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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动员均迟迟不用力进行，致使战未开便陷入全面被动的地位。而日本却窥透清政府动向及其弱点，又准确地判明俄、英实际动向，因而以一贯之地推行挑动战争的方针，军事上先发制人、早早动员、从容布置，外交上设法拢英绥俄，同时千方百计恶化中、日关系，使清政府穷于应付，从而以完全主动的地位挑起了战争。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相差如此之大，是由当时中、日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在国际事务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等原因造成的。中国方面，李鸿章等当权者自70年代以来，虽一直认为有必要了解日本情况，但所下工夫实在有限。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等重臣无一人到过日本，不曾直接观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关于日本的知识，都是来自二手材料，其中主要的是1876年后派驻日本的清朝外交官的报告。这些外交官都未受过专业训练，思想观念一般比较陈旧，除黄遵宪这样个别的例外，对日本状况都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他们对日本扩张的野心、准备虽有所察觉和报告，但强调得更多的还是日本内部的困难与危机。就拿甲午战争前夕的驻日公使汪凤藻（1892年赴任）来说，日本对朝出兵前，他只凭日本“官民之争逐日激烈”的表面现象，“妄断日本决无对他国生事之余力”；日本出兵后，他也只是向国内报告日本外交、军事决定和派兵情况，而不曾综合日本各种动态、深刻分析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与动机，以供国内当权者参考；甚至在中日决裂、他离日回国后见到翁同，还说“倭人佥兵多半脆弱”，“彼船实无铁甲，只钢甲数只，‘吉野’一船最新，有快船行廿三迈者二只而已”。这就是他对日本扩军备战状况的了解！由于得不到足够和准确的信息，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光绪帝、翁同、文廷式等，都不能依据日本现实情况判断其意图与动向，都只能随着事态的变化被动作出判断。李鸿章固然一误再误，其他人也并没有先见之明。至于对欧美列强的了解，则更是糟糕。李鸿章、奕等外交决策人物，甲午战争前不曾亲履欧美国家，主要依据欧美各国驻华使领人员的言谈、外国在华所办报刊和清朝驻欧美使臣的报告，来了解欧美国家情况，特别是其对外政策。而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任驻英国等国公使、了解欧美情况较多的郭嵩焘、曾纪泽，都已谢世，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毫无外交素养、不通英法语言，又是1893年刚刚赴任，在英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驻俄公使许景澄虽长年出使欧洲国家，但1892年后主要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谈判交涉，未能深入研究俄国对东亚的政策。因此，当俄、英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许景澄与龚照瑗均未对俄、英真实动向作出有根据、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推断。龚照瑗7月11日前一直逗留法国，只凭马格里的探报，接连向国内发回“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解”一类信息。李鸿章等判断俄国动向，几乎完全依据俄使喀希尼的词令，判断英国动向，又受龚照瑗提供的上述信息误导，岂有不作误断之理？光绪帝一派人即使对俄、英等国有所怀疑，也讲不出充足理由，自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对外扩张的需要，一贯致力于多方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借各种机会来华窥探，如甲午战争的政治策划人伊藤博文，1885年就借朝鲜甲申事件善后谈判问题来华，在京、津直接观察清朝高层情况，还“带来水陆各弁，到处察探虚实，形踪殊为诡谲”。回日后，伊藤述其窥探结果，说清朝“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再如甲午战争的重要军事策划者之一川上操六，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亲赴朝鲜、中国，刺探军情，观察地形，也是周知之事。至于日本驻华外交官，更是以窥探中国内情为重要任务，如1882年至1885年任驻华的公使本武扬，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著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此外，日本军方和民间对外扩张团体，从1873年以后便有组织地向中国内地不断派遣谍报人员，这些间谍系统地搜集了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社会的情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与谍报人员竭尽全力刺探各种情况，仅“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便“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日海陆军的间谍泷川具和、神尾光臣搜集的大量情报，使日本当权者相当及时、具体地了解到中方动向。日本了解、刺探中国情况完全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这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何以能做到准确判断中方动向。在了解欧美列强方面，日本也下了极大功夫。且不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前往欧美，就说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要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辈，无一不曾长期逗留欧美，悉心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实际状况、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与李鸿章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日本当权者便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特别是朝鲜）的形势将会出现，加紧策划在未来争夺中的方略。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俄、英等国状况的了解。对俄国，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便“亲赴海参崴联络俄官”，实则刺探俄在远东力量的虚实；1892年，日军有名的间谍福岛安正，又从德国柏林出发，入俄国单骑横穿西伯利亚，全面观察俄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情况，1893年6月他回国后向当权者报告：“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备军事介入朝鲜的能力。”对英国，日本通过英国在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对日态度的变化（如在日英修改条约谈判中作出让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国的意图，山县有朋在1890年便认定日本与英德有所谓“东洋共同利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又凭其20多年的外交经验和谙熟列强对外政策的素养，向本国政府强调指出英国重视日本阻遏俄国势力南下的作用，并在形势微妙的情况下，设法促使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接着非常迅速地向国内当权者转达英国外相金伯利的言论：“对日本来说，此条约之性质，远胜于打败中国大军。”从而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当局对英国动向的判断。总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之所以能在扑朔迷离的状态下准确地判断俄、英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长期以来对欧美列强的深入了解。
