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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十日谈-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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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1949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庭时间。我们当然要到法庭看看，幸运的人进了审判庭，其余的人就挤在走廊和楼梯上。审判是在城区法庭进行的。
我们坐在审判厅里，等待着。突然门开了，两个持枪法警把玛丽娜押进来了。整个大厅的人都惊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鹅绒晚礼服。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可怜的姑娘当然看上去脸色苍白，但却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美丽。真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会有这种打扮，而且她还梳着皇后般的发式，脖子上系着天鹅绒缎带，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玛丽娜没有屈服；在监狱中很难争得戴十字架的权力。
审讯进行过程中，玛丽娜没牵扯任何人。只有她的两个邻居出来作证。克格勃强迫他们证明，有人找过玛丽娜，而且来去时都带着纸张。玛丽娜否认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说：“我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错。人们有权了解全部事实真相。但如果人们为此而受迫害，我为什么还要帮助迫害者？”
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奶奶。”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
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自己儿时的照片。
晚上打发孩子睡了觉，大人们坐在桌旁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两个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泪，农妇的丈夫则坐在那儿想办法。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索菲娅·阿罗诺芙娜，我们把孩子调换一次，看他们是否认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当然，你大概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巧克力，也会很宠爱他……而科尔亚却习惯于旷野生活，他光着脚到处跑，整天在河边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没了新鲜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既定的命运上去。”
母亲们考虑了一下，决定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又呆了三天，试图与科尔亚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给他买了鱼钩、鱼竿。也就是说，她尽量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这小家伙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对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两位母亲商量好的——跟孩子们说她俩是姐妹，这样他们在另一家就不会感到陌生。
就这样，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和科尔亚来到了列宁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维奇也跟随而来，他要看看他的儿子埃迪克，并带他到洛德诺依波利呆一段儿，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适应新家。
科尔亚很喜欢列宁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与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尔亚在家是最小的，而爱迪克是根独苗儿，所以很高兴有个朋友。同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尽力哄埃迪克，给他讲钓鱼、打猎。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的。
第二天这孩子就主动提出：“瓦斯亚叔叔，我们何时去林子里捉松鼠，还有钓鱼？”几天之后，他们收拾行装出发了。科尔亚留在了真父母身边。自然，索菲娅和丈夫尽量宠爱他，带他去马戏团、动物园和儿童剧常他们给他买书，最有趣的书，还给他买了童车。这孩子欢天喜地，跟他俩形影不离。他要索菲娅晚上给他大声朗读，因为他说他家从没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后他开始闹着要走。“我该回爸爸妈妈那儿了。他们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帮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们不得不准备送他走，因为有协议在先，不要让孩子不高兴，暂不跟孩子说什么，只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索菲娅和丈夫决定利用假日同科尔亚一起去洛德诺依波利，以便于接近他，使他不至于忘掉他们。
他们到那后见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壮，晒得黝黑，还打着赤脚。他学会了在河里游泳、钓鱼。已经成了个小男子汉。当然，他见到父母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他的新表弟科尔亚。因为他们不仅同年，而且几乎是同时生的。
你们猜事情的结果怎样？没经过法庭，问题全部解决了。
每个孩子都有两双父母：索菲娅妈妈和尼乌拉妈妈，利奥瓦爸爸和瓦西亚爸爸。同时，每个孩子都有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把两个孩子送到列宁格勒的外语学校读书，而暑期则到乡下度假。为了避免暑期太孤独，索菲娅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尔亚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们——接来同祝这是个奇特的家庭组合，但却比一般的家庭更亲密，谁都羡慕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换了别人，事情的结局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唉，要是人都像个人样该有多好。”吉娜听完故事后感叹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尔娅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描述了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一天我就讲过，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半开的窗前弹奏钢琴，看上去年轻、温柔。好长时间我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这种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从没把这梦告诉过妈妈，因为我长大后生活很惨：妈妈长期患病，我们买食品和衣服的钱都不够，别说音乐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弹过钢琴。
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很富有的远房亲戚家做客。他们过去不怎么理我们，但这次不知为什么要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是为他们的女儿爱拉举办的。爱拉与我同岁。我们花了一星期时间做准备，但我没有鞋穿。已经是深秋了，我上学时还穿着橡胶凉鞋和毛线袜子。我上学时穿的衣服已经补过上百次。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脱下这件衣服，换上更破旧的，这样，这件好点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时间更长些。我没有礼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没想到最后妈妈创造了奇迹。她翻腾出一些破旧的毛线织物——一只手套、一条破围巾、两只毛线衣的袖子（她把毛线衣改成了毛背心）。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拆这些破旧衣物，把能用的毛线缠成线团。然后妈妈把毛线染成黑色，为我织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她还用旧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设法给我做了一双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凉鞋穿的长筒靴，并用布条和纽扣为这双鞋织了小鞋罩。不过，母亲告诉我去做客以前绝对不要穿，因为这鞋罩穿一次就坏。
妈妈也没忘了自己。她当医生的妹妹送给她一件白大褂，妈妈用来改做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还镶了绿色的花边儿，这样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的心思，不过我猜这是因为穷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亲戚面前显得寒酸。或许这也恰好说明，她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还有许多好时光。毕竟妈妈还年轻。
我们来到了亲戚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心情还挺激动。他们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满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圆桌摆满了食物，这些食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吃了。
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们有葡萄、桃、香瓜。爱拉穿着漂亮、精制、带大花边领的天鹅绒礼服。我看起来也很好，说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爱拉大声问我：“你鞋上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克制着自己，说：“是的，这鞋是妈妈特意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欢吗？”
“噢，我知道。这叫整体效果。”爱拉说，她是想表现她有多聪明。
跟主人和来宾们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过节一样。有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饱，后来好长时间都不饿。我与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柠檬汁。餐后主人给我们每人一小杯冰淇淋。这简直如童话一般。我真觉得我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没有王子。
后来，奇迹发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对母亲说：“贝丝娅，你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给我们弹个曲子吧。”
“哎呀，别开玩笑了，鲁芙契卡，我好多年没摸钢琴了。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真不行了。“妈妈向墙角走去，那儿摆着一架黑色大钢琴。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么多家具中还有一架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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