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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商道智慧:诸子精华与商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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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所说的意思，引申到管理中就是：一位合格的管理者与领导人，在岗位上不是你比下属有多大业务方面的能力或长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者（越是高层管理者）一般对基层的业务操作能力却不如手下人。因为管理者是重在管理与协调手下人，让手下人“能各尽其才”。如果作为管理者，特别对于基层管理者，对自己的手下人的情况都不了解或知之甚少，那么这就是管理者的失职了。作为中层管理者，对于本部门的情况不了解，那么这就是失职了。作为高层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更好地对手下人“量才任用，人尽其能”的办法与能力，那么这就是管理者的无能与失职了。因此说，当代的管理者与员工间，强调的不是谁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所有人的上下协调与和谐的能力。这就是团队力量在企业管理与竞争中的作用与重要性。
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人尽其才，量才而用，就必须要有对人的审时能力。《列子·说符第八》中讲：“气色旺盛的人一般容易骄傲，力量表现强盛的人一般容易做事奋勇，很难与其沟通；骄傲的人就不易任其重要的职位与岗位工作，要让其成绩在一种循序渐进中得以实现，千万要杜绝让这类人在工作上，有一日千里的成就感与荣誉感；而对于奋勇当先的人，就不应该让其当中层以上的领导，如果可能让其当作基层领导还是可以的。因为这种人在基层容易奋勇当先，让员工佩服；相反这类人如果让其做中、高层管理者，就容易犯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团队的作用在整个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治理国家难在识别贤能的人，而不在于自己有多大贤能。”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3）
对于贤能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孟子认为贤才比政权本身还重要，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当今的管理者与企业家深思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一个很大的有声誉的企业，在一个人的手中就成功，而到了另一位管理者手中就完全两样呢？这就是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企业战略决策者与经营者优与劣，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按孟子的观点，企业的优秀战略决策者与经营者，不是自己本身如何伟大，而是自己如何找到自己手下贤能的管理者。或者说，一个企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领袖对于企业接班人鳞选的结果。
企业家如何选择企业接班人或当家人的问题，前联想领袖柳传志就做得很好。他能把企业的未来，很好地一分为二，成功地交接在现联想领袖与神州数码的领袖手中。正是由于柳传志的成功选择企业接班人，才能有当今的联想辉煌；才能有神州数码的成功。
作为管理者与领导人，能够有勇于接纳属下谏言，甚至是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宽广胸襟，是十分必要的。对此，唐太宗李世民就任用敢于谏言的魏征为相。对此观点的重要性，《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中就讲了个故事：
“有一天景公在白天披着头发，驾着六马的高车，为妃后亲自驾车从宫中正门外出。这时一位跛脚的守门人就拦住了景公的马车说：‘您不是我的国君啊。’景公听了这位跛脚的守门人的话感到十分的生气，就令随从把这个跛脚的守门人给抓进了宫中审问。面对景公的审问，这位普通的守门人丝毫没有胆怯的样子，相反倒表现出十分勇敢的样子说：‘因为我朝的国君景公是一位爱民如子，体恤臣子甚好的明君。不仅如此，景公还敢于接纳难听刺耳的谏言并勇于采纳，而且景公还从不因自己一时的享受就不理朝政。’听了这位普通守门人的话，景公感到十分羞愧，就对这位守门人说：‘你说的对，是本王一时错了，谢谢你的谏言与敢于冒死谏言的精神。’事后景公还命人奖赏了这位敢于谏言的守门人。”
对于君主要勇于接纳谏言的重要性，晏子就对景公讲：“您不要担忧这件事！我听说下面没有敢于谏言的臣子，上面就会有被蒙蔽的昏暴国君；百姓隐讳不敢向官员谏言，必然是君主有自满不纳谏言的骄行。古代凡贤明之君在位，下面讲谏言的臣子与百姓就多；君主有美德善行，百姓就不会隐讳真言。现在您有失德的行为，那跛脚的守门人敢于直言阻止您的错误行为，这是您德政的结果，也是您的福啊！所以我来庆贺，并请您下令赏赐这位守门人，并礼待他。”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笑着说：“我这样做可以吗？”晏子说：“当然可以。”于是景公就下令奖赏这位守门人，并提拔了他。
晏子的为政之道告诉英明的统治者与管理者，必须要有勇于接纳与自己观点或想法不同人的谏言或意见的胸襟。其实，一个管理者如果到了听不进下属及其他人员的谏言时，这位管理者一定有“个人英雄主义”与“自我崇拜”心理了。
对于一位大成者到了事业近乎巅峰之际，如果开始出现“个人英雄主义”或“自我崇拜”心理时，那么这位大成者也就离大败者不远了。当曹丕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建魏称帝有先，刘备便于公元221年半推半就也称帝于成都后，往年那位以谦虚谨慎大半生的刘皇叔，便开始在其内心日渐滋生“环视天下，惟刘备独尊，惟蜀汉最强”的心理。正因为刘备滋生如此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所以才使刘备不顾蜀汉群臣及诸葛亮的再三劝谏，而执意举倾国之兵七十万，御驾亲征伐吴。当时刘备的心情似乎很简单也很纯粹，那就是以强兵压境之势，不到一年便可直掏吴都建业，生擒孙权，歼灭东吴为关、张二弟报仇血恨。 。 想看书来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4）
