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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时期。这个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几至不通。而可巧的是此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上正兴起一个大帝国，史称萨拉森帝国，中国古书上称之为“大食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食国是个商人帝国。那些阿拉伯商人过去是走陆路来到中国的，北方的战争使他们折向东南方向，走出了一条海路，到达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当时的泉州已是一个现成的港口，从航线上看，以泉州作为始发港的国际航线就有六条主线：一是往占城（即今越南），二是往三佛齐、婆、渤泥（即今南亚一带），三是往波斯湾，四是往东非沿岸诸国，五是往菲律宾诸岛，六是往高丽、日本。通商国家与地区达90多个。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2）
发达的航线促成了发达的造船业。宋元之时，泉州是世界最大的造船业基地之一，在这些航线上行驶着中国的“高樯大船”，也行使着外国的“岛夷蕃舶”，拥有如此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国政府要控制海权简直易如反掌。但宋代是一个讲究典章礼仪的文明朝代，从没打算通过垄断这些航线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侵略他国。宋以下的中华民族各朝各代，虽对内严，但对外一直实行宽赦政策，即使有霸权的机会与实力，也不去霸权。是文明？是坐失良机？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
　　让民间自由地分享海权，政府仅从贸易中取得税收，中国历来所理解的海权，不过这么一点点。唐中叶以后，中国政府的通商政策越来越明确，即保护与鼓励。唐文宗时，政府对外国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并诏令地方官对蕃客要当宾客对待，“常加存问”。由于中国儒学的宽容，对外国商人到中国后所持宗教信仰从不干涉，所以信###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商人，在中国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感到很自由，于是大量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子孙。因为不干涉，他们几代人下来，反而自己忘掉了原来的信仰，甚至放弃相传数代的经商职业，也顺着科举取士的阶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诸帝以苛酷著称，对外国商人却是宽赦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已经实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国朝贡船只夹带胡椒，与民交易。市舶司请征其税，成祖的批复却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第二年，又有琉球国遣使贡物，回去的时候船上夹带瓷器，被查出来，法当逮问。奏折到了成祖那里，成祖批复：“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这是相继两年发生的事，可以推想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它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自己仅从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取得税收而已，而这些税收又大部分转化为市舶管理的费用。元代对外国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个字：“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来政府对海权的理解，没有一点霸权的味道。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中国做了1000年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居然没有因之与邻国发生战争。“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其中渗透着中国人古典海权的智慧。遥想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的“汉撒同盟”，居然要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之，两地文明程度真有云泥之别！
　　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令严禁商民下海通蕃，此为海禁之始，已经和平崛起的中国海权，于此如遭严霜。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
　　为什么明朝立国初年要实行海禁呢？这要从远因说到近因。
　　从远因上看，朱元璋是一个推崇汉宋儒学的粗人，他把重农思想发挥到极致，流风所及，明清两朝虽有盛大海外贸易的声势，却错过了重商主义的洗礼。儒学有先秦、汉宋的分野，先秦儒学是一些宏放的思想，孔子本人虽出身不高，“多能鄙事”，但他主张思想家的独立性，不必与工农生产相结合，所以他的学生要学习耕稼，他是不赞成的，他自己也不以别人嘲笑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然。在孔子看来，农业并没有高出于别的行业的神圣性，不过是百业之一而已。但到了汉代，要实现稳定，先须人民乐土，儒学中便有了“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由汉至宋的儒学，争端多多，但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宋以后的理学家往往就是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是以农为神圣的，而以商为奸鄙之事，以工为奇技淫巧。再看明初的形势，鞑虏虽已被驱逐，但人口消耗殆尽，百业凋零。要恢复，必须禁止人民自行流窜，让他们乐土。那时由于山西夹于太行、吕梁两山之间，战事不大，人口损耗较小，而中原等地十室九空，几无人烟，于是才有洪洞大槐树下大举迁民之策。而对沿海，朱元璋也实行了以土安民的政策，要边海住民依靠土地与近海过安宁的渔耕生活，不要去冒险做与蕃国的贸易。可以说，一个“安”字是明初政策的核心。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尊孔的皇帝，但他不了解孔子，以为朱熹解说的那一套就是孔子的真精神，用在政策上，便把汉宋儒学的“收敛性”发展到极端地步。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3）
