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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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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长州藩要塞，并索取三百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15）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豹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16）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分的义理”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义理”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做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导致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日本仍然，是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义理”的各项义务中择其所需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日“武士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某些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义理”、“完全出于义理”、“为义理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义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义理”。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义理”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阶级也是误解之源。“义理”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义理”的责任“就越重”，但所有阶层都要讲“义理”。至少日本人认为“义理”对武士的要求要比对平民高。外国观察者则似乎认为，“义理”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所得的回报较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义理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
注释
1 胜海舟（1823—1899）：日本近代海军建立者。1855年入长崎海军传习所从荷兰教官学航海术。1860年任咸宁丸舰长渡海赴美。历任幕府海军卿、陆军总裁。戊辰战争中与西乡隆盛和谈成功，使江户“无血开城”。后任新政府海军卿、元老院议官、枢密院顾问官等。——译者
2 托克维尔前引书：即《美国的民主》，参阅本书第43页及注①。——译者
3 测验报告见Ladislas Farago； The Japanese： Character and Morale，（L。 法拉格：《日本人：性格与意志》誊印版）。为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国民意志委员会）而作，该会地址：9 East 89th street； New York（纽约，东89街9号）。
4 美拉尼西亚（Melanisia）：亚洲西南太平洋岛屿中，黑人居住的岛屿统称Melanisia，即“黑人群岛”。——译者
5 Makino Yoshio； When I was a child（牧野芳雄：《我的童年》），1912年，第159—160页。
6 Nitobe； Inazo； The Soul of Japan（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日本的灵魂》），1900年，第83页。新渡户稻造（1862—1933）：日本教育家、农学家、政治家。出身高级武士家庭。就读于札幌农学校、东京帝国大学。1933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娶美国女子为妻。在德国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归国后历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贵族院议员等。所著《武士道》影响很大（我国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另著《农业本论》、《修养》、《自警录》等。——译者
7 Okakura； Yoshisabur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apan（冈仓由三郎：《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伦敦，1913年，第17页。
8 四十七士：参阅本书第十章（第180页至第186页）。——译者
9 乔治·桑塞姆（George Bailey Sansom 1883—1965）英国外交官、日本史专家。1904年起长期在英国驻日使馆任领事、参赞。一战期间、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军事部门供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1935—1936、1940一1942）。二战后任联合国远东委员会英国代表。著：National Grammar of Japan（《日语语法》，1928）、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日本文化简史》，1931初版1962修订）、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西方世界与日本》，1950），History of Japan（《日本史》，3大卷，1953、1961、1963）等。——译者（照片）
10 希律王（Herod the Great）：犹太统治者（传说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在位）。以残暴著称。耶稣诞生时，他听说一新生婴儿（指耶稣）将成为未来的“犹太王”，搜索不得，竟下令在一夜之间将伯利恒城内及四境两岁以下男孩全部杀死。（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译者
11 应是生麦，位于横滨市。著者误以为是在萨摩。——日译者。中译者按：当时是萨摩藩兵队列通过生麦村，理查森欲横穿队列，引起纠纷而被杀害。著者因此误以为在萨摩。
12 指“开成所”。——日译者。中译者补注：开成所（1963—1968）是幕府的洋学机构，教授荷英法德俄各国语言和数理化天文地理等近代科学，培养了一批优秀洋学者。明治政府成立后改称“开成学校”，1877年与其他机构组成东京大学。——译者
