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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选票的背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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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行、厦门电视台的阎小荔在博客上记录下这一幕,并发出疑问:全世界的记者给了马克?纳坦森一个明确的回答,结论只有一个:如果不是美国的错,那一定是132个国家的错;如果不是132个国家的错,那只能是美国的错。
而我的另一位同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李慧玲则把自己的感想发表了,她这样写的:
奇怪的是,在说起和接触个别的美国新闻人和“美国媒体”这个整体时,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次美国国务院苦心孤诣地让我们认识美国新闻自由,在华盛顿参加大组讨论时,尤其找来了不少美国新闻工作中的“大腕”,在台上共同探讨一些课题,比如美国电视新闻的名嘴、一些新闻周刊的高层人员、《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等泱泱大报的资深记者,还有来往于体制内外,成了政府发言人的前记者,谈美国媒体和国际事务、外交课题的报道、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等等。他们个别与人交往时,或许会有其平实的一面。但是,当他们以“美国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出场,摆出的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中心的姿态。
他们坐在国务院的会议厅里批评总统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展现他们一再强调的美国媒体的独立。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拥有最高的新闻自由,而让他们有条件流露优越感吗?还是因为美国目前的超级强国的姿态,以及美国媒体对世界的笼罩,让他们可以傲慢?在台上,他们之间的讨论,都是围绕于他们“美国媒体”所关注的课题,包括谈外交、国际事务,来回就是一个伊拉克问题,体现的是美国媒体如何主导现今的话语权。对于他们所关注的课题以外的事务,他们似乎兴趣不浓。我们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在台下竟然是被边缘化的强烈感觉。参加这个交流访问计划的其他国家媒体人员站出来问问题,不是跟台上同行之间的平等交流,而更多像是“学生”问“老师”的态势。
一位马来西亚的同行后来对国务院的官员说,参加活动中的感觉是:我们对美国的认识远远超过美国同行对东亚的认识。而一位从台湾到香港定居的同行也说,大组讨论的形式不好,台上台下的设置安排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在台下仰望。
小小的一次会议,各国的媒体同仁就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情感,只能说,美国太复杂了,美国的媒体太复杂了,它不伟大,也不猥琐;它不可爱,也不可恨;它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它监督政治运作,却也时常被政客所玩弄;它号称独立,却也不得不受制于财团大亨。平时尚且如此,每到大选年,媒体更是呼风唤雨、大显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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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力挺尼克松(1)
《洛杉矶时报》力挺尼克松
——为何“水门事件”未能阻止尼克松连任
2007年的某一天,我和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张从兴、香港《亚洲周刊》记者呙中校漫步在华盛顿街头,在波托马克河河边,以肯尼迪艺术中心为背景拍了一通照片后回到大路,看到了传说中的水门大厦(张从兴是倡导复兴汉服的新加坡华人,有时比中国人更爱中国;呙中校在写了《谁抛弃了深圳》后,被迫离开深圳,赴香港就职)。
外表看起来,这是一栋普通的建筑,公平地说,在华盛顿的建筑群里它和联邦调查局大楼一样丑陋。不过,位于国务院与乔治亚大学城之间的水门大厦,距离两地只有一箭之隔,大厦里达官显贵云集,由于1972年的一桩公案,这座大厦也成了华盛顿的一景。
这是丑陋的一景,也是让人感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美景”。
1972年6月17日,有五个人因闯入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被捕。《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依据内线“深喉”的消息,步步追踪,展开调查,总编辑西蒙斯引用了当时一部知名色情电影《深喉》的片名,作为告密者的化名。
6月20日上午,《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消息使尼克松不安起来。报道说,从被捕人员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中,发现了曾在白宫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他叫霍华德?亨特,在尼克松的高级顾问科尔森手下任职。
9月15日,在取得必要的证据之后,在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捕的麦科德等五人被依法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霍华德?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
随后的调查表明,闯入水门大厦的不是普通的小偷,他们是受命去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调查还进一步表明,尼克松为破坏选举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闯入水门只是其中之一。最终结果是政府的几个官员锒铛入狱,及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现的总统辞职。
2005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承认自己就是“水门事件”中那个曾被称为“深喉”的人,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提供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关键线索。因为追踪“水门事件”、掀翻尼克松,鲍勃?伍德沃德一举成名,《华盛顿邮报》也从那时起成为主流大报。
尽管有水门事件的阴影缠绕,但尼克松争取连任的竞选依然搞得有声有色。
大选前夕的10月26日,从巴黎回国的基辛格特使,向美国人民公布他与北越代表黎德寿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的成果,宣称:“和平即将到来。”这给尼克松政府的政绩本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尼克松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之流,是“嘲笑我们国家的过去和将会妨碍它的未来的激进集团。”
反战的麦戈文显然不是尼克松的对手。尼克松针对麦戈文借口水门事件攻击他的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一说抨击道:“这些年来批评美国的制度已变得很时髦。批评者们坚持认为,它是如此偏颇,如此腐败,如此不义,以致我们应该摧毁它,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我完全不同意,我相信美国的制度。”
在中学时代就以擅长演讲和辩论著称的尼克松的确聪明,他巧妙地将对手指责他和他的政府的腐败,变成了攻击美国制度的腐败,可谓移花接木、乾坤挪移的高手。
11月7日公布的大选结果,尼克松就得了61%的选民票和520张选举人票,而麦戈文只获得34%的选民票和17张选举人票。这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上少有的以如此悬殊的票数决出胜负的一次。
这时候,我们肯定会发出疑问:尽管水门事件的许多事实已经揭露,为什么尼克松还能大胜对手?