可是在同期和稍后的欧洲却是另一种情况，欧洲流行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唯一的财富，聚敛唯恐不多。英国学者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清朝初年，他总结此前200年流行的重商主义，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在论及国家之富裕时写道：“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各国政府无不鼓励本国商人发展海外贸易，为本国赚回更多的金、银、珠宝。为此必然引起对海上霸权的争夺，以致海战不断。荷兰人开发了近代欧洲的航海业，曾有一时期垄断海上航线，其他国家不能染指。但西班牙人把它打垮了。可西班牙并未永久取得海上霸权，在1588年的加莱海战中，英国海军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人攫走了海权，垄断了贸易。重商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了法国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如魁奈、杜尔阁等人，主张财富皆从土地上来，唯农业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重农学派”。
　　欧洲经历了一番重商主义洗礼，中国则相反，自从先秦“农商并重”迄于汉代“重农抑商”，2000年就是一个“重农主义”大行其道，对内陆商人尚且百般鄙损，对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更未能做充分的估价。不仅明太祖朱元璋一人如此，明清两个朝代的执政者们都是这样的。
　　从近因看，忽必烈曾几次征日本，但海潮每次都帮了日本的忙，忽必烈的水军不能上岸，樯倾楫摧，人员葬身鱼腹，岛国日本只是虚惊一场。同期的中国却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战，人民涂炭，军队疲惫。日本原来“跑单帮”的海盗，此时已经形成几个庞大的组织，不断滋扰中国沿海各港口。明初，这种滋扰达于极甚。日本海盗船常结队而来，肆无忌惮。日本海盗个个赤身露体，仅穿犊鼻，把大刀舞得风车一般圆，不惜性命，登岸奔冲而来。沿海之住民，往往数十百中国人也不敢抵抗，望风而逃。日本海盗占领沿海州县，肆行掠夺，烧杀一通而去，亦是常事。州县长官也没有办法，只好携眷弃城而逃；中央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军力保护商民。有鉴于此，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不许商民与蕃人来往，阻断日本人的来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从那时就开始了，“倭寇”的称呼也普遍流行起来。明朝政府的对内严对外宽，对于边海的倭患，一直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收敛性措施，不肯秣马厉兵，压灭其气焰，以致在几百年后中日海权对决中，中国处于下风。
　　于此可见，明朝以后，中国的海权不是被什么别的国家强行剥夺的，而是和平地逐渐衰落的。而对中国海权形成核心性威胁的，则是东邻日本。日本人被荷兰人杀怕了，很早就警觉到海权的重要。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原来民间散兵游勇式的海盗组织成了政府效法的榜样。扩张海权成了日本政府与国民强烈的追求，并且付诸实施。日本的海权扩张主要在黄海，其矛头并不指向欺负他们的西洋人，却指向曾给其传播文明的中国。
　　作为太平洋西缘的一个岛国，日本土地狭小，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赖海上交通。自从公元三四世纪，日本开始成为中央集权国家后，获得陆地资源，并在大陆获得战略纵深，一直以来是日本所渴望的。只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长期落后于中国，无力挑战中国的海权，对中国陆权的挑战也屡屡失败，日本只能依赖朝鲜海峡为屏障，阻挡元朝大军来自亚洲大陆的扩张。明朝前期，其经济强盛，航海技术、造船技术世界领先。日本为了生存，进入中华经济圈，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被纳入中国的册封体制。
　　从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航海家到达日本开始，日本发生了变化。1613年，接受欧洲人“大地圆球说”的日本人，模仿欧洲人敲打出一条小船，竟同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完成了环球旅行。
　　日本海军建军思想应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林子平（1738—1793）。他在《海国兵谈》一书中说道：“何谓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因此，海国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应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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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4）
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汽机船“森宾”号被派遣到长崎来，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停泊3个月，讲授海军的基础知识。日本海军正式开始了发展。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把“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当从速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海陆军体制，于1872年1月废除兵部省，分置海军省和陆军省。而中国的海军衙门是1885年中法战争后，由骑马的皇族醇亲王领导的。北洋水师丁汝昌则是陆军将领。
　　1873年，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率领一个34人的教官团到日本，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使日本海军教育走上正轨。同时日本还派出大批人员赴英美海军学习。
　　光有技术还不行，经验也很重要。因此，日本明治政府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日本海军第一次远洋航海始于1875年对旧金山和夏威夷的访问，此后又在1878年访问了澳洲，同年，又完成了欧洲之旅。
