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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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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外交伎俩，“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力图避免欧美列强联合干涉其侵略活动。
当时，在远东有最大利益者，为英俄两国。沙俄自从19世纪中叶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力图在远东取得不冻港，进而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于日本向朝鲜的扩张，沙俄是有戒心的。故当李鸿章请求沙俄政府出面调停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喀西尼“欣然应诺”，表示了干涉的决心。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慌，陆奥宗光立即与驻日俄使希德洛夫进行了会晤，保证无意占领朝鲜，仅是要朝鲜改革内政以保证朝鲜独立而已。于是，俄国“积极干涉之心顿减”。但俄国政府对日本仍不放心，1894年6月30日，希德洛夫曾交一照会给陆奥宗光，劝告日本政府容纳朝鲜要中日撤兵的请求，并警告日本说：“若……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负重大责任。”日本政府接到照会后，立即进行研究讨论，它还通过驻俄日使了解到，俄国虽然对远东寄予的欲望远大，但它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太平洋舰队也还软弱，没有多大力量来采取武力政策。日本政府认为这时没有应俄国忠告而撤兵的必要。于是，日本就比较委婉地拒绝了俄国撤兵的建议。同时，为使在远东问题上猜忌素深的英俄两国互相牵制，日本政府就将朝鲜问题通告英外务部。英外务部就命其驻俄公使告诉俄外务部说：“英国并无用恐吓手段强日撤兵之意。”俄国当初愿出面干涉，主要是怕不允中国所请，中国会“舍而求英，徒予英人殖势良机”。此时，俄国见日本拒绝了它的要求，英国表明了“中立”态度，若再采取干涉行动，恐会引起列强（特别是英国）的猜忌，且万一日本胜利，俄国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考虑到这些因素，沙俄就不愿卷入漩涡，去冒与英、日对立的危险了。对此种情况，日本亦甚为了解，为拉拢俄国，更加孤立中国，日本还表示若日本一旦占据朝鲜，则将尽力保护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日本的承诺，沙俄感到满意，俄外相立即表示了不干涉的态度，日本终于扫除了发动甲午战争的一大障碍。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2）
为了避免在远东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的干涉，日本在外交上也颇费心机。英国当时奉行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极不愿打破远东的现状。它是承认中朝藩属关系的，其政策的着眼点是支持中国加强控制朝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想方设法亲近英国、拉拢英国。当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巴柴特向日本政府提议说，中国政府对于从前日本政府所提议之案，有附有某种条件再商议之意时，日本不敢得罪英国，却故意在与中国谈判时，提出与中国相反的和使中国无法接受的意见，致使双方谈判无法进行下去，然后再把谈判失败归罪于中国，挑起英国对中国的不满，争取了外交上的主动。
为了使英国保持“中立”地位，日本还满口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运动”的要求。同时，日本政府还了解到，英国的远东政策中还包含有防止俄国在远东扩张的一面，英国早就密切注视着俄国势力向远东和中国侵略的动向了，为了不让日俄结好，损害它的远东利益，英国希望日本站到自己身边来，共同对付俄国。于是，日本趁机提出了自明治维新后，一直是头等重大的外交课题——修改日英条约。在日英双方商谈改约之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向英国政府表示：日本与中国打一仗后，即缔结和约，“以尽早地遏止俄国人南侵”。日本的这一表态，使英国感到满意。7月16日，日英改订条约终于在日本作了许多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条约改订，初步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如英外务大臣金伯雷在条约签字仪式上所说：“这个条约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以此表明他对日本侵略行动的支持态度。
日本就是这样运用其灵活的外交策略，使英俄互相牵制，从而解除了发动战争的后顾之忧。7月23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开战之后，英、美、德、法等国正式发表其“中立宣言”，要求中日两国尊重他们的“中立”权利，这对日本侵略行动无异火上浇油。然而，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对中日战争的进程极为关注。在战争初期，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胜负没有把握，基本上采取观望政策。平壤及黄海之战，中国大败，使“欧美各国之视听赖变”。英《泰晤士报》公然说：“我们决不会再想到……中国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然而日本的胜利也使英国深感不安。英国当时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65％以上，英国商人已经“享受”到战争的恶果。因为清政府为阻碍日本袭击华南沿海城市，先后封闭了宁波、福州等港口，这就使英国在华南贸易受到打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结果将会更加残酷。并且，英国眼见新兴日本跃登远东舞台，且有要求东亚主动地位之举，实在于心不甘。10月6日，英外相电令其驻俄、法、德、美等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建议以联合方式调停中日战争。