　　

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3）
人们认识和判断对外关系的形势，既依赖于对外的了解，又受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影响。中日统治者对国际公法、国际均势的不同观念，也影响了双方对战争前夕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所谓国际公法，在近代本是西方列强以实力为后盾处理相互关系的一套规范，当它们的力量对比改变时，相互争夺与扩张毫不受国际公法约束。西方列强还借国际公法欺骗、压迫半殖民地国家与民族，巩固以“条约体制”为形式的半殖民地秩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际公法相继传入中国和日本，然而两国当权者在国际法上观念却截然不同。中国当权者奉行“外须和戎”的方针，迷信国际公法，以为“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只要遵守国际公法，恪守条约，就能维持和平局面。日本当权者通过对西方列强的深入了解，并基于自身对外扩张的需要，认为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弱肉强食关系，“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它“既不足恃，亦不足守”。中日当权者观念的不同，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就充分显示出来：李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却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依然本着上述观念看问题，认为中国在朝鲜的举措“均照公法条约办事，无一错处”，“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日本恃强横行，“各国当动公愤也”。他把国际公法当作制止日本挑战的法宝，算定俄、英等国会因清政府严守国际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持。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导致不可救药的误断。而日本当局判断形势，只围绕其挑战意图，紧盯住中方军事、外交动向与国内状况，对俄、英也只根据其利害与现实条件来推断其实际动向，而所谓国际公法、条约，除了必要时当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为判断形势时考虑的因素。
　　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认为国际均势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俄国与日本争夺朝鲜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李鸿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据朝鲜土地”，更加确信朝鲜国际均势牢靠，只要“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列强相互不平衡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再加上各国的许多复杂情况，所谓国际均势定会发生变化，决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均势。日本当权者对此倒是看得清楚，他们既看到了所谓国际均势对其侵朝步伐的牵制，又决不因此而打消侵朝的野心，认为“外交之事，端赖实力如何”，“我国利益线实在于朝鲜”，“防护利益线之道谓何？在于各国所为苟有对我不利之事时，我将负责排除之，不得已时甚至以强力达到我之意志。”对日本当权者来说，朝鲜的国际均势不是牢固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的问题。为此，他们大肆扩军备战，同时密切注视列强（尤其是俄国）动向，窥伺有利时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丝毫没有改变对朝鲜国际均势的定见。因此，俄、英等国一接受他们的“调停”要求、作出劝告日本撤兵的姿态，他们便以为自己的定见应验，大为放心，判断俄、英必会压服日本，而日本也必然不敢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立足于战守，而专注于联络俄、英等国的外交。与之相反，日本当权者是在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朝鲜、欧美列强情况，多方搜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认定“此际乃欧洲各大国不及容喙之时期”，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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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4）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总理衙门也希望像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地坚决地发动了战争。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国在上述种种“功课”中准备不足，最终导致判断失误，输掉了“甲午战争”这场以两个国家为考生的“大考”。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1）
1894年，一场战争让中国向左，日本往右。
　　实际上双方的胜负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了了。
　　外交斡旋、外交角力，中日互手。
　　外交力，近代社会综合国力的第一考察指标。
　　结果是——日本胜了，中国败了。
　　战前乃至战中，日本政府对于各国形势洞若观火，乃能操纵自如。他们将各国利害之深浅，决心之有无观察明了，一丝不错，然后因之或妥协、或硬拒、或婉拒，从而使各国自行收手，使中国陷入绝对孤立。
　　因此，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狂胜中国，赢得了两亿两白银的赌注。
　　当然还有更多。
　　1894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报纸争相报道。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此时正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之良机，“不可失之交臂”。当他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乘机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陆奥宗光以此为名，派军舰送行，各舰海军陆战队达三四百名之多。日本陆军随后又分批出动，到6月底止，日本入朝兵力约达一万人左右。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向政府停战，朝鲜政府便向中日双方提出了撤兵的请求。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建议中日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欲发动战争，以乘机排斥中国在朝势力，独霸朝鲜的决心已定，他们是不甘轻易退出朝鲜的。然而，日本又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为了不致在外交上陷入“师出无名”的被动局面，日本提出了所谓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企图“以共管朝鲜之难题，以窘中国”。
　　果然，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后，中国“以其包藏野心”，害怕日本借此控制朝鲜，拒绝了这一提案。当时，李鸿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他竭力活动于英俄之间，乞求他们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甘落后，更是采用了军事、政治、外交齐头并进的政策，“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积极增兵朝鲜；在政治上，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排斥中国在朝鲜之势力；在外交上，日本深知出兵朝鲜进而发动侵华战争，如得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