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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十日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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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100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
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
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5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4年，而且已申请假释。母子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证，要是白拉见到她生气他就立即走开。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儿住院。时值八月，患者获准在公园散步。在偏僻的林荫路边我们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只凳子上，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女孩儿。她脸颊绯红。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克利尔急忙走过去紧挨着她坐下，伸手搂住了她的肩头，望着她那十分瘦削的面庞说：“你怎么了，小鸽子？想飞走吗？我不让你走。”
我借故走开，到医院门口等克利尔，好不使他们难为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突然获知，克利尔撇下年轻美貌的妻子，把白拉从医院拉出来转到克里米亚优美的疗养院中。白拉在那儿接受了治疗，尔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克利尔与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同白拉结了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甚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也在常新娘几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着她，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白拉是这样喜气洋洋。
我们都认为这一切都会随着她的死期到来而告结束，尽管死得幸福。但结果谁也没想到。克利尔象一头公牛一样到处乱撞，四处托人，找最好的大夫为白拉治玻他还带她到国外求医，甚至去菲律宾找巫医治疗，结果白拉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克利尔的努力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个十会健康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眼里克利尔成了一位肺病专家，因为在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
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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