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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殷海光
　　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作基础，我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
　　在我作叙述、分析和批评时，总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展开的程序是成一个准系统（　system…like）的模态。在本书前面所陈示的是这个准系统的所设部分（given　part）。从这个所设部分出发，我逐一讨论有关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文化的重要问题，再申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所可能而且必须努力的道路及指向的归趋。
　　人所注意的问题，所思想的内容，所研究的题材，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以内，常常受到他所在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我之所以注意并且思想以及研究中国近百余年来的这个重大问题，是下列条件造成的：
　　第一，不前不后，我可巧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亲身经历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剧变及其刺激。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不是已经麻木了的话，那么他受到这样非常的刺激，应该而且可能有非常的反应。除此以外，我个人的历史，和我过去接触的师友，加上我好思想的习惯，使我无法不关心这样一序列的空前的基本变动。
　　第二，近若干年来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著作与或论争也有时闯入我的意识天地。经我阅读以后，我发觉只有极少数的言论是出于理智的；而极大多数的言论在基调上和中等学校的教材实在没有不同之处，虽然学问上的铺陈好像高深一点：　都是在感情的浮岛上面；都是一时一地的心理迷雾。分析起来，这类言论的基本因素不外下列三种：
　　（1）受挫折的群体情绪（group　feeling），并且是被有意经营和加强了的群体情绪。
　　（2）传统跟随（tradition　following）。这类倾向是出于以承继“道统”和宏扬“历史精神文化”自任。虽然这个世界早已不是朱熹等人的时代了，甚至也不是倭仁的时代了，但是近年来还有些人士做着那样的美梦。那样的美梦够使他们忘记现实世界，因而够令他们愉快。
　　（1）和（2）在实际上殆难分别。（1）从（2）那里得到“哲学基础”。（2）从（1）那里得到掩护以及扩散。（3）心理方面的违拗作用。有了这种心理作用的人士，有时标榜“全盘西化”。他们见了（1）和（2）就反。这也是缺乏理智的表现。从这些来源出发的言论，对中国文化很难不落入“拥护”和“打倒”这一风俗习惯之中。当然，立意“调和折衷”也是不擅长讲理的技术的人做的事。就我所知，干调和折衷生涯的人士，一起脚就没有想把真假对错弄个一清二楚。他们碰到难题便自动打折扣。这类人士什么也看不透。他们的生涯也许有调和感情的功能。但是，不幸得很，感情只是原始人的真理，它与现代人的真理毫不相干。几乎不用说，在研究这类问题的时候，没有有头脑的人受流行的意见的影响，没有有头脑的人会盲目接受权威的观念，也没有有头脑的人该不自觉地把他的情绪与独断的价值作出发点。然而，就我的视线所及，将近一百年来很少作品不是这些泥沼里的产品。而且，近二十年来，有些人士有意以修筑泥沼为职志哩！他们自己泡在泥沼里取乐还不够，并且拉人在泥沼里一齐打滚，弄得大家昏头昏脑，不知今日是何世！实实在在，我们的心灵需要多一点的成熟。然而，成熟的心灵竟是这么少！。　最好的txt下载网

序言（2）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独自出发来寻找出路和答案。当我出发时，我像是我自己曾经涉足过的印缅边境的那一条河。那一条河，在那无边际的森林里蜿蜒地流着。树木像是遮蔽着它的视线，岩石像是挡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终于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谷之王汇聚在一起。现在，我发现了自己该走的大路。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的大路。我现在看到窗外秋的蓝天，白云的舒展，和遥远的景色。
　　这本书，算是我为研究并且思想中国近百余年来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简略的报告。我希望这个报告对追求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之解答上可能多少有些帮助。我自知我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可是我的愿力却无穷。我的这个工作只能算是一个草创的工作。我愿意从我这点草创工作开始，激发出学问和思想上的许多探险家。在这样一个闷塞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多么需要在学问和思想上打开僵结的人物啊！
　　一本著作无论是成功或失败，最低限度，著作人不希望它受到读者不必要的误解。根据我多少年来的经验，除数学或物理科学等类的著作以外，当读者看到一本书里的某一个语句时，他往往凭他自己的心理活动作种种揣想。有的时候，他的揣想之野，简直扯到西伯利亚去了！为什么数学或物理科学等严格的科学著作不容易出现这种随意揣想的情形，而此外的著作却容易？至少，这里有一种结构的理由。例如，我们在演证某一条几何定理时，这一条定理前面的设理（axiom）是哪一条或哪几条，该根据什么以及引用什么程序，可否推出什么定理，或什么绪论（corollary），都有明文条规可以标出——虽然往往也需要心智。然而，自古至今，此外的著作，其中的某一语句的上、下、左、右该是哪些语句，一个概念含蕴什么概念，或被什么概念含蕴，都常没有明文规定。这样一来，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知识基线，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不同的情绪反应来在某一观念或语句的上、下、左、右任意加减一阵。所以，“解老”就有了那么多的“家”。这好像画泼墨画似的。对于同一泼墨，不同的画家可以凭各人自己的意匠在它上面作出不同的画。然而，一部探理的论著究竟必须和泼墨画不同。它多少得有个准儿，最低限度，读者总不可把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情绪成分有意无意算在著者账上。