13 见F。 H。 Norman，前引书，第44—45页及注〔85〕。——日译者（中译本第47页及注③）
14 此处应称“萨英战争”，不应称“生麦事件”。萨英战争：1862年8月生麦事件后，英国与幕府和萨摩藩谈判未成。次年7月，英舰七艘炮击萨藩的鹿儿岛。萨藩态度迅速转变。11月，双方在横滨议和。此后，萨藩获得英国的支持。——译者
15 下关：下关，亦称马关。1863年5月，长州藩“尊王攘夷派”对经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实行炮击。次年8月，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登陆、破坏炮台。长州“尊攘派”失败后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开港讨幕”战略。长州藩，亦称：萩藩、山口藩，在今山口县境内。——译者
16 F。 H。 Norman：《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第45页。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日本的道德准则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似乎坚决要把私欲谴责为罪恶并要求从内心根除。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十分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日本是世界上有数的佛教国家之一，尽管在这一点上，其道德伦理显然与释迦及佛典对立。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这种道德准则使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于日本人容许感官享乐的后果，印度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美国人不认为享乐必须学习，在他们看来，拒绝沉溺于感官享乐就是抵制已知的诱惑。但实际上，享乐像义务一样，也需要学习。在很多文化中是不教享乐的，因而人们容易献身于自我牺牲的义务。甚至连男女之间的肉体吸引有时也受到极度限制，却几乎毫不威胁家庭的圆满生活。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生活与男女爱情不同，是以另外一些考虑为基础的。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做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这样，日本人就使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品尝个中趣味，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乐是洗热水澡。从最贫穷的农民、最卑贱的仆人，到富豪贵族，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这已成为生活常规之一。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炭火，水温可达华氏110度或更高。人们在入浴以前要洗净身体，然后全身浸入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和舒适。他们在桶中抱膝而坐，状如胎儿，水浸至下腭。他们每天洗澡，其重视清洁与美国无异，但此中另有一番艺术情趣则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洗澡习惯难以媲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他们在洗澡上想尽办法节省费用和劳力，但入浴则绝不可少。在城镇中，有像游泳池那样大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到那里洗澡，并与偶遇者谈笑。在农村，几个妇女轮流在庭院里烧洗澡水，供几家人轮流入浴，洗澡时被人看见也不在乎。即使是上流家庭，入浴也必须遵守严格顺序。首先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佣人。出浴时浑身绯红，状如熟虾。然后阖家团聚，同享每日晚餐前的轻松愉快。
恰如酷嗜热水澡，视为一大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其传统包括最严厉的冷水浴。这种习惯往往被称作“寒稽古”（冬炼）或称“水垢离”，至今仍很盛行，但已不是老传统方式。从前，必须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之下。寒冬之夜，即使在无取暖设备的日本房间里往身上泼些冰凉的冷水，也是非同小可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记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这种习惯。那些志在获得医治疾病或能够预言的特别才能的人们——他们并不想去当僧侣或神官——在就寝前要进行“水垢离”，凌晨二时，“众神入浴”时要起床再做一次。早晨起床、中午及日落时也要各做一次。（1）那些急于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以求谋生的人中尤其盛行黎明前的这种苦行。还有，为了锻炼身体，人们把身体裸露于严寒中。据说，练习写字的孩子们尤其要锻炼，哪怕把手指冻僵、长冻疮，说是特别有效。现代的小学里没有取暖设备，据说这对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大有好处，将来能够忍受人生各种艰苦。西方人则对日本孩子经常感冒和流鼻涕印象更深，因为这种习惯只能如此。
睡眠是日本人爱好的另一种乐趣，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也不论是在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眠。这件事情使许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惊奇不已。美国人几乎把失眠和精神紧张看成同义语，而按我们的标准衡量，日本人的性格是高度紧张的，可是他们却毫不费力就能熟睡。他们晚上睡觉很早。在东方各国很少发现有如此早睡的国民。村民们都是日落不久就入睡。我们的信条是为明天积蓄精力；他们早睡则不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盘算。一位十分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放弃那种认为今晚睡眠与休息是为准备明天工作的想法；你必须把睡眠与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问题分别考虑。”好比一项工作提议一样，睡眠也是“自成一案，与任何所知生死之事无关”。（2）美国人惯于认为睡眠是为了维持体力。我们大多数人，早晨一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一共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短告诉我们，白天可以有多少精力和多大效率。日本人睡觉则不是为了这些。他们就是喜欢睡觉，只要没人妨碍，他们就能高高兴兴地入睡。
