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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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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只能达到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勇敢而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想搞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一片好心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体弱多病，诙谐的命运把他扔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长期同逆境作斗争的方法常常令人怀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的所做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发愁。在他漫长而繁忙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打一顿或是挨了人家扔来的香蕉皮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天派。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庭里得到一个名声显赫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情书的碗橱的某个角落里，说不定扔着教皇赠送给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非难，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人间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奇怪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伏尔泰在血统上属于中间阶层。他的父亲，由于缺少一个得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他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兼管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有利条件，他的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她的儿子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非常喜欢姐姐，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实牧师，非常热情和正直，但伏尔泰讨厌他，这是他尽量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一个原因。
父亲亚鲁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不逞之徒。为此他把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开导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语言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感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这从一开始就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学生。
伏尔泰十六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弗朗西斯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整天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有许多困散的时间。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风趣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文学新作。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父亲亚鲁艾充分意识到儿子所冒的危险。他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荷兰的首都，当时和现在一样，单调得出奇。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交界的记者，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这位夫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忙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大使自己已经是自身艰保了，不想再找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弗朗西斯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支配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亚鲁艾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采用。他要求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让他要么到强制空闲的监狱去，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奋用功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后一种出路，并保证做勤奋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入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住一年。
在乡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伏尔泰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且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和受益不浅的单调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其实对于那个卑鄙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份，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以后的文章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去巴土底狱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象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土准备的监狱，并不是坏地方。囚犯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但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做一些认真工作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都非常成功，其中一个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打破了十八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名声，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是最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罪于他。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一七二五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打击，一定要对此报复一下。当然不可能让古代统治者的后代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吃饭，有人告诉他外面有人要找他。他到了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揍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不胫而走。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人们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名声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哎呀，等到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狱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场决斗交给了警察，于是决斗的勇士被拘留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许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和伦敦附近住了整整四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一点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撒下了一道阴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是所有身居要职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干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当然官方教堂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喜欢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承认是无神论者的人和一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可能得到赏光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状况还是完美的。
一七二九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生活在巴黎，但是他很少利用这种特权。他象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十分警觉，稍微有一点危险的迹象就会逃之夭夭。他努力地工作。他写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知识渊博、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独步一时的文学家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一种不同的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想能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作伴。他非常羡慕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是对于一七五○年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一再提高给他的款项，伏尔泰这才接受了邀请。
他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经过两年的龙争虎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汲取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的确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他比欧洲任何君主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伏尔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反抗词句。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为之恼火。他（伏尔泰）痛恨各种形式、各种样子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象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大家”。他们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提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架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联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个东西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帮了伏尔泰的大忙。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七六一年。
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土鲁斯一直是个虔诚的城市。那儿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准任用新教徒佣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全体居民要用隆重的赞美盛宴和感恩来纪念杀戳新教徒的圣巴塞格梅大惨案。
尽管环境不太妙，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合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父亲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对人们说，就他自己来说，他完全可以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吉恩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职业不让新教徒参加。他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还拒绝改变自己的信条。思想斗争使他患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思想。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自，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招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跑到父亲的储藏室里，拿了一根打包的绳于，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
他父亲几小时以后发现了他，他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的上面。
家里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对这样的奇耻大辱是不甘心的。他们站成一圈，讨论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报告了警察。丑闻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马上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杀了。”
在小城市里是无奇不有的，而且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象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无知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似地松一口气。
高级官员完全清楚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扔到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了审查。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露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土鲁斯城的教士们也参与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可怕的消息传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为儿子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他。
熟悉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们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人们都知道马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二十八岁，父亲六十三岁。他父亲不经任何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脑筋，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因为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三个星期，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把已死去的加尔文主义看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尸体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
在这三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一再敦促土鲁斯虔诚的人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最后大众报刊彻底抛出了这个案件，审判在马克自杀了五个月之后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种自杀是否可能，但他被十二票对一票压倒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车轮把他撕裂。
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吊起来，脚离地有一米高，然后使劲拽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脱臼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报导）。由于他拒不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来，灌了大量的水，一会儿他的身体就比“原来大了一倍”。他还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要把他胳膊和腿都撕开。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他心灰意冷地躺在铁砧上，地方官和教士们还继续喋喋不休地用问题打扰他，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申辩自己无罪。首席执行官被这种固执的谎话弄得火冒三丈，便放弃了对这个无望案子的审理，命令把他绞死。
这时大家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就没有处死他家里的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允许她隐居起来，在忠心耿耿的佣人陪伴下，忍饥挨饿地度日。孩子们全都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很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
这个案子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建得离瑞士的边界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听到了这个案件，但一开始他拒绝穷源究委。他一直与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他们也把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小小的私人戏院视为明目张胆地挑衅，是恶魔的建筑。因此，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写道，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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