简单说来,尼克松政府的政绩、口才,共和党的竞选策略和组织都是获胜的原因。与之对照,民主党内部火拼,麦戈文反战失去支撑点也是重要因素。不过,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在《华盛顿邮报》穷追猛打的同时,另一家主流大报《洛杉矶时报》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尼克松一边。
那时,《洛杉矶时报》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在加州、乃至全美均有不小的影响力。1972年,他公开宣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洛杉矶时报》力挺尼克松(2)
对于《洛杉矶时报》和尼克松的密切关系,前《时代》周刊记者麦克杜格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可以说,尼克松就是《洛杉矶时报》创造出来的。
尼克松二战期间是个寂寂无名的海军军官,战后当选为惠特市众议员。惠特市是一个位在洛杉矶东南方的安静郊区,拥有许多咖啡厅、农夫市场、戏院及书店,离洛杉矶市中心仅30分钟车程。在那里,可以随时前往探访好莱坞、比佛利山庄。
此后,尼克松平步青云,先是当选加州参议员,后担任副总统,1960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惜败于肯尼迪。麦克杜格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洛杉矶时报》的鼎力支持。对此,尼克松心存感激,1972年12月4日,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老板奥蒂斯?钱德勒:“大选期间,《洛杉矶时报》的社论起到很大作用。”
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张报纸一直坚定地支持共和党,1960年、1968年、1972年支持尼克松,1964年支持巴里?戈德华特。
不过,1972年大选之际,面对尼克松的丑闻,《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记者发出反对老板的呐喊,在报社公开宣布支持尼克松后,几位编辑记者致信总编辑,他们写道:“我们打算把票投给尼克松的对手麦戈文。”
到了1973年,“水门事件”水落石出。在尼克松名誉扫地的同时,《洛杉矶时报》的声誉要降至最低点。当年9月,这份大报发表声明,告诉读者他们今后将退出支持某一候选人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读者有充分的信息,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35年后,《洛杉矶时报》打破沉默,再度选择支持某一方。这次,该报在初选阶段,在民主党选择了奥巴马,在共和党选择了麦凯恩,结果两人都从党内的争夺中脱颖而出。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该报的眼光之毒辣和影响力之强大。
对于报纸的支持所起的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阿尼伯格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凯瑟琳?贾米森有深入的研究,他2000年的著作《为什么你所知道的政治都是错的》揭露了报纸支持的有限作用。她的研究发现,1996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和共和党人鲍勃?多尔竞选总统,许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订阅的报纸支持谁。支持克林顿的报纸读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不知道。11%的人却说报纸支持多尔,另有14%的人认为报纸谁也没支持;支持多尔的报纸读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知道报社支持谁,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报纸支持克林顿;在知道自己所读报纸支持哪位候选人的读者中,只有1%的人说“报社社论对自己的选择起到很大作用”,10%的人说“有些作用”,竟然有四分之一的人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报纸支持的候选人是错误的。
2004年大选后,皮尤中心的调查更有趣。结果显示,2004年报纸的支持所产生的影响力比四年前有所减弱。一半人跟着它的社论走,一半人反其道而行之。
美国同行告诉我,报纸的支持与否,在初选阶段更为重要。这个时候,候选人不为公众所熟知,一两篇社论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改变选民的投票倾向。不管是否改变选民投票倾向,有些表达支持的社论的确是观点鲜明,立意高远,或推崇,或鞭挞,文采斐然。比如说,在2008年2月3日的社论中,《洛杉矶时报》这样描述奥巴马:奥巴马是非洲后裔,出生于美国最年轻的州,曾在亚洲和穆斯林一同生活,他长着一副清晰的美国式面孔。奥巴马入主白宫将稀释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绪,这比任何公众外交都要有效,他成为候选人,将使得民主党有希望领导美国走向未来。
杀死安德·鲁杰克逊之妻(1)
杀死安德鲁·杰克逊之妻
——大选期间媒体很“丑陋”
是的,这就是美国报纸。大选时,它们常常会选择一方,公开宣布支持(Endorsement),其行为历史悠久,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的华盛顿时代。
美国早期的领导人,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都认为有必要让选民随时了解一些信息。美国大革命时期前,报纸也只是被商店老板不定期印发出来宣传其商品和服务的薄纸片;革命期间,媒体起到宣传的作用,政治家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报纸对于政治的巨大作用。