虽然刘备先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城掠寨，直进吴境几百里，但是刘备事与愿违，结果陆逊一把大火烧掉刘备七百里蜀军大营……
也就是刘备所轻视的陆逊这一把大火，烧得三国形势聚变：原本已实力第一的刘备蜀汉，在此一役中真可谓是前功尽弃——不仅使刘备留下白帝城含泪托孤的遗憾，而且还使日后的蜀汉国势严重大衰。
究其刘备如此大败的关键原因，在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坦言中，足以证明为君者滋生“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的致命性后果。
因此，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与执政者想让后人敬仰，不仅要规避“个人英雄主义”与“自我崇拜”的心理，而且还要深谙为君者与执政者的“四固”。对此，《管子·立政》中讲：“君主要慎重做到为政的四固：一是要重视道德却没有做到仁，不可以授给他国家大权；二是遇到贤能的人不能让贤的，不可以封给他尊贵的职位；三是对关系亲近和有权势的人应该罚不罚的人，不可以让他统率军队；四是不崇尚农业生产，不重视土地利用，随便征收赋税的人，不可以封给其都邑。这四固均是君主施政的根本，也是国家得以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关键。”
管子所讲的“为政治国”之道，就是要求当今的管理者与领导者，要有“德、仁”，并能有举贤任能之胸襟。一个有德的管理者，就会遵守法规制度，不干违法乱纪的事，守法经营，能给企业一个得以长久发展的环境；一个有仁的管理者，就知道体贴自己的属下人的甘苦与实际工作情况，让属下人归心所向，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这样的管理者与领导人，就会让手下人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奉献其聪明才智。当然有仁的管理者，也更容易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另外，身为管理者与企业领导人，也要知道“国无常强，无常弱”的道理。对此为政之道，《韩非子·有度》中就讲：“国君实行法治很坚决，国家就富强；反之，就衰弱。当今之时，能除去臣下谋取私利的做法，一切都能信阖办法的国家，人民就会安定，国家就会富强，军队就有战斗力。所以国君以过审察，任用能贤坚决实行法治的人去统辖群臣与百姓，那么国君就不会为臣下的私利或行为所欺骗；经过考察，国君任用了衡量利弊的官员去处理政事，那么国君就不会因天下事物有轻重而被欺骗了。现在如果按声誉任用人才，那么人们就重视私人交往，不好好地执行法令。所以任命官员与管理者不拿才能作标准，国家就会混乱。听到说谁好就奖赏谁，听到谁坏就惩罚谁，那么追求奖赏逃避惩罚的人，就会放弃法令，结党营私，相助为恶。他就会背着国君，提拔党羽。这样一来，下面忠于国君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交结广泛，党羽众多，朝内朝外就会搞宗派。如果这样的话，在一支团队中，小私利为单位的小组越多，也就越不利于团队的整体领导与管理。当然这样情况下，也会严重影响团队的凝聚力。
因此，明君用法作为择人的标准，不按自己的看法来提拔人；用法来衡量功绩，不凭主观看法。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干坏事的人也不能再掩饰；徒有空名的人不能受重用，有功遭诽谤的人也不会被罢免。这样的话，君臣之间就能清楚地辨别功过是非，国家就容易治理了，所以国君只要用法治国就可以了。”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5）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因此韩非子为政之道就强调“法政与法治”。韩非子主张“使法择人”、“使法量功”，而不能“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这样才能“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的“法政与法治”之道，对于当今的企业构建与当今法制社会的构建，都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我国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所以我国的企业发展也要“以法政与法治”为构建企业的根本。如果企业管理者与领导者，真正做到“使法用人”、“使法量功”，那么企业就能选用到真正有才能的人，企业管理者也会在企业中创建一种“赏罚分明”及所有员工都“以企业纪律与规章制度”为行事准则的良好企业氛围。
对此，我就想到当今中国管理界，一个十分流行的词“中国式管理”。是否真正像我们理论中的那样，在每个企业中均能够开展或使用“中国式管理”，就能够促成一支对外具有良好信誉及品牌竞争力，对内形成一个具有和谐凝聚力的团队呢？
要想探究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及为什么“中国式管理”在当今管理界如此受欢迎？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台湾学者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一书在大陆风行。近来，论坛上大批企业家对于中国式管理推崇备至。中国式管理真的是中国企业未来的救星吗？其实对于这个答案，似乎很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能够找到最有例的佐证。因此，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等世界知名的华人企业家，对此也有他们自己的呼声。也就是说，什么是造就世界性企业的决定因素呢？
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看，“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所谓组织效益目标的实现只是实现“和”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经过程。孔子把“和”引入伦理学领域，作为识人的重要标准，得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论断，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上下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集大成者的说法，就是修己安人。