10月8日，英驻日公使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向日本政府探问，是否日本愿在（1）各强国担保朝鲜独立；（2）由中国赔偿日本军费这两个条件下停止战争。对于英国的提议，开始时日本政府“颇深筹虑”，以为各强国已经同意了英国的意见。但狡猾的日本并未立刻答复英国，而是与各国驻日使节频频接触，试探各国的态度。驻各国的日使也积极配合，将各国的立场通报国内。当日本政府了解到：俄外务大臣的意见是，“在今日中国尚未直接向日本乞和，日本政府未明言媾和条件，以为干涉之时机尚早”；而“意国虽欲与英国取同一运动，然观曩日英国之失败，诸事更加注意”等等情况后。他们立刻得出结论，欧洲各强国各怀异心，又皆拒绝中国政府之哀诉，不表示同意英国政府的联合仲裁。同时，陆奥宗光观察到英国的调停态度也是不坚决的。10月10日的《泰晤士报》社论中明白表示：对日采取强迫措施，虽有成功的希望，但今天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否则将会陷入困窘的地位，并被东方强国敌视。于是，日本政府照会英国政府表示拒绝“罢战”的强硬态度。果然不出所料，英国政府接到日本的照会后，便丧失了调停的信心。日本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了列强间的意见分歧，从而瓦解了英国提议的“联合调停”。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3）
英国首倡联合调停失败后，中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为早日息止战争，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在11月3日召请英、美、德、俄、法5国驻北京公使出面联合调停战事，并表示承认10月6日英国所提出的“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及“列强共保朝鲜独立”两项原则作为媾和基础。同时，他又训令驻外使节向各国直接提出请求。但此时，列强各有打算。德国政府表示“现时和议无济于事”；英外务大臣金伯雷也表示“不便与日再言”；美国则断然拒绝参加联合调停，意欲单独操纵和谈，可是力不从心。李鸿章见联合调停难以施行，建议尝试直接派人赴日求和。于是，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以李鸿章特使的身份立即被派往日本。但日本政府却以德璀琳为非正式使臣，拒绝同他谈判。不过，日本这时仍然感触到存在“欧洲列强干涉东方事件之危机”。因此，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政府亦非常注意各国的外交行动。1895年2月，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广岛与日本代表谈判，但日本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开议。
广岛谈判的破裂，张、邵两使臣的归国，使“欧美各国对中日事件之视听，更加敏锐”。英国见日本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且其侵略魔爪伸入到中国本土，战争如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损害英国在中国南部的利益，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这时英国的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警告日本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不可“过奢”。各列强命其驻日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希望对中国的要求，“务期不失之苛大，以中国能应从之程度为止，希望恢复和平之速成”。2月6日，英外务大臣金伯雷还同俄国大使史达尔在伦敦就远东局势进行会谈，同时，他又与法驻英大使交换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看法。日本看此势头于己不利，为“使第三国无干涉余地”，便采取诱导中国政府早派媾和使臣，速息战争，恢复和平的方针，以“息列强之视听”。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被派往日本。20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在马关开始谈判。马关和议期间，日本估计到侵占中国领土，势必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特别是英国，假若其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侵犯，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况且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是日本所远不及的。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对英国采取妥协的外交政策，留心调和英日两国在华利益上的矛盾，甚至不惜以某些条件来换取英国的支持。3月9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日本“权威人士”的谈话说：“关于对华媾和条件，现在不便全盘托出，但是可以说，在开放全国通商这一点上，日本决不想为自己谋取较其任何其他国家更优惠的条件。”果然，日本对华媾和条件的部分透露，扭转了英国的舆论。3月18日，英国《詹姆士公报》发表评论说：日本的目的是削弱中国，使自己成为太平洋上的头等强国，它对我们英国将不会有什么危害，它可以遏止俄国的扩张，如果它开放中国的巨大领土对外通商，我们将获得最大利益。英国舆论的转向，使日本有理由相信，英国是不会以干涉来剥夺甲午战争果实的。而且，英外务大臣金伯雷又向沙俄驻英大使表示过：“英国在华利益主要是商业方面，从日本对华媾和条款中，英国可以得到好处。”日本对英采取的谄媚姿态，终于赢得英国的中立。
对于俄国，自中日开战，日本就向俄国保证“确立朝鲜独立和平外，决无他意”。到中日媾和时，日本尚未透露其全部媾和条款，俄国也未料到日本会割让辽东半岛。所以，俄国对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是不那么热心的。2月份，俄国还曾与日本政府交换过意见，日本保证依从俄国关于朝鲜完全独立的要求，而俄国则支持日本在和谈中获得军事赔款、领土割让以及中日间贸易关系的重新调整等。但是，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占中国东北，是它的既定政策，对旅大、辽东这块大肥肉，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它满足俄国“朝鲜独立”要求，只不过是为了蒙蔽俄国，预防它联合其他国家过早地进行干涉罢了。而在日本确知英国将不会干涉，英俄“两国相互间极其猜忌彼此的用心”时，日本便放心地在媾和条款中提出割地、赔款等多项。