　　为了易于明了我所说的意思起见，我现在举个例子。我说“西方宗教的真诚逐渐没落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而且只是作一事实叙述而已。就我的语意约定来说，这话既不表示慨叹，又不暗示要西方恢复宗教的真诚。如果我有这些意思，那么我一定会明文说出。如果我并没有这些意思而读者因看到这句话而联想起他自己内心本来就有的这些意思，那是读者自己的事。其他类推。至少，这本书的关键，我都是明文说出的。任何一个严格的著作人没有义务对读者个别无穷多的心理联想或情绪反应负责。他所必须负责的是语意约定乘以逻辑秩序，加上知识层界的真确或失误。
　　实实在在，一本著作要能发挥它最大可能的效果，必须著者和读者双方密切合作。在著者这方面，他必须尽力之所及写得清楚明白。固然，深高的书不易了解，可是不易了解的书却不一定是深高的：　也许根本就不通。罗素、怀德海、波柏尔、海耶克这些真正有学问的著作家从来不曾炫深以鸣高。如果一本著作发生阅读困难的问题，那么我认为首先需要检讨的是中国文化的展望著者自己，不要动不动说读者程度不够。请问问你自己想清楚了没有？而且写清楚了没有？在读者这方面，他必须把自己的思绪或意境调整到他所读的那本书里。他做到了这一步以后，再看这本书的优点何在，或缺点何在。一个著作人的知识基线、情感基线，以及价值基线，可能和读者不尽相同，而简直实际不可能和所有的读者完全相同。任何读者不妨从他自己的这些基线出发来批评他所读的一本著作“好”或“不好”。但是，他得明白他作这种评论时所根据的评准，即令是不错的，也只是许多不错的评准之一而已。世界上的道理原是多得很。让我们扩大视野，尽情地欣赏，尽情地吸收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序言（3）
也许，若干读者会发现我并未完全分享目前流行的情绪和价值观念。的确是这样的。而且这正是我愿意明明白白表示出来的情形。目前在若干人口头流行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意见，在我看是一点也经不起分析的。当然，我知道这也正是许多人讨厌分析的原因。然而，在这一关联中的认知，正像对别的许多是和非一样，就我这个类型的专业思想者而言，几乎是和生命共始终的事。依前所述，一个专业思想者也不能不受他所在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的观念和思想完全跟着他所在的时代环境里的意见气氛打转，那么他自己还有什么呢？他何必再去思想呢？我在思考时，在作分析的批评时，有我苦索多年的前提摆在我心中。一切浮词嚣议和我所要追求的境地距离实在太远了。一个真正专业的思想者，须有他经过相当训练的思考程序，须有他经过自己设计起来的思想结构，须有他经过长期努力来选择的若干基本观念。任何真正从事过正式的思想工作的人将会知道，一个思想者建立他的思想系统所需要的智力、忍耐和劳动，一点也不下于建立纽约帝国大厦所需要的。为了这一工作，二十多年来，我在思想上一直在探求中不断转进。这一经过，真像是梁启超所说的“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个中艰苦，只有自己才最清楚。许许多多人都知道，承继前人的财产过活容易，白手起家难。然而，有几个人清楚，在观念和思想上“吃现成饭”容易，而自己独立创构难？我在少年时代，也曾受当时流行的观念影响，也曾被当时高涨的思潮鼓舞。可是，现在回忆起来，那些都像已逝的烟云，和我的距离是那样邈远。然而，我不停地追求。到大学时代，我深受教我逻辑和知识论的老师们的影响。他们给我关切的鼓励。他们教我怎样严格的思考。他们把我带进一个思想的新境界。透过他们，我接近罗素。罗素的思想，甚至于他的行谊，深深地沁入我的心灵。近十几年来，更进一步，我对专技哲学发生若干兴趣。最近五年来，我对人理学（humanics）也发生兴趣。由这一兴趣，导引我接近海耶克（）和波柏尔（）的学说。
　　千回百折，我的运思和为学，分析到底层，是受这三个条件的主导：
　　第一，现代逻辑的工作者所说的逻辑。
　　第二，自休谟（　）以降的经验论者所说的经验以及美国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用之结合。
　　第三，必要时，价值观念，尤其是道德价值观念。
　　但是，价值泛滥会使人头脑不清，并且可能形成人间的灾害。所以，我们在作价值判断时必须谨严地约束自己。
　　这三个条件对我运思和为学的主导作用，在本书里处处可以看出来。我在从事构作这本书时，除了这三个条件以外，其余的任何因素即令并非不在考虑之列，也只在次要的考虑之列。
　　正因如此，也许有些读者站在他们自己的基线上来看，这本书里所写的古也不是，今也不是，中也不是，西也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也不是。然而，如果他们能够真正把握住我在这里所列三个主导条件，那么他们就会明了古、今、中、外这些格式在我的思程里毫无地位，一点也不起作用了。至于乐观和悲观，那更是小学生的情绪。就我二十多年来由实际的思想工作而得到的实际经验来说，这些格式根本就是一个一个的观念和思想的监狱。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被关在这些监狱里，像笼中的麻雀似的，要飞也飞不出来。实在是可怜得很！我们运思在求通，求通在求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只要想通了就行，管它古、今、中、外、乐观悲观做什么呢？一个真正能思想的人，任何不相干的因子都拦不住他的运思。我们要想得通，必须贯彻一个原则：”关于道德价值，范畴显然不同，“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经验的平层上，重新处理。经验知识有助于道德价值的建立。
　　如果读者确实把握着上述的基层，那么他在看这本书时，可能觉得古也是，今也是，中也是，外也是。蜜蜂所要采的不是花，蜜蜂所要采的是蜜。如果读者对于我这本书想要得到深进层的了解，至少不引起不必要的曲解或是误会，那么他必须了解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那些底蕴。如果他要了解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那些底蕴，那么我希望他读读我写的《思想与方法》一书，尤其是这书的“导论部”。
