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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国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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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着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着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力和领悟力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4)
1913年,毛泽东在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认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得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善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并且站在全新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论语》句典,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5)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
  在成为*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内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这里仅举其中四例,引导读者诸君体会一下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的高超艺术。
  1。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动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6)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对农*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的着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2。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知之甚少。
  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在这篇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着名的精辟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泽东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该怎么办呢?
  接着他回答道: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一语出自《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即说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入太庙祭祀周公,由于祭祀用的是四代礼乐,多不常见,孔子就每件事都要问一问,“调查研究”一番。这个典故勾画出孔子谦虚、谨慎的形象。毛泽东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引用这个典故,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引用《论语》中的这个典故,表明了他对孔夫子“每事问”精神的赏识和推崇。正是时时处处“每事问”,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流的“中国通”。
  3。奉劝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7)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又囚禁了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中,毛泽东说: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  ■  ,小车无  ■  ,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是用来驾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小车的车销钉叫“■”,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无法将牛和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在祸急寇深、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假抗日,真*”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必将被历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8)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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