这些媾和条款，尤其是割让辽东一项，触怒了俄国，因为俄国很久就希望在太平洋岸“得一自由通道”，假若旅顺、大连一旦为日本所有，则“俄国永绝东海之希望”了。于是，俄国向其他列强建议向日本政府提出通知：日本兼并旅顺口“将永久威胁东亚和平”。当时，德国也积极活动，争取英国参加干涉，它曾两次向英国提出干涉建议，但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在东亚的利益，没有因日本之议和条款而损害到足以有理由来实行干涉的程度”，所以拒绝了德俄建议。而法国是俄国的好朋友，为了“向俄国证明俄法同盟的价值”，也参加了干涉同盟。日本得到三国将干涉的消息后，立即减少赔款数目和降低其他要求，逼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3天内回答。中国在短短的3天内，无从请列强干涉，李鸿章只好在4月17日《马关条约》上签字，日本终于如愿以偿了。尽管后来刚吃到口中的辽东半岛被迫吐出来，但日本还是从中国索得了巨额的补偿。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4）
日本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策略是相当灵活、狡猾的。战争前，日本违反《天津条约》，寻找借口派遣大量兵力进驻朝鲜。之后，日本又以改革朝鲜内政案为名，制造事端，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同时，日本又以“利益均沾之说拉拢各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化列强干涉于无形。开战以后，日本又细心观察各国对战争的态度，然后又利用外交手段分别对欧美各国尤其是对英俄两国进行拉拢利用，从而争取列强的同情，曾几度避免列强对其行动的联合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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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中国情绪（1）
1895年的4月6日，关于是否割让台湾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翁同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争得激动万分，以至于“大龃龉”，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桩后来让人们想起来就辛酸的“胯下之辱”。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时都似乎被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
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此前的中国的上层文化人中，很少有人特别地把日本放在眼里，关于岛国虾夷的印象和想象，始终滞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给他们带来自大、傲慢还加上无端的鄙夷。“东洋”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可以与“西洋”相提并论的，如果说，这是中国官方对西洋人态度前倨后恭的转折，但是此后好几十年里，中国人对于日本还是没有改变居高临下的观念，光绪初年（1875年），翁同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光绪五年（1879年）那个相当开放的薛福成在写他那篇《筹洋刍议》时，虽然注意到日本“仿效西法”而且自称“胜于中国”，但从经济实力、器械物质、人口数量等三方面看，他觉得日本还是不如中国。把日本称为“东洋”并在观念上与“西洋”对举，大约是很晚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的日本，却早早地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格局中，一方面逐渐滋长着对中国的优越感和傲慢心，一方面又培养着身处列强的危机意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象征，象征着日本的立场，从联合亚洲对抗西洋列强转向在亚洲称霸以与西洋争胜，于是，在这种有备与无备之间，中、日之间的强弱渐渐逆转，最终“攻守之势易也”。
到了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大国，自以为处于文明输出位置的大清帝国，真的被“虾夷”打败了。1895年，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割地赔款，大国在小国的炮口下签订城下之盟，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才真的刺痛了所有的中国人。
“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正是在这种普遍激愤和痛苦的心情中，再保守的人也都希望变化自强，只是自强的思路与激进的人不同。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宗室麟书就向皇帝呈进冯煦的《自强四端》，提出要行实政、求人才、经国用、恤民生，他虽然批评那些激进改革者是“必将曰变西法也，开议院也，理商务也，兴工政也，举数千年先王相传之法，一扫而灭之，唯西洋是效”，但是，他的想法并非不改革，而是要先把自己国家内部变得强大而有序，所以叫“自强之策不在战胜乎边圉，而在敬胜乎庙堂”。这一年的六月初六，广东巡抚马丕瑶也上书，提出10条建议，即“圣学宜懋修”、“民心宜固结”、“言路宜广开”、“政务宜崇实”、“疆吏宜慎择”、“将才宜豫储”、“水师宜巡洋”、“陆师宜精练”、“使臣宜博访”、“华商宜保护”，虽然他把中国自己的思想学说与意识形态还是放在了自强必需的首位，但是，这里已经有了相当开明的想法，像“言路宜广开”一条，已经建议中国广开报馆，不仅使人可以知道“各国新闻”，“不出庭而天下利弊时如指掌”，而且还能实行舆论监督，“使内外臣工，群畏清议，贪酷之风，赖以稍戢”，而“使臣宜博访”一条，则指出清朝官僚出使者不通洋务，而外国使节则“能读中国经史，于奏章、舆地、民情，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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