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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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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子弹主将”幸运漏网
钱学森要求返回中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注意，由此关注起“类钱学森”式的中国留学生。
就在钱学森遭到“禁足”之后的第八天——8月28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途经洛杉矶驶往香港。在这艘邮轮上，有一百多位中国旅客，内中大都是留学生、学者，既有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主将”的邓稼先，也有后来对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赵忠尧教授，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罗时钧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洛杉矶码头，美国移民局官员登船，盘问赵忠尧教授并搜查了他的行李。
“威尔逊总统号”按照既定的航程，在停靠夏威夷檀香山之后，便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学生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意味着彻底离开了美国。
9月12日清早，船抵日本横滨。这时，船上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在横滨下船了，要调整房间，要求以下三名旅客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
调整房间，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三位旅客都带着随身行李，到了指定房间。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正在那里等候，来一个，扣一个！
这三名旅客，都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即赵忠尧教授和中国留学生罗时钧、沈善炯。沈善炯在1950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学位。
赵忠尧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身在美国的他，当选当时中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情报部门在注意起钱学森之后，也注意起赵忠尧，他们知道赵忠尧同样曾经在美国核心机密科学部门工作。尽管美国移民局在洛杉矶码头盘问时抓不住赵忠尧的把柄，在赵忠尧离开洛杉矶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三度发出电报，要追截赵忠尧。终于，中央情报局在日本截捕了赵忠尧。
庆幸的是邓稼先。邓稼先没有被列上黑名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很年轻，比赵忠尧小22岁，比钱学森小13岁，不像钱学森、赵忠尧那样“树大招风”；二是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上学，没有跟加州理工学院沾边。8月20日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赶紧前往旧金山，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经洛杉矶回国。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5年，他考入北京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1945年邓稼先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据罗时钧后来回忆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手里拿着名单，向那三名被扣押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说道：“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宣布，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要么回美国去，要么去台湾，如果美国、台湾都不去，那就在日本坐牢！
三个人都没有选择回美国、去台湾，于是都被押解下船。他们被投进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那是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监狱。他们关进巢鸭监狱时，被剃成光头。据说是为了防止把臭虫带进监狱，他们的身上被洒满刺鼻的农药“六六六”黄色粉末。
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驻日本是“*”的使馆。他们派人到巢鸭监狱，劝说赵忠尧等去台湾。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发来电报给赵忠尧：“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 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 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因不堪美国政府压迫而返回祖国的我国留美学生，又有一批111人于本月20日返抵广州。据谈，他们启程前曾受到美国政府多方阻拦，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终于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美返国，但拟回国的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动身前竟被美国政府扣留。当“威尔逊总统号”驶到日本横滨时，同轮返国的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及学习理工的罗时钧、沈善炯二位学生竟又遭美国占领当局的非法扣押。全体回国学生对美帝国主义此种暴行极表愤慨。他们抵穗后发表了告*，内称：“我们谨以最愤慨的心情，向国人报告三位同胞在日本横滨港遭美国陆军部无理拘留的经过：8月28日邮轮到洛杉矶时，赵忠尧教授被移民局职员再三盘问和搜查行李，书籍几被全部扣留。9月12日船到日本横滨时，美国驻日本占领军第八军，竟无理将赵忠尧教授及罗时钧、沈善炯两同学扣押。9月17日船到菲律宾马尼拉时，鲍文奎同学复被美国特务检查行李历时四小时，幸未被扣。我全体同学对这次美国陆军部借武力非法扣押我国学者和归国同学的行动，极为愤怒。我们除将上述情况报告我中央人民政府外，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重抗议。”
为了援救被扣押在美国的钱学森、在日本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1948年夏就已经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
经过三个月的关押，美国政府迫于无奈，终于在1950年11月底释放赵忠尧等人，他们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从赵忠尧事件可以看出，当时钱学森为什么没有计划乘船，而是乘飞机绕道加拿大回中国。倘若他跟赵忠尧一起乘船离开美国，也会在日本被投进监牢。然而，钱学森连乘飞机也“插翅难飞”，除了限制出境之外，新的厄运朝他袭来……
托运的行李被细细“研究”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他是在飞往华盛顿那天，把需要打包的物品交给了打包公司。当时，打包公司派人从钱学森办公室运走了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存放在打包公司的仓库里，在那儿装入八只木箱，然后由他们运往轮船码头。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扣查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已经注意把涉及机密的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就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查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查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金贝尔先生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一下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12 000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查局终于决定在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上做文章。由于联邦调查局“放话”，《洛杉矶时报》、《明镜》等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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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宅。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表明来者不善。钱学森夫人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这逮捕证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好。大约一时还不敢对这位颇负盛名的火箭专家下手。9月7日钱学森一直在家，没有出门，联邦调查局以为钱学森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由于洛杉矶离墨西哥不远，而从美国进入墨西哥很方便，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钱学森已逃到墨西哥，从那里想方设法回到中国。于是，决定赶紧对钱学森采取行动。当他们进入钱家，看见钱学森旁若无事地正在家中，倒是有点吃惊。显而易见，他们关于钱学森“逃跑”的判断完全是空穴来风。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的问题，依然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一回跟6月6日的盘问不同：那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钱学森办公室，审问钱学森是不是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而这一回则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美国是一个*的国家，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被捕入狱（这一规定直至1990年才作了修改）。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外，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又有“间谍”之嫌，即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同样“罪行严重”。
钱学森依然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调查局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
对于钱学森的*，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吊销安全认可证到不准离开美国，又从海关扣查行李到下令逮捕。
关于钱学森被关进什么监狱，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说被关进“恶魔岛”监狱。“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直译应为“鹈鹕岛”，是位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小岛。1859年美军在岛上修筑了碉堡，1907年成为军事监狱，1934年这里修建了联邦监狱，关押过黑手党头目Al Capone等一百多名要犯，直至1963年监狱从这里撤离。如今，这里是金门国家公园，成为观光景点。由于“恶魔岛”监狱名声在外，许多人就产生“合理联想”，钱学森当年一定关押在这里。
其实，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看中，扩建为监狱。
特米诺监狱跟“恶魔岛”监狱一样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监狱，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监狱的牢房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响起西班牙语声，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想到美国打工，于是偷越美墨边境，被抓住了，就押往这个离美墨边境不远的监狱。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联邦调查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夫人蒋英获准每天可以前来探望。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使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四面八方的声援
就在钱学森被从家里带走不久，帕萨迪纳的电台迅即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都有听电台新闻广播的习惯（钱学森本人即便是在回中国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听电台新闻广播）。透过无线电波，这近乎爆炸性的新闻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胫而走。教授们、学生们难以置信，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博士怎么会是“间谍”？当晚，很多朋友赶往钱宅，安慰同样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夫人蒋英。
翌日，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在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各地，引起惊愕，引起愤懑。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竭尽心力。他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杜布里奇还紧急致函那位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信中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指控：
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
杜布里奇还指出：
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后来人们迟迟告诉他所订的船位没有结果，他便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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