　　毫无疑问，当时的日本海军在重要度、进程、建军体制、海军教育、远洋经验上，都胜于当时的中国海军。
　　然而，日本建立强大海军，谋求海权的目的，不是要建立海防，而是要实现他们的一贯的战略——进入亚洲大陆！以获取战略资源和战略纵深。“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马汉《海权论》）。在现代，海权、陆权、制空权、太空权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海洋和陆地都有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国家交锋直接表现在海权、陆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就是陆权与海权交锋的历史。中国要海权，日本要陆权。而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尽管当时的日本海军实力还弱小于当时的中国海军，但是日本的海权战略是进攻型的，而中国的海权战略是防御性的，陆主海从。海权争锋，中国对日本是未战先输。
　　所以，后来的战略演进路线图是：1874年首次涉足台湾，派兵琉球，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1876年侵入亚洲大陆跳板——朝鲜，1894年海路陆路并进，进军东北，决战北洋！
　　中国开始全面接招。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革命是改革的根本。洋务运动面对近代中国洋人以海权获取中国陆权的残酷现实，努力重整海权，它以自强为口号，大力发展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军事工业。
　　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出现。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汽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用于武装近代化的军队。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是中国首次出现资本主义工业，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洋务运动期间，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90年，培养了1300多名具有一定海军技能的水兵、军官。
　　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清政府加快了海军的建设。早期的洋务运动在建造近代海军方面有卓越的成效，比如洋务运动期间，北洋海军、南洋舰队、广东、福建舰队等几乎都配备了几艘千吨级的军舰（铁甲巨舰、主力舰、炮舰等）。
　　19世纪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1872年，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1875年5月，直隶和台湾试办煤矿，后来台湾基隆煤矿成效显著，年产量达到54000吨，它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1890年，为了抵制洋铁进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10个工厂，3000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1879年9月18日，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1878年3月，以天津为中心，仿效西方，试办邮政，这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始。1881年，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1885年中法战争后，洋务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到1895年为止，全国仍陆续修建了360余公里的铁路。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总督府安装了第一台发电机，开始了中国电灯取代油灯的时代。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5）
洋务运动支撑中国建立了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提供的军事装备，左宗棠是无法规复新疆的，中日战争也会提前10年在朝鲜爆发。
　　如果按照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在东亚将没有日本的海权战略优势。于是，日本坐立不安。甲午之战前数年，日本国内“武功派”一再要求立即出兵朝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理由就是鉴于中国不断更新装备，如北洋舰队的成军、海防要塞的兴建等，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而“文治派’则因财力匮乏“万难冒昧”，不愿意轻易冒险。到了1894年，主战派认为形势急迫，“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再加上这一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中国朝廷正忙于“万寿庆典”，机不可失。日本政府上下意见趋于一致，故决心挑起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然而，它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却是十分慎重的。它把北洋舰队视为自己取得制海权的最大威胁，提出了几种不同的作战方案，甚至考虑到一旦海战失利就要撤退全部侵朝日军固守本土的问题。从上面日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可知，他们对洋务运动一直是深感不安的。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一笔总数2亿3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倍（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年收入是6000万两白银），日本年收入的倍。此后，日本将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10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从18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