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汉密尔顿雇佣了立场坚定联邦派成员约翰?芬诺在当时的首都费城办了《合众国公报》,而杰斐逊也雇佣忠实的共和党人、才华出众的作家菲利普?弗莱纽为共和党办了《国民公报》。这两份报纸在费城相互竞争了数年,后来成为党派报纸的样板。到1809年,联邦派有157种报纸,民主共和派有158种。
早期的美国媒体成了政治领袖的喉舌,实际上是政党的机关报,它们与政党及政治官员联系紧密,以失去新闻独立性为代价换取了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
民主共和派的《曙光女神报》主编是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孙子贝奇。身为名人之后,此人敢骂任何人,连德高望重的华盛顿也不放过。1796年,华盛顿总统第二任期届满,发表告别演说后,贝奇骂道:“如果曾经有一个人使一个国家堕落了,美国就是被华盛顿堕落了,美国就是遭受了华盛顿的不正当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所欺骗,美国就是被华盛顿欺骗了。我们当以他的行为作为前车之鉴,其教训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愚昧无知。”
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联邦派重金收买报纸,恶毒攻击杰斐逊。美国报刊史学者莫特说,在报刊对个人进行攻击方面,杰斐逊是最厉害的受害者。
当时,《合众国公报》这样谩骂杰斐逊:“如果异教徒杰斐逊当选总统,死亡的征兆将降临到我们神圣的宗教。教堂将遭毁灭,而一些无耻的娼妇,也将以女神的名义占据上帝的圣殿。”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谩骂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对此,杰斐逊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如若由我决定,我们是应该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应该拥有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杰斐逊时代,报纸的读者多来自政界、商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奢侈品。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竞选获胜之际,恰是美国工业革命前后,那个年代,报纸从贵族走向平民,随着发行量的扩大、广告增加,报纸成了一个盈利的产业,从此开始拒绝政党的补贴和控制。
那是的报纸产业可谓盛况空前,1836年创刊的费城《公共日报》如此描述当时报业的繁荣:纽约和布鲁克林两城共有人口30万,而廉价报纸的销量却超过7万份……在大街小巷、旅馆、酒店、银行、商店等处都可看到报纸。几乎每个看门人和马车夫的手里都有一份报纸。
1851年,亨利?雷蒙筹集10万资金,创刊了一份伟大的报纸。他说,不能把政党机关报误认为公众报纸,它们不是新闻事业的合法成员,它们不对新闻事业负责,没有资格享有新闻事业的荣誉。公众报纸必须是超党派而独立的,不追求政治利益而谋求公众福利。他在提倡某种行动时、解释一些事件时,总是从全国而不是从任何派系或政党的利益出发。
这份报纸至今还在世界范围内享受声誉,它的名字叫《纽约时报》。
不过,理想和现实之间毕竟有差距,如同媒体无法脱离社会,它同样无法脱离党派之争。亨利?雷蒙本人在共和党内官居高位,于1864年作为纽约州共和党代表团团长参加共和党年会——在这次会上,提名林肯连任总统。
20年后,也就是1884年,美国迎来丑闻丛生的一届大选,候选人的个人品德成为报纸的攻击点,比马克?吐温笔下《竞选州长》的描述毫不逊色。
对决在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和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之间展开。
困扰布莱恩的是一批信件。1864年到1876年间,作为众议院议长的布莱恩给波士顿大亨沃伦?费舍尔多次写信。费舍尔的雇员詹姆斯?穆里根在国会作证,称手里有这些信的原件,这成为布莱恩以权谋私的铁证。有证据表明,布莱恩曾一次性从铁路公司收取10万美元的酬劳,今天,相当于100万美元。 。。
杀死安德·鲁杰克逊之妻(2)
###和党的报纸自然不会放过天赐良机,大选之际,信件内容被原文照登,其中一封信在结尾处写道:“把这封信烧掉。”民主党人抓住时机,让“烧啊,烧啊,烧了这些信”变成当年大选流行语。最终布莱恩以微弱劣势败北。
布莱恩的丑闻让共和党一些人也认为不屑与之为伍,于是他们决定“叛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支持共和党的报纸挖空心思,终于也挖掘出了“老实人”克利夫兰的一桩丑闻。
1884年7月21日的《布法罗晚邮报》活灵活现地报道说,克利夫兰有一个私生子,他不肯承认,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把孩子的妈妈送进了修道院;报道还说,孩子的妈妈是个寡妇,叫玛莉亚?哈平,酗酒成性,喜欢骂人。共和党的团队抓住这一点,觉着火炬游行,高声唱道:“妈妈,爸爸在哪里?快去白宫吧,他在那里,哈哈哈哈!”
此事让克利夫兰的竞选团队感到绝望,面对不利局面,克利夫兰选择了诚实面对,他平静地说:“说出事实!”他承认有婚外情,也承认那个寡妇有个孩子姓克利夫兰,但告诉全国人民,克利夫兰尽职尽责,给孩子找了一个家,孩子的妈妈也没有被迫去修道院。
这时候,一个伟大的报人所办的一份伟大的报纸帮助了克利夫兰。
1883年,约瑟夫?普利策迁居纽约,收购了负债累累的《世界报》,短短3个月后,报纸发行量就由原来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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