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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疯狂-第3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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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立新君中，史可法完全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作为一名亲东林党的文官，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些门户之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性格上有着致命弱点。他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事与愿违。
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却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南明小朝廷的大权旁落，史可法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福王朱由崧先是就任监国，他立刻主持了廷臣会推，要先选出众位内阁大学士。会推结果，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办事。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
并且福王朱由崧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可是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那首鼠两端的表现，却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因此，包括勋贵在内的一些人立即就随风转舵。如：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现在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于是，最后承受不了压力的史可法，就以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的理由，自请督师淮扬。而朱由崧也批准了史可法出任督师。
诚然，史可法为官是比较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史可法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倒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他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而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他却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矣。
所以对于当权者来说，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绝不能犯错，否则是一步错则步步错。而史可法和弘光朝也进入到了风雨飘渺之中。
第九百章天下战事（五）（）
史可法的失势，使得一帮善于钻营投机的官员执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这样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他们肯定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国之上了。尤其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纷纷拉拢这些武将形成奥援，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
尤其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为，就一定要保持内部稳定。纵观整个大明朝的历史，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太监，随便哪一方得势，可朝廷的威信却总是至高无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们总是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从武将这一方来看，直到崇祯末年，除了吴世恭、左良玉、吴三桂等寥寥几人，文贵武贱的传统却一直积重难返。可是当南明的武将们发现他们已经翻身，于是他们的“翻身农奴的高歌声”就唱得异常响亮了。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使得弘光既立时，那些武将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将们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拥虚名，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
于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内部，逐渐形成了四股军阀势力。他们都割据一方，根本罔顾朝廷谕令，飞扬跋扈，只想着自保实力，鱼肉地方。对此，已知铸成大错的史可法等人，还想着竭力挽回这种局面。可是那些军阀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而当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于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这时候的史可法他们还想要用文臣节制住那些武将。
而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左良玉封宁南侯，镇守安庆这一带，并且分兵一部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从这个兵力部署来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隶境内，而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扬州。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士，都已经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只是意在保住江南。
而在当时，汝宁军主力已经全部北上京城，而山东的鲁军也被刚入境俘掠的清军打得是元气大伤。而且对归顺南明还是大平朝是态度不明，因此，弘光朝廷足可以联络刘泽清部归顺甚至攻略，夺取山东。而汝宁军所占领的湖广地区更是兵力空虚。可是南明的军队根本不敢去攻打山东、河南和武昌、襄阳等湖广之地，只是龟缩在长江防线。一心只想维持目前南北朝的局面。
当然，史可法这些人未必不能看到这一点，可是他们做出如此决策，无非是有着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为吴世恭身为前明勋贵子弟，又曾经是前明旧臣，再加上他还是被划为了东林党一派的武将。所以与南明的许多勋贵和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弘光君臣认为吴世恭是可以“争取”的。他们甚至还脑洞大开，认为吴世恭现在的称帝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可能会如同北宋灭亡时的张邦昌一样，最后会归顺弘光朝的。
就是退一步来说，两国如果能划江而治，弘光君臣也可以接受。因此。他们甚至派出了使者至北京，探寻“罢兵议和”的可能性，希望自己能够苟安一方。
其次，由于前明是亡于农民军和清军之手，所以弘光君臣对于农民军和清军即是恨之入骨。又是惧如虎狼。所以他们幻想着吴世恭的大平朝可以抵挡住农民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为南明建立起一道屏障。最好这三方最后是三败俱伤，让南明能捡个桃子。
第三，由于有阮大铖等一些亲汝宁军的官员进入弘光朝廷，再加上扬州商团和江南商团资助的官员作为喉舌，所以弘光朝廷中的许多官员都不主张主动进攻吴世恭的大平朝。
如果说，以前那些官员对汝宁军的政策还不怎么了解，现在可是对大平朝的国策了解得通透了。说到底，就算是大平朝攻了过来，只要那些官员及时“反正”，他们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财得保。就如同当年周瑜对孙权所说的一样：众臣子皆可降。
至于朱家王朝，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反而是现在如果一心主战，出头太狠的话，万一惹恼了汝宁的那位吴鄙夫，那可就万事皆休了。做官也得和做人一样，还是留一条后路吧！
第四、汝宁军还是在与南明的前线，驻防着一定的军队的，弘光君臣并没把握一举击败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在湖广、河南以及山东地方，有着周巡、张彪所率领的熊捶镇和地方部队近三万；有着在汝宁、归德留守的，薛强率领的汝宁军留守部队一个协、新兵二万、内务司士兵二千、工坊司民兵七千多，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在山东，有着熊正恩、迟明率领的，大平军新编的两个镇，再加上刘泽清遗留下来的鲁军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共计四万五千人马。这样的实力，其实已经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队了。