　　多少年来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分析告诉我，人间的一切想望，如果不放在一个理智的水平上，那么很可能大都是海市蜃楼。如果有一个亚波罗（Apollo），又有一个岱俄尼塞斯（　Dionysus），那么我宁愿跟着亚波罗走。我深知道，在这种岁月，亚波罗是够寂寞的。他变成森林里古堡前的一座石像，然而，他永恒，他经得起风吹雨打。在这个地球上将近三十亿的人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也很少人确知他什么时候死亡。人的生命像是漂木。个人的生命像一片漂木。群体的生命像一团漂木。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生命从哪里漂来；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生命将漂向何方。与生命的洪流比较起来，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是多么渺小和短暂。每一个人有而且只有一个一生。这一个一生极容易像朝露般地消失在广漠的时空里。可是，这并不构成生命的“无常”之感。只要我们紧紧把握着现今的实存，努力充分发展自我，我们便在“有常”之中，便有人生的真实感。“我思故我在。”我肯定自己，所以我存在。真正爱惜此生的人，何不尽他的能力之所及，做些对他同时的人有益的事？何不留点可能的好影响给后来的人？就我来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并且是以思想、读书和教书为专业的人，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我所思想和研究的写出来，引起大家对这本书所涉及的问题之思索与研究的兴趣，让荒芜而又枯干的思想和学术的原野长出新绿的草。这也许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今后有些益处吧！我愿意在这一原野上作一名拓荒者。太遥远的景象我看不到。我希望我在这本书里所作的展望能在今后五十年或一百年内露出些端倪。
　　这本书在心灵鼓励、资料征引和出版方面，都有许多朋友及学生的生命在内。我现在衷心感激他们。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1）
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是吾人对于生命、社会及其制度之全部展望。世界观又是一个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是以全体为对象，或以已知的或可知的东西为对象。　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或群体所定的文化公设（cultural　axioms　of　groups），或者是格兰维勒（　Joseph　Glanvill）所说的“意见的气候”。既然如此，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当做现成的东西来普遍接受的。于是，它既不能证明，也不需证明。它只能在长时期里发展，而很少受理论的影响。依此出发，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观察或解释他或他们所在的世界。这里所说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是世界观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地球上，许多伟大的文明个别地创造了不同的世界观。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各有其不同的特色。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是怎样的一种世界观呢？这可以从它投射的符征系统、对外态度、对己认识等等方相（aspects）观察出来。
　　中国文化发展出一个观念，就是自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a　self…sufficient　system）。在这个系统里，不仅一切人理建构是优于一切，而且实际的物质生活之所需也无待外求，外人则必需中国的货物。　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中，中国与外国于一八六一年以前根本不曾有过近代意义的外交。中国根本感觉不到有何正式外交之必要。这并不是说，在一八六一年以前中国与外国未曾有过实际的交涉。有的，可是这些交涉都是从“天朝君临四方”的态度出发，来“以大事小”。复次，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也不是没有和外国通过商。但是，“上国”视那些通商行为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商贾小民细事，从来没有把这类事情放在核心价值的地位。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在陆路和水路都有许多接触。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屡次遣派使节到中国来，要求订约通商，而清朝的政府把他视为进贡的使臣，命令他们向皇帝或御座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节。这些使节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只好勉强遵从。一七九三年，英国遣派特使马嘉尼（Macartney）到中国来谈判通商与传教事项。清朝政府又援前例把他视作进贡使节，要他打起“英吉利朝贡”的旗字。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赐见，又要他行臣下觐见皇上的大礼。岂知这位“英夷”跟从前的那些“夷人”不同，坚持不肯。经双方再三磋商，算是用谒见英王的礼节谒见乾隆皇帝了事。因此，马嘉尼弄得空手而回。
　　一八一六年，英国遣派使节阿门赫斯（　Amherst）来中国办交涉。