同样明显，他们也能毫不吝啬地牺牲睡眠。准备应考的学生通宵达旦地用功，根本不考虑睡眠会使他更能应付考试。在军队训练中，睡眠完全服从于训练。杜德（Harald Doud）上校1934年至1935年曾在日本陆军工作，在谈及与手岛大尉的一次谈话时说，“平时演习中，部队连续三天两夜行军，除了十分钟小憩和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以外，丝毫不能睡眠。有时士兵们边走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熟睡过去，撞到路旁的木堆上，引起大笑。”好不容易回到兵营，还是不能睡觉，都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大尉回答说：“噢，不用，他们都知道怎样睡觉，现在是要训练他们不睡觉。”（3）这段话简洁生动地表达了日本人的观点。
像取暖、睡觉一样，吃饭既是享乐式的休息，又是一种严格训练。日本人在余暇喜好烹调多种菜肴来品尝，一道菜只有一羹匙，色味都很讲究。但在另外情况下又强调训练。埃克斯坦（G。 Eckstein）引用日本一位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最高德行之一”。（4）“吃饭不被认为是大事，……吃饭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因此，应当尽快地吃完。对孩子们，尤其是男孩，总是尽量催他们快吃，而不像欧洲人那样，劝他们慢慢地吃”（5）（重点号是著者所加）。在训练僧侣的佛教寺院，饭前的感恩祈祷中，僧侣必须把食品看做是良药（6），意思是说，正在修行的人不应把吃饭看做是享乐，而只应看做是必需。
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强行绝食是测试意志坚强的良法。像却暖弃眠一样，绝食也表示能够忍受苦难，就像武士那样“（腹中饥饿时）口含牙签”。如果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不仅不会因卡路里、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会因精神胜利而提高。美国人认为营养与体力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日本人则不承认这一点。因此，才有东京广播电台对战时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们宣传体操可以使饥饿者恢复体力和元气的事情。
浪漫主义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这在日本已成为习惯，尽管它和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家庭义务全然相反。日本小说充满了这类题材。和法国文学作品一样，书中的主角都是已婚者。情死是日本人喜欢阅读和谈论的话题。十世纪的《源氏物语》（7）是一部描写爱情的杰出小说，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当时发表的伟大小说相比毫不逊色。封建时代的大名及武士们的恋爱故事也同样具有浪漫色彩。它还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与中国文学的差异是很大的。中国人忌谈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性的享乐，由此免去许多纠纷，家庭生活也相当平稳和谐。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对日本人要比对中国人更加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仍然是肤浅的。我们对于性享乐的许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不大讲伦理道德，我们则是要讲的。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行。“人情”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英美人认为日本人珍藏的画册有些是淫秽的，认为吉原（艺妓与妓女集中地）是悲惨的地方。对这种评论，日本人一直很重视。日本人开始与西方人接触之初，就非常注意外国人这种评论，并且制定了一些法律，以使他们的习惯接近西方标准。但是，任何法律也不能消除文化上的差异。
有教养的日本人充分知道，他们并不认为那么不道德、猥亵的事，英美人却认为是不道德、猥亵。但是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习惯态度与他们那种“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之间有巨大鸿沟。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态度的主要原因。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而不是像美国生活中那样，一个可以公之于世，另一个则只能避人耳目。日本人对两者的区别是，一个是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世界，另一个则属于微不足道的消遣世界。如此划定范围，“各得其所”，这种办法使这两类活动对家庭中的模范父亲和市井中的花柳之徒都能分别适用。日本人不像我们美国人，他们的理想不是把恋爱与结婚看做一件事。我们所赞许的恋爱是以选择配偶为基础的，“相爱”就是我们结婚的最好理由。结婚以后，如果丈夫与其他妇女发生肉体关系，那就是侮辱他的妻子，因为他把理应属于妻子所有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则不这样看。在选择配偶问题上，他们听命于家长，盲目地结婚。他与妻子的关系必须遵守清规戒律。即使在很融洽的家庭中，孩子们也看不到父母之间性爱的表现。正像一位现代日本人在某杂志中说的：“在我们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其他任何目的，只能歪曲结婚的真实含义。”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的男子只在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他们如果有钱就去另找情妇。与中国的重大差别是，他们不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来作为家族的一员。如果那样，就会把两种应当分开的生活范围混而为一。他的情妇可能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艺妓，也可能是妓女。不管是哪一种人，他都要与那种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以防止那个女人被遗弃，契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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