第五、别看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还有不少部队，但他们都是新败之将，手中也是屡败之师。再加上他们的部队中有着大批抓壮丁抓来的士兵，其实战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这些武将还都知道，以前的汝宁军那强悍的战斗力，所以他们不愿意主动挑衅，以免成为大平军首先的进攻目标。
所以现在这些武将的军队，虽然在凤阳府、湖广地区和江北地区与大平军是犬牙交错，但两军之间进行着一种有默契的“静坐战争”，谁也不愿意首先开火，保持着一种诡异般的停战状态。
最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那样的话，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远离了朝廷中枢，那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谁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风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日常所为都是桀骜不驯。如：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听得是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而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这些武将对弘光帝的态度都是如此，又如何会听从那些文官的节制呢？而且他们一旦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
刘良佐在陛见弘光帝时，就曾经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
束手无策的史可法，也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武将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虽然内阁的阁臣们也都交结外藩以为奥援，但他同样受制于那些武将，所以是毫无作为。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于是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而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第九百零一章天下战事（六）（）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高杰、左良玉等武将的藩地割据形成，本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个人有功。就弘光而言，也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这些武将们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因此说，这样的军队，不要说进行北伐收复失地了，连自保南明也都是难上加难了。
弘光这个南明朝廷，就是由武将拥立和操纵，皇帝和文官们从来驾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挟制朝廷加官晋爵，一旦形势不利，就会倒戈相向，保全自家富贵。
总而言之，南明立国之初，底子就没有打好，作为关键人物的史可法没有断然决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权稳住大局，收拾残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当不上皇帝的危险，急忙派人召镇将拥立，授以“定策”之名。从此武将专政，国已不国。
而军阀之间又是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文臣或依附某一军阀为靠山，或束手无策，放言高论者有之，引避远遁者有之，只能坐看江河日下，国土沦丧。
此外，文臣们的内斗也是愈演愈烈。
在明末，党争已经成为朝政的“主旋律“。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党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绅当中；随着弘光朝建立以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弘光朝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弘光即位以后，全国其实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平、大顺、以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面临一个争取人才为己所用的问题，弘光政权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较清醒的，当他起草监国诏书时。原稿起用废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语，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把这句话删去。可是当一两天后正式发布时，连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照原本发出。
要知道，现在全国有经验的官员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在这时候，应该按照三国时期曹操所制定的“唯才是举“来笼络人才。而那些人才的小毛病就应该暂时先放在一边。
可是南明的这个做法，立刻把这些身有瑕疵，却有能力的官员都拒之门外，推向了敌对势力的这一边了。
可是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员（他们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着北都陷没。朝臣除极少数“死节”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和大平政权成为“从贼伪官”；另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这样可以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东林——复社官员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然而朱由崧不得不凭借武将们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武将们的遥控朝政，使东林——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挫折。这本来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然而，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击后来起复的阮大铖等人，似乎事情全坏在这些人乱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连袂而去。众小翩翩入朝。当然，阮大铖这些人在党争方面其实与东林——复社官员是一丘之貉。也就是比较一下谁更烂罢了。
其实在弘光初立的时候，大臣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姜曰广、高弘图、张慎言、刘宗周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可这并不是阮大铖这些人推翻逆案的结果，完完全全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官员们互相倾轧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根本没有料到大平军会迅速南下。他们原以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乡或借寓之地（如张慎言）过乡绅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观时再东山再起。留一个以退为进的后手。不过，这些大臣们再一次失算了。
于是在朝廷中，大臣们矛盾激化，每日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反而置国事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国难当头，应当捐弃门户之见。可是这种有益的建议立刻被淹没在互相攻讦的奏章中了。于是，弘光朝廷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钩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苟延残喘，也不知道会不会在内讧中分崩离析。
所以当吴世恭看完了这些以后，心中是大定，南方的南明小朝廷也是不足为惧了。
虽然现在的南明兵力还是很“雄厚”，左良玉有着近二十万兵马；黄得功有着三万五千人；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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