虽然其实这种理念的基础源于孔子的“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但是其实从企业管理实践出发，这个理念得以确切实施且真正发挥管理作用的保证，其实还是韩非子法家所讲的“使法用人”与“使法量功”。否则，一切“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都只不过是理论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就是具有竞争力，而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根本，则又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力。当然一个企业的生产力，必须由企业的员工及管理者，共同来实现。与此同时，管理者在实现企业终极管理目标“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有企业本身的一系列奖罚及竞争机制作保证。而管理者要想真正达到企业员工“上下同心，全心向企”的氛围，就必须要有与此管理目标（当然主要是任务目标）相适应的奖惩与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不可能像当时欧文与傅利叶他们那样，用空想的理论及十分理想的实践，来维持他们的“所谓公平与合理”。相反事实上，过于追求理念上的公平与合理，倒有可能会在现实的竞争社会中，贻笑大方。因为企业生存的保证，就是利润。如果企业没有利润而言，那么严格意义上讲，企业也就失去了企业的意义。既然企业管理终极目标，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管理者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企业机制作保证。否则，所有员工干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那么长此以往，企业的竞争力又何从谈起？企业的利润又何从而来？因为人与人是有客观私欲存在的。似乎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怀疑。要说人们理论上所追求理想中的“大公无私”，其实在现实中、客观上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其实对于企业本身都不应该成为负担。因为任何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因此说，我们既不能过于相信“中国式管理”，更不要过于迷信“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外国式管理”。因为企业的根本就是利润与生存，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只要能够真正适应自己的企业现状，能够确实给自己的企业管理，带来活力及效用，那么我们企业管理者就应该执行。
因此说，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或者西方式管理。无数事实证明，管理科学只有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其效力才能够增强。
当然同样，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管理科学中融入中国式的管理哲学，更易为人们接受，也能更好地推进企业的发展。
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管理实践中的“仁法德行”，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的价值，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变通性和灵活性。西方企业界经过大量失败，不断更新并提出的弹性管理理论，其实正是回归到我们的变通管理，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的核心作用就是，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
6．孔子政者正也 领导身体力行（1）
《论语·泰伯》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在这里孔子所讲的意义在于他的“为政者不能越权”的“政者正也”的为政方略。与此同时，孔子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也说明孔子对舜、禹治天下观点的认同与赞颂。孔子热情地赞誉了舜、禹的从政方针的伟大与崇高。孔子为了进一步阐明“政者正也”的观点，在《论语·颜渊》中又这样回答季康子。孔子回答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呢？”孔子所讲的也就是，强调他从政的第二个观点：为政者的表率与榜样作用，对于一支团队的重要性与意义。
关于管理者与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也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当季氏总管仲弓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时，孔子解释说：“给自己的手下人做个榜样，给下属起个积极的带头作用，对手下人也不要太计较小失与小过，同时还要有识别贤才与举荐贤才的眼光与能力。”仲弓听了孔子的话，有些不解地又问：“那么管理者怎么样才能了解并举荐贤才呢？”孔子又解释说：“管理者举荐自己所了解的贤才；如果天下管理者都能知晓这个道理且能做到这些，难道说你不了解的贤才，还怕别人举荐吗？因为所有统治者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团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所以所有英明的统治者与管理者，都会积极为自己的团队举荐或招收贤能智士。”
孔子为了进一步说明管理者的榜样与带头作用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人本身的行为正当，就是不下命令，领导者的榜样作用，也会耳濡目染地对自己的下属起到强于指令的积极效果。也可以说，管理者与领导人如果能够以身作则，行事多为手下人考虑，那么手下人也就会把领导当作是自己的亲朋，十分信任领导。如果下属这样想了，那么下属就很容易做到以领导为榜样，做到“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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