　de　Yepezy　Alvarez　1542…1591），均为西班牙卡尔梅修道院的神秘主义者。——日译者
　　3　圆熟：英文原著为“expertness”（熟练、内行）。日译本译作“练达”。——译者
　　4　禅宗：禅，梵语Dhyana的音译。亦作“禅那”、“思维修”、“静虑”、“弃恶”、“禅定”。“禅定”（静坐沉思、专心一境、身轻心安、“明净”“观照”）是佛教修养的六个重要途径之一。以“禅定”为宗进行修养的“禅宗”，则是中国佛教的流派。相传其始祖是达摩（菩提达摩），在南朝宋末（五世纪末）自天竺（印度）来华，“面壁九年”（面壁：心如壁立，不偏不倚），传与慧可（487…593），其后递传与僧粲、道性、弘忍，称“禅宗五祖”。唐中叶传至惠能后，普及民间，成为显学。宋、明以后更与儒学的“心性”说相结合。——译者
　　5　观我、妨我：原文Observing　self；　Interfering　self。意思是：“正在观察着的我”，也是“正在妨碍着进入无我境界的我”。——译者
　　6　“One…pointed”：铃木大拙所著《禅宗概论》（Essays　in　Zen　Buddhism）一书中的用语。据大拙先生的说明，译自“楞伽经”中梵语的ekagra，表示那种“主客不分”，心神集中于一点的状态。——日译者。中译者按：日译本译作“一点的”。我们原作“一点”。兹按佛学用语改译为“一心”或“一缘”。
　　7　Eliot；　Sir　Charles；　Japanese　Buddism（《日本的佛教》），p。286．
　　8　瑜伽派：古印度哲学的一派。“瑜伽”意为“结合”、“连接”、“相应”。瑜伽派承认有一个“大神”（“自在”），倡苦行、禁欲、修炼，以求“相应”而证悟真理。——译者
　　9　轮回：梵文Samsara的意译。意为“流转”。佛教认为：众生皆以其所作善恶业因，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中轮回。——译者
　　10　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与“寂灭”、“圆寂”、“入灭”同义，是最高境界。“灭”一切烦恼，“圆满”（具备）一切“清净功德”。——译者
　　11　指净土真言宗。——日译者（按：亦称真宗，源于中国的净土宗（亦称莲华宗）。初由天台宗日本僧圆仁（794—864）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由法然（1133…1212）确立教义，主张简化修行方法，只要念佛，即可往生净土（极乐世界）。信徒甚众。——译者）
　　12　三昧：梵语Samādhi又称三摩提、三摩地。意译则是“定”、“正受”或“等持”，亦即止息杂虑，专注一境，方能保持不昏不乱。——译者
　　13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鼓吹超人哲学。著有《悲剧的诞生》、《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译者
　　14　日译本误作“十二世纪”。——译者
　　15　曹洞宗：禅宗五家之一，唐朝良价在今江西宜丰洞山首创，后由其弟子本寂在今江西宜黄曹山发扬光大，故称曹洞宗。十三世纪中，日僧道元（1200…1253）来华学法，传入日本。本山在福井县吉田郡永平寺、横滨市鹤见区总持寺。主张持戒坐禅开悟。——译者
　　16　引自Nukariya；　Kaiten；　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忽滑谷快天：《武士的宗教》），伦敦，1913年，第197页。
　　17　引自Nukariya；　Kaiten；　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忽滑谷快天：《武士的宗教》），伦敦，1913年，第194页。
　　18　原文为“a　vital　love　of　finitude”，参日译本译。——译者
　　19　荣西（1141…1215）：又名明庵荣西，镰仓时代禅僧，创临济宗。宋时曾两次（公元1168、1187年）来我国，携《天台章疏》等30余部佛典回国，在日本建圣福寺，为日本禅寺之始。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吃茶养生记》等。——译者
　　20　Sir　Charles　Eliot；　Japa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